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孟子·告子下》 |
释义 | 《孟子·告子下》12·1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①:“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 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②,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 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③,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④。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⑤?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⑥? 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⑦,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⑧,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12·2 曹交问曰①:“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 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②,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③,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④,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 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⑤,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 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12·3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①:‘《小弁》②,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 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③。《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④?”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⑤。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12·4 宋牼①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②,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③。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④。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12·5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①,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②,储子为相③,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④。” 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 曰:“非也。《书》曰⑤:‘享多仪⑥,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12·6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①,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②,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③,子柳、子思为臣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⑤,而河西善讴⑥;绵驹处于高唐⑦,而齐右善歌⑧;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⑨,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曰:“孔子为鲁司寇⑩,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11),不税冕而行(12)。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13),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12·7 孟子曰:“五霸者①,三王之罪人也②;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③,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④,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⑤,则有让⑥。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⑦。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⑧,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⑨,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⑩。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11),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12),取士必得(13),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14),无遏籴(15),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16)。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12·8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①。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②,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釐所不识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③。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 在所益乎? 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 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12·9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①,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12·10 白圭曰①:“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②。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③,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④,无君子⑤,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12·11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①,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12·12 孟子曰:“君子不亮①,恶乎执?” 12·13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①。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②。”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③,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④,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⑤。