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下》

6·1 陈代曰^①：“不见诸侯，宜若小然^②;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③。’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④，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⑤。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 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⑥，终曰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⑦。’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⑧。’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⑨，终曰不获一；为之诡遇^⑩，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¹¹⁾”我不贯与小人乘⁽¹²⁾，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 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释〕 ①陈代：孟子弟子。②宜若：似乎。小：小节。③枉：屈。直：伸。寻：八尺。④旌：用彩色羽毛装饰的旗子。按礼仪，以旌召大夫，以皮冠招虞人。齐景公做法不合礼节，所以虞人没有来。⑤元：脑袋。⑥赵简子：晋国的卿。王良：著名的御者。⑦贱工：拙劣的工匠。⑧掌：专执掌。⑨范：规范，法度。⑩诡遇：不合规范、法度。(11)“《诗》云”以下两句：出自《诗·小雅·车攻》。(12)贯：同“惯”。

6·2 景春曰^①：“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②?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③。”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 子未学礼乎？ 丈夫之冠也^④，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⑤：‘往之女家^⑥，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⑦，贫贱不能移^⑧，威武不能屈^⑨，此之谓大丈夫。”

〔注释〕 ①景春：孟子时的纵横家。②公孙衍：魏国人，战国时纵横家。张仪：魏国人，战国时著名纵横家，主张连横，瓦解齐楚联盟，强大了秦国。③熄：同“息”，太平，战事停息。④冠：古代男子到了二十岁要举行加冠礼。⑤戒：同“诫”，告诫。⑥女：同“汝”。这里的“女家”指夫家。⑦淫：乱其心。⑧移：变其节。⑨屈：挫其志。

6·3 周霄问曰^①：“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②，出疆必载质^③。’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④。’”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⑤，夫人蚕缫以为衣服^⑥。牺牲不成^⑦，粢盛不絮，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⑧?”

曰：“晋国亦仕国也^⑨，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注释〕 ①周霄：魏人。②皇皇：惶惶不安。③质：同“贽”，古代初次见面所送的礼物。④吊：哀伤，悲伤。⑤粢盛(zī chéng)：盛于器皿中的祭祀用的米食。⑥缫(sāo)：从茧中抽丝。⑦成：同“盛”，丰盛。⑧耒耜：农具。⑨仕国：易于出仕的国家。

6·4 彭更问曰^①：“后车数十乘^②，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③，不以泰乎^④?”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⑤;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⑥，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⑦，以羡补不足^⑧，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⑨。于此有人焉，入则孝^⑩，出则悌⁽¹¹⁾，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 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¹²⁾?食功乎⁽¹³⁾?”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¹⁴⁾，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注释〕 ①彭更：孟子弟子。②后车：跟从的车子。③传食：转食，辗转就餐。④泰：奢侈，过分。⑤一箪(dān)食：竹筒盛的食物。⑥事：事功。⑦通功易事：不同行业互相交换产品。⑧羡：有余。⑨梓匠：木工。轮舆：造车匠。⑩孝：孝顺父母。(11)悌：顺从兄长。(12)食志：因为目的酬劳。(13)食功：因为贡献酬劳。(14)画墁(màn)：弄脏墙壁，胡乱刻画。

6·5 万章问曰^①：“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②，则如之何？”

孟子曰：“汤居亳^③，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④。’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⑤。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⑥，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⑦，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⑧，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⑨，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⑩，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¹¹⁾，东征，绥厥士女⁽¹²⁾，匪厥玄黄⁽¹³⁾，绍我周王见休⁽¹⁴⁾，惟臣附于大邑周⁽¹⁵⁾。’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¹⁶⁾。《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¹⁷⁾，于汤有光⁽¹⁸⁾。’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注释〕 ①万章：孟子弟子。②恶：憎恨。③毫(bó)：在今天的河南商丘。④粢盛(zī chéng)：盛于器皿中的祭祀用的米食。⑤馈：送。⑥要：拦截。⑦饷：送的食物。⑧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指汤征讨葛。⑨非富天下也：不是因为贪图天下的财富。⑩载：开始。(11)有攸不惟臣：有个攸国不愿臣服。(12)绥：安抚。厥：指代他们。士女：男女。(13)匪：同“篚”，竹筐。玄黄：黑色和黄色的绸子。(14)绍：继续。休：美好。(15)大邑周：对周的尊称。(16)取其残：去掉残害人的君主。(17)张：张大。(18)有光：更加辉煌。

6·6 孟子谓戴不胜曰^①：“子欲子之王之善与？ 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②，则使齐人傅诸^③，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④，虽曰挞而求其齐也^⑤，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⑥，虽 曰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⑦，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 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 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⑧?”

