少年豪气 “任侠” 书家

如果我们要诠释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就不仅要了解其笔墨技巧，而且还要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如果要走进他的内心世界，那末就得细心体察他的人生空间和心路历程，了解他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以及他在书学上的审美意向和价值判断。作为了解宋克的切入口，任侠精神是一个关键。宋克的一生充满任侠精神。如果说少年任侠，表现在尚武、壮游、重恩义、树功业上，那末他又如何将这些襟韵、理想化入自己的书法艺术中的？
他的友人、明文学家高启作 《南宫生传》中说：
南宫生，吴人，伟躯干，博涉书传。少任侠，喜击剑走马，尤善弹，指飞鸟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养宾客，及与少年饮博游戏，尽丧其资。逮壮，见天下乱，思自树功业，乃谢酒徒，去学兵，得风后 《握奇》阵法。将北走中原，从豪杰计事。会道梗，周流无所合。遂溯大江，游金陵，入金华、会稽诸山，搜览瑰怪；渡浙江，泛具区而归。家居以气节闻，衣冠慕之，争往迎候，门止车数十辆。生亦善文，无贵贱皆倾身与相接。
文中“风后”,相传为黄帝的宰相； “《握奇经》”,指托名风后所写的兵法书； “具区”,指太湖；“衣冠”,指世族、士绅。该文活现出一个任侠的宋克形象。《南宫生传》接着说，后来宋克似乎厌倦了这些生活，转而由任侠走向书家：
久之，稍厌事，阖门寡将迎。辟一室，庋历代法书，周彝、汉砚，唐雷氏琴，日游其间以自娱。素工草隶，通钟王，患求者众，遂自閟，希复执笔。歆慕静退，时赋诗见志，怡然处约，若将终身。
从广为交流，至闭门自娱书艺、画艺、诗艺，生活经历似乎一变，但其气质未变，在书学之路仍是豪侠纵横。宋克的老师是饶介，杨士奇云：“介之攻书法，擅名当时，宋仲温、宋昌裔皆出其门。”(《书林藻鉴》)饶介倜傥豪放，张士诚据吴，慕其名，以为淮南行省参知政事。家住采莲泾上，日以觞咏为事。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称其书圆劲畅朗，神追大令。《书史会要》称其草书亦飘逸。宋克和其师性格颇相近，他们书学理想都是“不止于圣不止也”,可以说宋克从其师那里接受了非常丰富的书学营养。但这仅是宋克成功的一个因素。宋克学书非常用功，《明史》上记载，“克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但是他的成功还在于其头脑清醒，眼光十分锐利，以一种任侠的豪杰气概，背离当时赵字的束缚之网，另拓天地。
宋克处在元末明初这一历史时段，其时书家大都浮沉在赵孟頫的余波中。当时有几派： 一是以杨维桢为代表，学赵的笔法，而因生活在动乱中，也表现出一些动乱的姿态来；二是以危素、宋濂为代表，继承赵的小楷书风，仍走规矩路；三是以倪瓒、宋璲瘦劲古逸的风神取胜，离赵较远一些。而“其中离得最远的要推宋克。宋克在举世都被赵字的波涛卷进之时，单独另走一路去写章草，以一种瘦挺的笔画改易了古章草的肥厚姿态，成为新的面貌。这表现了他独立不倚的豪杰气概”。(参见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可以说这正是宋克任侠精神在书学上的反映。他从少年的俊爽不群，到书学上的独立不倚；从少年时的欲树功业，到书学上业精名显，他的任侠精神、豪杰气概是相沟通的。
评论者多看到宋克这一书艺精神。韩玉涛 《中国书学》道： “他以豪侠的气概打入书坛，风靡一世的赵子昂书当然不在他的眼下。要复古就复真正的古： 小楷学钟繇，草书学王羲之，章草学皇象、索靖。经过多年的刻苦探索，他成功了，他的草书达到 ‘鞭驾钟王，驱挺颜柳’的高度。为什么呢？原来他把章草、今草、狂草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他自己的草书，所谓 ‘合章、今、狂而一之’(于右任 《跋宋克〈杜甫壮游诗〉卷》)。看他写的 《杜甫壮游诗卷》,‘莹净若洗，劲气若削’(商辂跋语),简练干净，笔力千钧，真不愧为豪侠之书。”确实他的任侠、他的气概、他学的剑法、阵法也一一沟通了他的书法，这是一位 “任侠”的书家，创造出豪杰之书艺！
