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法的再认识

如何认识书法艺术的地位，这是唐人所关心的问题。唐太宗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论书》)孙过庭以为： “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豪厘，沦精翰墨者也。夫潜神对弈，犹标坐隐之名；乐志垂纶，尚体行藏之趣。讵若功定礼乐，妙拟神仙，犹挺埴之罔穷，与工炉而并运。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赜，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鉴者挹其菁华，固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赏，岂徒然与！”(《书谱》)他们都首先认为书法只是一种技艺，因而不免“小道”之讥，然而与其他技艺相比，则它并非无益，孙过庭更论及了书法的实用价值和鉴赏价值，因而认为贤达之士应兼通书艺。张怀瓘对书法的认识与他们不同，他从更高程度上肯定了书法的地位。其《文字论》中说：
文字者总而为言，若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谓之曰文。母子相生，孳乳寝多，因名之为字。题于竹帛，则目之曰书。文也者，其道焕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城阙朝仪，人之文也。字之与书，理亦归一。因文为用，相须而成，名言诸无，宰制群有，何幽不贯，何远不经？可谓事简而应博。范围宇宙，分别阴阳，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沃瘠之可植，是以八荒籍焉。纪纲人伦，显明君父，尊严分别而爱敬尽礼，长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阐 《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世之贤达，莫不珍贵。
张怀瓘从两个方面对书法的崇高地位加以肯定。第一，他以为书法是通乎自然之道的。书法与文字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字之与书，理亦归一”。文字是与天道、地理、人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表现相一致的，古人往往以为客观存在的自然之文乃是人类藉以产生文字的根本，如《文心雕龙 ·原道》中就发挥了这种思想：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 山川焕奇，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我们所以要引征刘勰的这段话，是因为其中的观点与张怀瓘的意见是极相似的。刘勰意在从自然的本原上去抬高文的地位，而张怀瓘则以此来论文字和书法。在他看来，文字书法是通乎大道的，有了它，自然界与人世间的一切便有了名目次序，得以区分，故说它具有“范围宇宙，分别阴阳”的作用，这正是书法的价值所在，“其道焕焉”,从而他提出了 “书道”的观念。他说： “臣闻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虑以图之，势以生之，气以和之，神以肃之，合而裁成，随变所适，法本无体，贵乎会通。观彼遗踪，悉其微旨，虽寂寥千载，若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兴，可以默识，不可言宣。亦犹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见而以知，启其玄关，会其至理，即与大道不殊。夫经是圣文，尚传而不秘；书是妙迹，乃秘而不传。存殁光荣，难以过此，诚不朽之盛事。”(《六体书论》)他以为书道玄妙，“与大道不殊”,它与圣人的经文相表里，是自然与人心会通的表现，然其趣幽微，非言语可形容，须心悟神契，故其《书议》中说： “昔仲尼修 《书》,始自尧、舜。尧、舜王天下，焕乎有文章，文章发挥，书道尚矣。夏、殷之世，能者挺生。秦、汉之间，诸体间出，玄猷冥运，妙用天资。追虚捕微，鬼神不容其潜匿；而通微应变，言象不测其存亡。奇宝盈乎东山，明珠溢乎南海。其道有贵而称圣，其迹有秘而莫传。理不可尽之于词，妙不可穷之于笔，非夫通玄达微，何可至于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叙而论之。”可见他对书道的推崇极高，以为书法自它的产生之日起便有了玄妙莫测的性质。它是人心与自然冥契妙合的结果，故只有依凭洞达幽微的灵性才能探赜索隐，通其妙道，因而书道为 “不朽之盛事”。
由于书法有通乎自然之道的属性，人们可以通过文字而发挥大道，这也是张怀瓘所反复论及的，他说： “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乎合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书断序》)又说：“夫卦象所以阴骘其理，文字所以宣载其能。卦则浑天地之窈冥，秘鬼神之变化；文能以发挥其道，幽赞其功。”( 《书断》)故他以为书法之起，非起于仓颉之造字，而应归功于伏犧之画卦，“卦象者，文字之祖，万物之根，众学分镳，驰骛不息”,并极力尊之为：“弥纶乎天地，错综乎四时，究极人神，盛德之大业也。”由此他肯定了书法的崇高意义。张氏的这种主张显然受到《周易》中强调卦象通乎自然变化规律思想的影响，故他自己说草创《书断》时，“其触类生变，万物生象，庶乎 《周易》 之体也”。
第二，张怀瓘强调了书法的社会功用。上文所引的“纪纲人伦” 一段就足以说明他对书法教化作用的重视。这种将书法与纲常伦理联系起来的理论显然出于儒家的文艺思想。张怀瓘由此肯定了书法的不朽作用，他说：“艺成而下，德成而上。然书之为用，施于竹帛，千载不朽，亦犹愈泯泯而无闻哉。”这也直接导源于儒家 “三不朽”的思想，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故张氏反复说书法为“不朽之盛业”。他以为书法可以超越时代与空间，沟通古今，联系四方，他说： “若乃思贤哲于千载，览陈迹于缣简，谋猷左觌，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无隐，斯可尚也。及夫身处一方，含情万里，摽拔志气，黼藻情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通过书法，可以使后人得以窥见百代之前的贤哲，也可令身隔万里的人们交流感情，开视所书，则欣然犹如见面。其实张氏这里往往将文字的作用与书法的作用混为一谈，然体现了他对书法地位的极度推崇，表现了盛唐时代对艺术的高度重视以及儒家文艺思想得到普遍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