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升沉录

一名 《袁世凯》。黄小配著，二十二回。宣统元年 (1909)香港实报馆排印本，标“新小说”,首作者之兄黄伯耀序。

《宦海升沉录》一名《袁世凯》,可以看作是袁世凯的列传。但此书写于1909年，叙事的下限为袁世凯受铁良排陷去职，终老园林，誓不复出； 黄小配本人于1912年死于陈炯明之手，更未能看到袁世凯的 “大团圆”,因而他在瞬息万变的历史大动荡的关头所作的观察和思考，必然会有偏颇和混乱的一面。同时，作者对于袁氏的家世也缺乏更多的了解，许多叙述与史实不合，也不可能大段铺叙他发迹前的遗闻轶事； 袁世凯在小说中，一开始就是以政界人物的身份登场的。
从总体上讲，《宦海升沉录》企图通过袁世凯一身之升沉，以反观风潮之变幻，“于描写人情世故之外，隐寓国势盛衰之感情”。《宦海潮》凡例有云： “书中有三大事，应详而从略者，如中东之战役、白莲教之排外及狗党之播弄改革，皆不过略记其大概以为引子。因此三大事已各有专书，且是书主脑不在夫此，故从略焉。”有趣的是，《宦海潮》从略的三大事，在《宦海升沉录》 中都有较详的描写，因为它们都与小说的 “主脑”有密切的关系。在小说中，袁世凯被写成一个敢于正眼看世界大势的人物，他反对守旧派大臣盲目自大的排外倾向，当面驳斥 “不知外情天花龙凤” 的大臣要“大起王师，伸张挞伐”、“要把利害给外人看”的大话道： “现在世界情势，要把利害给外人看，总是不容易的。” 他坚决反对迷信法术要把外人杀个片甲不留的做法，说：“自古断无崇尚邪术能治国家的。今团党自称能凭法术，使刀枪不能伤，枪炮不能损，只能瞒得三岁孩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们借扶清灭洋之名，专一残害外人，实在有违公法，破坏国际，又复大伤人道，将来各国必要兴师问罪。试问己国能否对敌各国否呢？若不及早见机，必贻后来大祸。”但袁世凯又不是一个毫无作为的人。他身为驻韩代表，“自从日清两国开了仗，已把日本军情，凡自己探得的，已统通电知李相”,所以李鸿章在反省甲午战争的责任时道： “自年前军兴以来，没一个不误事的，惟那姓袁的报告军情，没一点差错。”在庚子国变中，作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将省内团党，杀个不留。及端王矫诏与各国宣战，袁世凯默念此事关系安危，遂分电各省督抚，“力言各国不易抵御，外人不宜残杀”,促成东南督抚同盟，与各领事订约，声明东南各省照公法尽力保护洋人，各国亦不得攻击东南各省，以致日后太后想起 “若当时政府里头听袁世凯之言，断不致有今日之祸”。
不过，《宦海升沉录》叙写的重点不是外务，而是内治。既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大势，认识到单凭肆应于列强之间的外交活动，已难于挽回已颓之国势，那么，希望就在于谋求自身的改革。按说，三大事中的戊戌变法，理应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由于个人的与党派的偏见，黄小配对于康有为的变法采取了全盘否定乃至丑化的态度。他将变法的动机说成是“欲升官而未得志”的人以图升迁的手段，又贬低康有为之上书，“统不过是说筑铁路、开矿产、设邮政、废科举、兴学堂、裁冗员这些话头，本是平常之极。”这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在否定了 “狗党”之播弄改革以后，小说又以正笔写袁世凯之力行新政，不过没有将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它没有提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决行新政的谕旨，更没有意识到这时候的新政，实际上就是戊戌变法的翻版。只是在叙及清俄联盟时提到，俄人 “又说这会欲助中国自强，又说要扶中国什么维新，种种甘言，弄得北京政府里头，神魂颠倒”,谈的就是这件事。又第十七回写庆王召见袁世凯，道： “明天在政务处会议新政，因日前足下在任上奏陈组织立宪应办事件，力主先建内阁，明天会议，就为此事”,则新政已将立宪提到日程上来了。小说写袁世凯之办理新政，“不特安逸之所不敢图，即毁誉亦不敢计”,如在政务会议上，倡言“方今朝廷有鉴于世界大势，苟非立宪，不足以息内乱而图自强”,主张 “欲行立宪，先建内阁为本，然后分建上下议院，君主端拱于上，即不劳而治”。袁世凯的主张，受到了满清特权集团的强烈反对，醇王诘问道：“我国开基二百余年，许多宗室人员，承继先勋，得个袭荫，未必便无人才，断不把政体放在你手里，你休要妄想！”