〔注释〕 ①戴不胜：宋臣。②之齐语：说齐国话。③傅：教。④咻(xiū)：喧哗。⑤挞：打，责打。⑥庄岳：齐街、里名。⑦薛居州：宋臣。⑧如：将。

6·7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①，泄柳闭门而不内^②，是皆已甚^③，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④，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⑤，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 曾子曰：‘胁肩谄笑^⑥，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⑦，非由之所知也^⑧。’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注释〕 ①段干木：贤者。魏文侯登门要见他，他翻墙躲避。辟：同“避”。②内：同“纳”。③是皆已甚：这都太过分了。④阳货：鲁国大夫。恶：嫌恶。⑤瞰：窥探。⑥胁肩：耸肩表示恭敬。谄笑：强行装出来的笑容。⑦赧(nǎn)赧：因惭愧而脸红。⑧由：子路的名。

6·8 戴盈之曰^①：“什一^②，去关市之征^③，今兹未能^④，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⑤，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⑥，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注释〕 ①戴盈之：宋国大夫。②什一：什一税，一种低税率。③去：免除。④今兹：今年。⑤攘：偷窃。⑥损：减少。

6·9 公都子曰^①：“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我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②，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③。《书》曰：‘洚水警余^④。’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⑤，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⑥，坏宫室以为污池^⑦，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⑧。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⑨、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⑩，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¹¹⁾，文王谟⁽¹²⁾! 丕承哉⁽¹³⁾，武王烈⁽¹⁴⁾! 佑启我后人⁽¹⁵⁾，咸以正无缺⁽¹⁶⁾。’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¹⁷⁾，处士横议⁽¹⁸⁾，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¹⁹⁾;墨氏兼爱，是无父也⁽²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²¹⁾。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²²⁾，距杨墨⁽²³⁾，放淫辞⁽²⁴⁾，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²⁵⁾。’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²⁶⁾，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注释〕 ①公都子：孟子弟子。②氾：同“泛”。③营窟：相连为窟穴。④洚水：洪水。洚，河流冲出河道。⑤菹(jiē)：多水草的沼泽地。⑥代作：代有兴起。作，兴起。⑦污池：深池。⑧沛泽：草木丛生的沼泽。⑨相：辅助。⑩飞廉；纣宠爱的臣子。海隅： 海滨。(11)丕： 大。显：显明。(12)谟： 策略。(13)承：继承。(14)烈：功绩。(15)佑：帮助。启：启发。(16)咸：都。正无缺：正确没有缺点。(17)恣：放纵。(18)处士：未出仕的士人。横议：胡乱发表言论。(19)无君：杨朱提倡“为我”、“贵生”，主张看重自己的生命，所以孟子认为他眼中没有君王，是“无君”。(20)无父：墨翟提倡“兼爱”，即爱无差等。孟子因而认为墨翟没有亲疏差别，是眼中“无父”。(21)充塞：阻塞。(22)闲：捍卫。(23)距： 同“拒”，排斥。(24)放：贬斥，驳斥。(25)承：当，抵制。(26)诐(bì)行：不正、邪僻的行为。

6·10 匡章曰^①：“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②? 居于陵^③，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④，匍匐往，将食之^⑤;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⑥。虽然，仲子恶能廉？ 充仲子之操^⑦，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⑧?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⑨，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⑩，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¹¹⁾曰：‘恶用是鶃鶃者为哉⁽¹²⁾?’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¹³⁾。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 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注释〕 ①匡章：齐国人，担任过将军，和孟子是同时代人，两人可能是朋友。②陈仲子：齐人，也叫做“田仲”。③於陵：地名，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④螬：金龟子的幼虫。⑤将：持，取。⑥巨擘：大拇指，这里指了不起的人物。⑦充：完全做到。⑧盗跖：春秋时有名的大盗。⑨辟：绩麻。纑(lú)：练麻。⑩辟：同“避”。(11)频顣(cù)：同“颦蹙”，形容愁眉苦脸，不高兴的样子。(12)鶃(yì)鶃：鹅的叫声。(13)哇：呕吐。

