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文化

(1) 中原移民的后裔
客家民系居民是自两晋以来南移至岭南落籍的中原人的后裔。最早的一批移民的主流是两晋时期的“衣冠望族”和朝廷命官。西晋灭亡后，这批“望族”、“命官”中的大部分随晋王室迁至江南定居，小部分进入岭南；以后在南朝宋、齐、梁、陈各代交替变换时期，在唐末、五代时期，中原移民陆续不断地流向岭南；至两宋第二次中原南迁移民高峰期后，岭南移民人数大增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民系。
客家民系的分布范围几乎遍及我国南方各省、区、鲜明地显露出中原移民流动性大，落籍选择性强的特点。据我国着名客家学者罗香林于1950年发表的《客家源流考》之不完全统计，客家人遍布于广东、江西、福建、台湾、广西、湖南、四川、西康(现已并入四川)、贵州等九省区的一百八十个县市。其中纯客家人的县市有三十四个，其余的一百四十六个县市是客土混合地区。因此，着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临川语系》(1936年出版)中说：“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地研究清楚，那末，关于一部分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可惜，时至今日，我们仍未能将客家民系研究清楚。就是客家方言，我们也未能彻底了解其最早的源流和后来的演变过程。这种奇特的方言，在遍布南方各省的客家人中是共同交往的“普通话”,成为识别客家人的主要标志。这一现象何以会产生，也像谜一样地难以破译。整个客家民系人口总数，至今也还未有确切的统计。关于客家民系的研究，始于30年代，抗日战争以后被迫停顿，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也没有恢复研究工作，直至80年代，才又在民系活动和学术研究领域中活跃起来，但也仅仅是一个可喜的开始。这里仅就岭南地区主要是广东地区的客家民系文化，作一些粗略的探讨。
(2) 广东客家民系的分布及客家方言
目前全国客家总人口有多少？ 实在是众说纷纭。有说三千多万的，有说四千多万的，还有说五千万的。但广东的客家人总数还是有较准确的统计。据司徒尚纪着《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提供的数字，为约1150万，在遍布南方各省的客家人中是人数最多的省分。广东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粤东和粤北的二十多个县市，而散居的广东客家人，则遍布于全省九十九个县市。其中纯客家人的县市有十五个。
有学者认为，“客家”之名主要是两宋移民在户籍立册中被列为客籍之故。近来也有对此持异议的。其实，“客家”的称谓与宋代户籍分主客立册固然不无关系，但民间约定俗成的称谓，似更为合理。在大批移民涌入岭南的两宋时代，岭南土着(当地汉人)很自然地视移民为“客”而称之为“客人”、“客家人”,久而成习，连移民们也自称为客家人了。这种推测，虽无史实可据，却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广东客家人因为是中原南逃的移民，饱受战祸之苦，所以到岭南后都急欲求得一方无战祸的净土，而广东能为移民们提供的落籍安身之地，却只有荒野深山，因此广东有谚说：“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最早的客家先民，多聚居于粤东今梅县一带和粤北的韶关地区。从而使这两个地区有着多个纯客家县市。后来因人口增长而难以维持正常生活，一部分人被迫再次迁移，到全省各地寻觅新的安身落籍地，却依旧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和习惯。于是，在珠江三角洲、粤西山区、韩江流域等偏僻山区，便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客家乡、客家村，有如在其他民系居民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
客家人无论是在纯客家县市或是在其他土着居民群落中的孤独的客家小村中，都坚持讲自成体系的客家方言——客家话。因地区不同，客家话又称客话、𠊎话、麻介话、新民话、土广东话等等。目前方言学家已确定梅县方音为客家方言的标准音。广东各地的客家方言虽各有差异，有个别地方甚至与梅县标准音相差颇大，但各地客家人在基本上还是可以相互交流。由于客家方言有较大的稳定性，又是广东三大方言中最接近普通话的方言，所以客家人讲普通话，总是带有较浓重的客家方音。有不少客家人讲的普通话，甚至基本上是客家书面语。正因为这样，不管客家人走到哪里，都可以在人们南腔北调的言谈中发现自己的大老乡客家人。
(3) 客家民系的人文风貌