袁世凯道：“政党既立，自然因才而选，断不能因亲而用。若云立宪，又欲使宗室人员盘踞权要，不特与朝旨满汉平等之说不符，且既云立宪，亦无此理。”醇王怒道： “什么政党？你也要做党人？我偏不愿闻那个党字。你说没有此理，我偏说有的，看我这话验不验。你不过要夺我的宗室政权罢了，我偏不着你的道儿！”立欲拔枪攀击。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这样同个人的特权发生了冲突。并与民族矛盾纠缠到了一起。小说最后通过袁世凯的被斥，大叹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从而归结到： “方今种族昌明，民情可见矣。藉非国民主动，必不足以实行立宪； 苟欲得将来之建设，舍现在之破坏，无他道焉。”《宦海潮》、《宦海升沉录》就这样从外交内治两个方面，写了两个对世界大势有较清醒认识的人物被顽固腐败的满清特权集团所屈杀、所驱逐的命运，来证明现实政治已不可为，唯有排满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作为一个革命派小说家，黄小配以这种眼光来作清议之 《春秋》,编个人之 《纲鉴》,无疑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但是，透过小说的表象去考察一下背后的严峻事实，我们就会发现，用于袁世凯的笔法不少是取舍抑扬失当的，甚至是是非倒置的。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袁世凯是要负相当责任的。作为驻韩代表，袁世凯事先对于日本的阴谋毫无觉察，光绪二十年 (1894) 五月初一日，日本署使杉村往晤袁世凯，袁竟谓“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而五天后日军即开赴朝鲜，袁世凯之麻痹轻敌，贻误了战机。及形势恶化，袁世凯大惧，于六月初三日电李鸿章，言日决无和意，“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估筹和战”,最后竟以重病为名，在大战暴发前仓皇逃跑回国，而小说却说袁世凯在日清开战后，把日本军情统通电知李相，只是被张佩纶私自涂改电文，方误大事，此纯属无中生有，为袁开脱。又如戊戌变政，明明是谭嗣同只身往说袁世凯勤王，并将皇帝的密诏付袁，“以文忠 (指荣禄) 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世凯出首，政变作，维新运动失败。而小说却道是康无谓(有为)频频催促袁世凯发兵围颐和园，拿密诏给袁看，只露出上半截“善保朕躬” 四字，袁世凯识破康之褐心，方才发告荣禄，这更是为袁洗刷告密之名。再如康子国变中，袁世凯不赞成盲目排外，表现了一定的政治远见，但他于拳民残酷镇压，“屠民”之恶名，“流传几遍中外”,而小说却以赞扬的口气说：“可叹朝臣容左道，全凭疆吏剿邪魔”。再如小说写袁世凯于光绪殁后，奉太后之旨，扶立溥仪入嗣有功，而事实是太后临危，召张之洞夜半定策，“之洞于监国密商处置世凯事，累日不决”,卒罢袁氏。在许多细节上，小说也往往凭空杜撰，如“不学有术”的袁世凯，竟然在翁同龢面前自称要撰一部《满州史》,更是无稽之谈。总之，《宦海升沉录》所叙袁世凯历史，虚多实少，已非信史。
如果说以上诸事尚与小说之“主脑”不相牴牾，那么，以下几件以浓墨重彩叙写的大事，就不能不说与小说的基本倾向大有关碍了：
第一，关于拒俄义勇队派代表返国向袁世凯请愿事。冯自由 《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钮永建名下云：“癸卯夏东渡，与叶澜、秦毓鎏等发起拒俄义勇队，被举赴天津谒袁世凯请愿出兵拒俄，为袁拒绝。”小说却说袁世凯以学生代表“读书外洋还不忘中国”,甚为钦敬，“不特不加罪他，还与他一力周旋，以殊礼相待”,再三声明 “国家断无联俄之事”,恳切接受学生代表 “力图自强，勿以与强国联盟为可靠”的意见。小说表现了袁世凯对于后生青年的关心，勉励他们“奋力前途，学业有成，好归救国”,还虚心向代表询问东洋军政，领他们往看北洋新军，致二位代表诚惶诚恐，感激不置。
第二，关于对待革命党的态度。历史上的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为防止青年学生昌言革命，‘惑乱人心’,他颁布了集会章程，规定学生集会超过十五人者，必须于三日前禀明地方官。定出赏格，严饬查拿革命党人，获得党首一人者，赏给千金，并奏请奖励； 获得胁从一名者，赏给五百金。派人在总督门首隐匿之处秘密拍摄生人照片，以便稽查党人。向慈禧密陈遏止 ‘乱萌’大计，请求严惩国事犯，派人游说华侨，使之内向，限制学生出洋，申明国家主义，不受革命党人影响。并将所获党人消息随时密电外省市，通知缉拿。”小说却写袁世凯擒获前来暗杀的虚无党人贾炳仁，独自讯问： 贾炳仁直供不讳。袁世凯听了，笑道：“你不知东京拒俄义勇队举代表来见我么？我那有主张联俄这等下策！我初只道你是有点见地的人，不想道路传言，就信以为真，致自轻生命，冒险来干这等事。”袁世凯感佩贾炳仁的志气和胆量，不仅不发具严讯，株连同党，反要将其悄悄省释回去：