明初闻名于书坛的是“三宋”,即为宋克、宋广、宋燧。宋广，生卒年月不详，字昌裔，河南南阳人，曾任沔阳同知，工书擅行、草，体兼晋唐，气势翩翩。明代都穆《寓意编》说： “广与宋克、宋燧俱以善书擅名，人称 ‘三宋’,然评者谓广书较之 ‘二宋’不逮，以其笔之联续不断非古法也。”宋燧(1344—1380),宋濂之子，字仲珩，洪武九年召为中书舍人，因兄子慎坐胡惟庸案牵涉，并死。宋燧精篆、隶、真、草书，书艺造诣很高，方孝儒《逊志斋集》曾称其：“草书如天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涧渡险，不动气力。虽若不可踪迹，而驰骤必合程矩，真可凌跨鲜于、康里，使赵公见之，必有起予之叹。”又曰：“仲珩书兼待文敏(赵)、子山(康里)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骥奔行，不蹑故步，而意气闲美，有踧蹋凡马之势，当今推为第一。”但是这颗书学的慧星，其生命太短促，只度过三十七岁，匆匆划破书学天空，还未来得及再放一段异彩，便陨落了。而宋克以其卓越的书艺被推为“三宋”之首。
明初书坛又有 “三宋二沈”之说，而宋克对“二沈”影响很大。当时松江书学崛起书坛，其中沈度、沈粲二兄弟特以豪翰际遇文皇明成祖，深受宠爱。入官禁近，屡迁为翰林学士，谓大小学士，而其中沈度又被太宗称为“我朝王羲之”。“二沈”的书学渊源出于宋克、陈文东。
陈文东，名璧，号阳谷生，系华亭人。书艺与 “三宋”齐名。明孔辅等 《华亭志》云： “以文学知名，尤善篆，隶、真、草流畅快健，富于绳墨。洪武间以秀才任解州判官，调湖广。”明李东阳《怀麓堂集》说： “文东国初名笔，松人宗之。”而陈璧的书艺是深受宋克的影响，宋克曾传授笔法给他。《松江志》曰：“宋克游松江，陈文东尝从授笔法，吴僧善启谓宋笔正锋，陈多偏锋，以是不及云。”可见宋克的书法对松江书艺影响之大。
但是，也正因宋克深刻地影响了松江派书学，而几被视为恶札之祖。众所周知，“二沈”被看作 “台阁体”的典型书家，因他们的书法为当时士大夫争相学之，竞相模仿，习气亦最甚，靡靡之格，遂成馆阁之体，为当时的书艺弊病，且对后世也影响很大。王文治 《论书绝句》云：“沈家兄弟直词垣，簪笔俱承不次恩。端雅正宜书制诰，至今馆阁有专门。”
松江书派由 “二沈”而至“两钱”已是徘徊相因，成为一种“云间字习”。“两钱”之一是华亭人钱溥，字原溥，成化中为南京吏部尚书。明王世贞 《三吴楷法跋》 曰：“原溥书盖宋仲温派也。”之二为华亭人钱博，字原博，溥之弟，授南京刑部主事，终四川按察使，工书。王世贞《艺苑卮言》曰： “钱博真行出自宋仲温。”明詹景凤在《詹氏小辨》中评曰： “国朝楷、草推三宋，首称仲温，然未免烂熟之讥，又气近俗，但体媚悦人目尔，二沈两钱承之，益就纤浓，遂成云间字习。”总之，松江书学后来失去了生机，俗态充斥。但宋克是否该承当此“恶札祖”之书学罪名呢？古人早有为其辩护者，王世懋云： “仲温在胜国时，以书名云间，其源出章草，后二沈扬波云间，士人比比学之，至钱原博辈滥觞，几以仲温为恶札祖，此世人不多见宋书，从其末流论也。”(马宗霍 (书林藻鉴》)
宋克对明中期吴门书派的崛起也有深刻影响。宋克的创新求变精神，追踪魏晋、上逼钟王的豪杰气概，均为吴门书家所崇。吴门书家吴宽就称道： “克书出魏晋，深得钟王之法。”而吴门书派首领祝枝山更以一种极其虔敬的心情礼赞： “克书如初筵见三代卣彝，盖有天授，非人工也。”(均见《书林藻鉴》)不仅如此，宋克的影响还一直绵延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