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12·14 陈子曰①:“古之君子何如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②,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12·15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①,胶鬲举于鱼盐之中②,管夷吾举于士③,孙叔敖举于海④,百里奚举于市⑤。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⑥,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⑦。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⑧,而后作;征于色⑨,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⑩,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2·16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鉴赏】 《告子下》篇看似内容庞杂,实际是从学习和生活实践的角度,对上篇“性善”理论的深入剖析,其中心线索就是“信”。 孟子在本篇中讲到:“君子不亮,恶乎执?”亮,就是信。孟子把信规定为君子的为人准则,认为做人处事不讲诚信,随随便便,没有原则,是什么也把握不住的。信,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之一,《论语·为政》讲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学》言曰:“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孟子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把诚信观应用到个人修养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在对待历史上,孟子提出失信乱国的观点。他与儒家前人一样,厚古薄今,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礼崩乐坏、王道式微,将变革的原因片面地归结为人心不诚。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这样评价道:“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在孟子看来,先王的礼法制度符合仁善之道,是治世的最高准绳,只有人人尽职尽责,遵守自己应守的礼法,天下才能和谐安宁。而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是诸侯僭行天子之礼;“今之诸侯”违背五霸时的束牲誓盟,是不守君子的为人之道;谏君之恶、导君正道是大夫辅佐君王的本分,而“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是没有恪守自己的职责,这三种做法都是不讲诚信,是导致天下大乱的原因。诚信,《中庸》篇又称作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儒家把诚视为圣人的品格,是秉天执善,所以孟子对“不亮”的做法深恶痛绝。憎恶战乱、渴望和平、怀恋先王治世,是当时人的普遍情感,孟子希望通过“王道”、“仁政”的政治主张,挽救日益颓下的世风,找回往日的安宁,这当然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幻想成分,但他由人性分析人手,强调诚信的做人原则,敢于批判当时的诸侯、大夫,提出顺乎民意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他注意到大道的崩坏是从上到下逐步蔓衍的,要纠正这股歪风,也就必须自上而下逐步实行,也就是要从个人修身开始。 其次,孟子强调君子要保持一定的操守,无论何种情况,都要坚信自己的信念,恪守自己的道德准则,这就是诚信的表现。 本篇是从顺不骄和败不馁两方面加以说明的。如当陈子询问“君子何如则仕”时,孟子回答说“就三去三”,即敬以礼,行其言则就之,虽有礼而言弗行则去之;其下,言未果但迎之致敬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再下,国君虽不用不敬,但能周济天下、善待臣民的,也可以接受。这三种情况尽管境界高低不同,但都有一定的基础,基础一旦不存在就须离去,而行善道是最基本的条件,这就是君子的操守和界限所在。孟子认为,君子人仕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功名和利益,而是要实施仁政以兼济天下,造福百姓,这是君子应当信守的使命。 宣扬仁善,兼济天下,是儒家士人的宏伟志向,可谓任重道远。曾子曾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见《论语·泰伯》)。孟子深知承担这一使命的艰辛,因此他格外强调君子要在逆境中接受磨练和考验。他如数家珍,列举了六位古代先贤艰苦的成功经历,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来激励自己在逆境中奋起,而他“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经典性论述,成为无数后人经常引用的至理名言。孟子磨练意志的主张,与他“至大至刚”的“大丈夫”个性有关,这也是肇始于《周易》的中国人“忧患意识”的体现。 第三,在社会实践中,孟子的诚信观又表现为动机与实效的统一。 政治上孟子主张仁政、王道,对为君辟土谋富、约国强战的臣子,他贬斥为“民贼”,称不仁不道而求富求强的国君为“富桀”、“辅桀”,而以用兵为能的慎子,被他激烈地谴责为“殃民”。得知鲁国将重用乐正子的消息,竟然兴奋得“喜不能寐”,不是因为乐正子能力超群、善于思考、博学多闻,而是由于“好善”。他认为这表明统治者有了好善的意向,会吸引许多有能力、有德行的贤人前来辅佐,于是仁政思想就有了实施的希望。 在具体事物上,孟子格外强调动机的纯正性。本篇第四章讲了宋牼要去楚国调解秦楚构兵的矛盾,当宋牼告诉孟子将“以利说之”时,孟子对其止兵之志给予了肯定,而对其手段提出了批评,认为臣以仁义事君,当言以仁义,不当言利。同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不同的出发点,孟子重视纯正的动机,是强调仁义思想的内在性,是一种对自己信念的诚信。对此,朱熹特别强调:“学者所当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集注·告子下》)然而君子做事的动机,有时是一般人不能察识的。如“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一段,对“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的深层原因作了剖析,表明君子做事的得体和智慧。针对屋庐子关于“见季子而不见储子”的询问,孟子解释了自己为礼不为势的深层原因。孟子重视善的动机,也强调善的效果,当魏国大臣白圭欲以二十取一的税法取代什一税时,孟子认为不符合国情,什一税是恰当的,过高会损伤百姓利益,过低国家就无法具备应有的礼仪。动机正确但不利于国家礼治建设,孟子是不赞成的,但是有利于本国而危害他国,孟子也坚决反对。白圭自夸治水之功,孟子对其不顺水道,以邻国为壑的恶劣行为给予了揭露。据《汉书·沟洫志》介绍,当时齐、赵、魏等国均沿黄河,赵、魏地势高而齐地势低,故这些国家竞相筑堤护卫本国,致使“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这虽然有利于本国,但对别国却造成灾害。由此可见,孟子倡导性善,是兼善天下的博爱思想,他的动机论,体现的是性善理论的内化,对效果的追求,是性善理论的外化,认为只有做到内外统一,才真正是对性善信念的诚信。 最后,孟子对其理论的阐释也体现出诚信原则。世人把礼之轻与食色之重进行比较,怀疑礼的重要性。孟子批评这种理解方式是舍本逐末,认为礼与饮食、性欲各自内部都有轻重大小之别,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不恰当的比较而怀疑礼的重要性。曹交局限于文辞的表面意义,对“人皆可为尧舜”的著名论题产生疑问。孟子认为其思维过于死板,理解这句话不能死抠字眼,而是要从言外之意的角度,把它看作一种修养境界,因为能否达到这个境界,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有没有决心去做,为善为恶都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淳于髡觉得孟子在齐国任职无益于国政,对贤人的作用提出质疑。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为例,消除了他的疑虑,进而指出对仁、贤的界定,不能只拘于名实的表面,而要从本质上看是否符合仁义之道。通过与弟子讨论《小弁》和《凯风》的思想感情,强调学《诗》应当结合诗的具体创作背景,这是他“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万章上》)的治《诗》方法的具体例证,虽然他是借评价诗歌的思想感情阐发其道德观点,但这种领悟诗歌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影响深远。 孟子解读经典的辩证性,不仅丰富了他的理论,增加了说服力,而且在复杂的现实生活面前,也具有了灵活性和普遍意义,从而成为传统文化思想中独树一帜的奇葩。 此外,本篇还反映了孟子教育方法的多样性,既有不厌其烦的理论解说,又重视现实生活中的身教和启发,还特别提出不诲之诲的方法,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个人悟性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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