贾炳仁这时，觉袁世凯此话，真是开诚布公，料他真别有深意，这样如何好负他？ 因此直说道：“我被拿时，本不望有再生之日，惟若得邀大人高量，俾得重生，这点私恩，却不能不忘；惟我宗旨不能改变，只自悔学问未优，作事不密，既已被捕，又靠省释于人，此后惟有埋名隐姓，老守田园，不复问天下事罢了。若感私情而变初心，慕势利而受驱策，是某所不能为也。” 袁世凯道： “古人说得好，道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又道是士各有志，不能相强。足下此言，实如披肝沥胆，令人敬佩。但是下言不愿受人驱策，难道本部堂除了足下，就没人使住不成？ 总而言之，本部堂之意，务欲成全足下，万勿以他意生疑才好。” 贾炳仁道： “大人之言，亦是实话。惟欲成全于我，敢问大人所以成全之道。莫不是听某一言，有感于心，故改念为国民造福，以成某之志乎？ 抑以某此来，甘蹈白刃，为聂政荆卿之所为，今已被擒，故欲先杀我首，使吾如荆卿一般传之后世，因此成名乎？ 若是不然，有何成全之法，务请大人明示。” 袁世凯笑道： “足下所言皆非也。本部堂所处地位，不能行足下之志，故目下与足下宗旨不同；若谓必杀足下，然后足下成名，又万无此成全之法。昔张良矢志与韩报仇，终轻举妄动，而无济于事。本部堂虽不能比得秦皇，惟足下究与昔日张良相仿佛，故所谓成全足下者，亦如黄石公之成全张良而已。本部堂虽无张良之才，但足下既怀救国大志，惟以血气用事，象东家郭解一流，究是没用的，是以本部堂决意将足下省释。此后望足下奋力于国家，仍须光明正大，若区区求刺刃于个人，事本无补，且足下纵轻一死，试问足下有若干头颅，有若干性命，能死得若干次？ 若小用其才，自轻其命，此匹夫匹妇之气，若有志国家者可不必为，足下以为然否？” 贾炳仁道： “大人既国士相许，那敢不勉？ 总而言之，大人行大人之志，某亦将有以慰大人成全之苦心也，余外倒不必多说。”袁世凯听罢大喜。

小说还写段芝贵以形迹可疑拘拿党人张惠等二十人，袁世凯责备道：“人言不足成谳，若只从形迹上求他罪名，必至弄成冤狱，事关人命，你们总要谨慎些。若一心一意要当他是革党，然后用刑求他，实在大误，你们慎勿存一点侥幸功劳的心。况使确是党人，亦不必株连太过。”在黄小配笔下，袁世凯竟成了一个开明通达、宽容大度的人物。
总之，《宦海升沉录》之写袁世凯，不是提供更多的细节和遗闻轶事来补正史之不足，而是在众多的历史事实中，更为大胆甚至主观地进行取舍抑扬乃至虚构，来达到“言志”的目的。当然，不应该否认作者艺术虚构的权利，但是，如果摆脱所谓“艺术真实”的拘缚，我们就可以感到一种可悲的危机的存在。小说在塑造一个同历史真实完全相悖的深明大义、同情革命的袁世凯形象的同时，十分传神地反映了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的幻想。革党张惠、褟重光见袁世凯“有偌大兵权，他的部下又最服他的，一旦号令起来，没有不从的”,想向袁世凯运动，“欲行宋太祖黄袍加身的故事”; 欧洲的留学生索性致书袁世凯，以“位高招尤”相耸动，谓： “为足下计，与其跼蹐待罪，不如奋起求全，复故国之河山，造同胞之幸福，足下行之，直反手事耳。忆昔法倡革命，实启民权；美苦烦苛，乃倡独立，造世英雄，华拏未远，某固不以庸庸厚福待足下，而以造世英雄待足下也。”尽管作者批评这种举动之无谓，指出： “不知袁世凯固是无此思想，且他向做专制官吏，但是独立得来，终不脱专制政治，于国民断无幸福。”但在感情上、在艺术形象的内在魅力上，小说还是万分倾心于袁氏，并为这一“造世英雄”的最终被斥而深深惋惜的。革命派以排满而否定立宪，倡破坏而轻视建设，狭隘的民族情绪，模糊了革命党人的视线，使他们对于汉族军阀袁世凯抱有极为幼稚的幻想，由此看来，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轻易地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确实可以在其自身找到内因。盖棺方能论定，在黄小配是不能看到袁世凯日后之倒行逆施的罪恶表演了，但通过小说所精确地刻画出来的革命党人的微妙心态，已经预示了历史的某种必然性，这也许是《宦海升沉录》 的历史价值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