【鉴赏】 这一篇较完整地体现了孟子的历史观。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即发表自己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三国演义》开首便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民谚中也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说法，这些都是对历史发展的简单表述。其实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历史的发展变化，其中第一个高峰应是先秦诸子时期。为了总结人类古往今来的进程，论证社会治乱的根源，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汉书·艺文志》)，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是三代，尤其是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以周为现实政治的楷模，因此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的礼仪制度；道家主张返回到原始社会中去，建立一种无私寡欲、清静无为、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法家的历史观比较进步，分历史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主张法后王，反对今不如古的观点；孟子则“言必称尧舜”，极力推崇尧舜时期的丰功伟绩，向往着“使民有恒产”、“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的理想社会。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公孙丑下》)，尧舜至汤、汤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其间各距五百年，在孟子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大体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每五百年必然要有圣王出现来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建立太平盛世，在此期间，也一定会有显赫人物来辅佐圣王。这是孟子考察历史的起始点，是他认真考察了以往历史的发展后所得出的结论。虽然这只是孟子对其以前短暂历史现象的简单描述，有其历史局限性，被后代历史所否定，但他却给后人以启示。抛开其间唯心主义的看法和时代局限性，人类历史的发展，历朝历代的迭兴，特别是新王朝的建立，的确是依靠贤明君主的出现和有智谋与胆识的人的辅助的。从这一点上看，孟子不愧为先知先觉，他对历史发展的预见性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与此相联系，孟子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勾勒出了历史发展的大轮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孟子根据尧至战国中期这段史实，得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治”、“乱”相互交替的历史。他还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离娄下》)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其流风余韵，经过五代，必会断绝。纵观历史，社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按照治乱交替的规律向前运动的，一个朝代总是由兴至衰，由治到乱，最后被灭亡，然后另一个朝代又以同样的模式走完自己的历程，整个历史的发展呈波浪起伏的治乱交替状态。但孟子受条件的限制，认为从乱到治的时间大致在五百年，从西周初年天下大治到战国中期已经七百多年了，因此他对天下大治的迟迟不肯到来不能理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公孙丑下》)。没有办法，他只能到上天那儿去寻求答案，把责任归之于上天，认为“天不欲平治天下”(同上)。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第一个提出了治乱交替的历史演变模式，对后代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其后的阴阳家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以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形式，来比附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以黑统、白统、赤统“三统”循环来说明王朝更替现象等等，都是在孟子治乱交替历史观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他们不同程度地走进了历史循环论。孟子治乱交替的历史观在下层百姓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江山轮流坐，今朝到我家”等等都是孟子历史观的演绎。

孟子还特别重视君主的作用，认为在人类整个历史进程中，天下的安危都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这就是孟子著名的圣贤史观。如果君正了，全国上下便会自然而然地走上正道，国家就太平；如果君不正，全国上下就会走上邪路，国家就会不安定。国君是社会的核心，正像孔子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国君的作风好比风，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在儒家看来，贤君、英雄人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道德修养，他们的善心仁政，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和天下的安危。古往今来，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贤明的君主的确能开一代之风，建立起宏图伟业，使天下太平，百姓和乐。像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清朝康熙帝、乾隆帝等等，他们的丰功伟业，为世人仰慕。但历史上这样的君主毕竟是少数，孟子犯的更大错误，是片面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他们是历史的主宰，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陷入了唯心史观。正是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作用，孟子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孟子的自信与豪迈足以使人敬佩，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努力游说君王实行自己的学说，他幻想着依靠一己单薄之力来拯救天下，却未免流于幼稚与不成熟，所以当理想被现实撞得粉碎时，孟子只能独善其身，回家著书立说了。

虽然在孟子看来国家安危系于君主一人之身，自己的主张要得到推行也须经由君主作出决定，但他没有像同时代的纵横家们一样，急匆匆地跑到国君面前推销自己，而是一切都要按礼仪来，不肯稍有偏离。本篇开头，孟子的弟子陈代提出“枉尺而直寻”的建议，以为为了达成人生的大目标，在礼仪问题上稍稍做些让步是很值得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以自身行动为这种成功方式投上了一张赞成票！但孟子坚决反对这种破坏原则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虽然表面上是对崇高人生目标的追求，实际上却已被对利益的追逐所取代，而“利”不应当是君子追求的第一目标。并且在他看来，“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滕文公下》)，自己已然偏离了自己推行的正道，又如何能去矫正别人的行为呢？这真可谓是赤裸裸的真理，而我们所强调的“以身作则”的道理就在于此。孟子接着所提到的君子出仕问题也是基于同样的标准。古代的君子们虽急于出仕事君，但对于“不由其道”则恶之，这又与后世某些人利禄熏心不惜买个官来做的行为形成鲜明比照！ 君子最初的仕进目标乃是为大道得行、为百姓得救，但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人们竟逐渐丢弃了本心，舍本逐末而孜孜不怠，若令圣人有知，不免愤慨！ 而有人却羡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威力”，便称这些人为“大丈夫”。孟子针对此种现象，提出了一个有名的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此言对后人多有激励，每当民族危难之际、国家倾危之时，总有这样真正的“大丈夫”挺身而出，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流中此一脉始终未有断绝。

孟子的目光在上溯历史的同时，也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看得十分透彻，他概括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滕文公下》)，紧接其后，是对与儒家思想最相对立的杨墨两家的批评斥责，由此可窥见，当时的不同学术派别间争论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学术上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治理天下的方法上的差异。孟子在对古今事实的参详中，发现了治乱交替的规律，并当仁不让地主动承担匡正天下正道的重任，自剖心迹道：“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同上)既然决定了做这件难事，他就不能不采取一定的方法。在当时，可行之事无非是游说君王、与其他诸派代表进行辩论及著书立说等，但这些事情如果没有较好的才辩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而且当时的纵横之士多是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格局，辩术的应用在当时达到了顶峰。孟子身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大环境之中，又肩负劝行仁义的重任，却不得不遵循这个以辩术行天下的社会习惯，这就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内在原因。后人自当明了这点，不能将其与那些徒弄口舌的好辩分子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