客家先民虽在两晋之前便有进入岭南定居的，但其主流和主体，却是两晋移民高潮中的中原封建大族世家，即从魏晋以来形成的“衣冠望族”。两晋时的“衣冠望族”,不仅是晋王朝统治阶层的贵族显宦，而且在其家乡地方，即所谓发祥的望地，都享有极高的权力和地位，有些还是周围几百里内执牛耳的望族之首。这些望族中不少人还有世袭的爵位，不仅世代为封建王朝的高官，而且在地方上的地位也是世代不变的。在西晋灭亡，东晋王朝南渡之际，衣冠望族或先于司马氏王朝南迁，或随王朝渡过长江后依然成为朝廷命官，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地位，都日益成为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的支柱。尽管其中的一大批家族在当时或以后被迫辗转移入岭南定居，但那种威严和气派却并未被逃亡生活洗涮净尽。每个家族在逃亡时都极力保持其完整性，不少到达岭南后仍然是一个家族的整体。他们在定居岭南后，凭籍家族人多势众和强固的封建宗法制的凝聚力，使原来的一整套封建传统文化，得以在开辟荒芜、耕读兼顾、重建家园的同时，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世代相传。自觉的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家族观念，以及原来出身高贵，标榜书香世家、耕读传家的文化优越感和经历兵祸逃亡惊变而犹有余悸的危机感，使客家先民选择荒僻山野时，建起了足以防御流寇乱兵的独特而坚固的封闭式围屋，过着与岭南当地居民不相往来的生活。他们自我封闭地过着自耕自足的艰苦生活，从而形成了刻苦自励，自信自足，独立特行的文化性格和气质。
与广府人相比较，客家人更重视祖宗的荣誉和恩泽，家族观念极浓厚，蕴含着强烈的根源感。客家人中传统的谚语是：“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这大概是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始终坚持讲客家话的重要原因吧。客家人极重视向子孙宣扬本族先人世为望族的荣耀，因而每个族姓都有自己的堂联、族谱、家谱，具体记录着祖先的望地、世家、官职、功勋、煊赫地位及南迁过程。如广东和平县《徐氏族谱》载：“吾祖德隆，实积之六世孙。王父曰暄，为宋宁宗时都统，扼于权奸，去位。卜居于豫章之吉水。孙男二、道隆、德隆，均先后为度宗时提刑。解组未兀，元兵南下。道隆起兵勤王，力战而父子俱殁；德隆则随宋帝度岭而南。迨宋祚已绝，义不臣元，遂择龙川乌龙镇(即今和平县)居之。”这一段记载，着重颂扬了祖先忠君报国，誓不为元降臣的高风亮节，确有激励子孙忠君爱国和奋发图强的作用。
客家人为了同样的原因，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大门楣上写上本族的堂号，在大门两侧或在厅堂内祖先灵位两侧贴上堂联。堂号的作用在于标榜祖先的望地郡名；堂联则多以上联标明家族的发祥地或望地郡名，以下联宣扬祖德。堂联又分两种；贴于大门两侧的门联，每联多为四言；用于宗祠、祖祠或祖堂的，字数较多，每联从十数字至数十字不等。如梅县王氏，堂号“三槐堂”,大门两侧堂联为“三槐世德；两晋家声”。据王姓族人说，他们都是东晋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从山东举家先迁浙江会稽定居时，在家门前亲手种植了三棵槐树，以示不忘根源之意。后代于两宋时辗转迁至广东梅县或其他地方的，便都以“三槐堂”为堂名。又如深圳市坪山坑梓镇黄姓祖屋：堂名为“江夏堂”,其祖堂两侧的堂联为：“湘水绍家声肯构肯堂位叶巽乾钟地脉；颖川传世泽善继善述序分昭穆振人文。”
由此可见，每一家族的堂号堂联，都可以说是某一族姓的简史，对于研究中华民族史上的迁徙、衍化、发展、社会心理、文化传统、客家的渊源，都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宝贵资料。
为光大门楣，重振家声，客家人在岭南山僻荒野埋头苦干，培养了自信自强，克勤克俭吃大苦、耐大劳的品德风尚。客家人中产生的一些俗谚，很能表现这种性格和风尚。如“扎起毛辫做赢人”,“勤劳耕作，有食有着(穿)”等。但崇山峻岭中能为客家人提供的耕地实在太少了，以农耕为业是很难维持越来越多的人口增长所需的。因此青壮年大都走出贫脊的山区家园，四出谋生。或苦读成才，或弃农从商，或卖身为奴(俗称“卖猪仔”),到海外去谋求生路。从而又培养了客家人的开拓创业精神。这种开拓精神，与广府人明显不同，广府人的开拓精神源于海洋文化和商品意识，客家人则凭的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宗族根源意识。因此，客家人在国内无论如何发迹，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家园和祖先；客家籍华侨，华人遍布全球。却多是不忘祖宗言、不改乡音，热忱于服务乡梓的有心人。
客家人秉承中原汉文化的气质，有着“诗礼传家”、“书香门第”的家风，崇尚读书，尊师重教，具有较高的传统文化素质。其中梅县的读书成风，更为突出。
原为嘉应州的梅县，历来传诵着一个读书成风的古老传说。据说，东晋末年，古安定郡(今甘肃)望族程姓裔孙程旼，辗转南迁至岭南义化乡(即今梅县),结庐江滨，隐居读书，以德行高洁着称乡里，深为乡民信赖，都自愿以程旼为楷模，热衷读书，成一时风气，民风由此而日趋淳朴。据当地学者考究认为：梅县的读书风气始于东晋。
程旼的传说且不去考究，从实际情况看，梅县人的读书风气，一是起因于“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二是为贫困的状况逼迫，以读书舌耕，当教师为谋生的手段。南宋绍兴年间任梅州知州的方渐便曾说：“梅人无植产，持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嘉应州志》也说：“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久而形成以读书上进为荣，不读书不识字为耻的观念。有一首儿歌唱道：“蟾蜍罗，背驼驼，不读书，无老婆。”读书已被看作是成家立业的必要条件了。
这种读书成风的环境氛围，激励着客家男儿苦读，而且历代颇有人才。进入清代，读书赴试的人日增。如清雍正年，梅县地区改设嘉应州后，每年应童子试科考试的，都在万人以上，为岭南各州之冠。乾嘉之际，广东一连五科解元梁念祖、宋湘、叶钧、丘单霖、李汝谦，都是嘉应州人。因此而有“五科五解”的佳话。乾隆十三年(1748)河北通州人王之正任嘉应州知州，盛赞州内文风之盛，特在州衙照壁上题写了“人文秀区”四个大字。从此，梅县便长期地享有“文化之乡”的美誉。
客家男儿能专心致意读书有成，有赖于客家妇女的无私奉献。客家妇女不缠足，自幼跟着父母上山割草、下地种田，身强体壮，勤劳刻苦，且学会大小农活、家务，是家庭中的顶梁柱和主心骨。因此，客家人虽是传统文化观念的忠实守护者和身体力行者，但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却相对轻淡。岭南的客家人往往以无比自豪和满足的神情，评价客家妇女是“四头四尾——家头教尾，田头地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的无所不能的女性。有一首客家山歌唱道：“娶妻爱娶客家人，客家妹子世情。田边一日做到暗，灶头锅尾又无停。”足见客家妇女在客家男性心目中的地位。
唱山歌是客家文化的独特景观，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客家山歌颇有《诗经》赋、比、兴的遗风，往往先以景物起兴，多用双关、比喻、重章迭句等表现手法。唱腔因地而异，但字数、句数却大致为七言四句，句中可加衬字，一、二、四句押平声韵。唱歌时，歌词全由唱歌者临时编凑，若逢山歌对放，双方歌手随唱随编，一唱一和，互相比斗，直到一方词穷认输为止。大型山歌对放，人数可多达数百人，场面热烈，情绪高涨，蔚为壮观。
客家山歌内容广泛，生活气息浓郁，形象生动，比喻丰富，通俗易懂，音乐性强，尤以情歌为佳。如“若爱摘花入花园，哥爱恋妹早开言。世上只有藤缠树，唔曾见过树缠藤。”等，便显得大胆热烈，诗意盎然。然而，能唱出如此精彩山歌的，并非饱读诗书的才子佳人，却往往是不识字的农妇村姑，是真正的人民口头创作。
(4) 刻着移民文化印痕的客家民居
客家民居是在中原传统民居建筑的基础上，根据迁徙定居地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治安防卫及聚族而居等具体情况创造的型制多样、风格独特的住宅建筑。这些独特的民居，深深地刻着移民文化的印痕。客家人既深受封建宗法礼教影响，极重视家族的一统和谐，到岭南定居地后又因主客观原因而与主户或土族不相融洽，往往发生纠纷争斗，因而更要求家族人多势众，团结和谐，互相守助，以抗外侮，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有一座巨大而坚固、易于聚族而居、具较强防御功能的住宅，便成了客家人的实际需要。于是出现了地基宽敞，房间众多、厅庭阔大、墙壁坚厚、外观整齐的各种型制的客家民居。其中以围楼和围龙屋两种型制最具特色。
围楼外型或圆或方，有如堡垒。实际上也具有堡垒的功能。大型围楼占地二十余亩，高达三十米以上，多为五层。圆形或方形的外墙厚达一米以上，用生黏土、粗沙、石灰混合夯砸而成，如钢筋混凝土般坚固。只有一个供出入的大门，门板用上好原木外加铁板制成，厚实坚牢。门内设置用直柱、横木交叉组合的杠栓，大门一关，外敌便被拒于围楼外，无计可施。在过去军械装备落后的情况下，这样的围楼可称得上固若金汤。为加强防御安全系数，围楼内房屋的底层没有窗户。二层以上按一定方位开设小窗，平时用以采光，有盗警时便成了杀伤敌人的箭垛或枪炮眼。
围楼内挖有水井，供人畜饮用。一层是杂物室、牲口栏、厕所等；二层主要是粮食仓库；三层以上住人，家族内各家庭按一定之规分得一定数量的生活用房。围楼内中空的场地是家族公有的活动空间。围楼的型制规模巨大，为的是可以容纳数百人的整个家族。家族中各个小家庭平日各自为生，日出而作，日落便返回围楼内，大门一关，既安全又可互相照顾，可谓高枕无忧。
目前人们说起客家围楼，多会想到福建永定县的土楼奇特景观，其实，广东梅县地区也有不少这类土楼。如梅州市大埔县桃园镇的“陈屋楼”,不仅外形完整，而且还保留着兴建时立的《碑志》。志中说明该楼建于清雍正辛亥年，即公元1731年，距今已有260多年历史。“陈屋楼”人丁最旺时，曾住有三百多口人。
随着客家人人口的不断繁衍，外出谋生者日众，传统的家族制逐渐解体，因而自本世纪以来，已很少有人再建造围楼了。
围龙屋是广东客家人最具风格的独创，它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广西干栏、云南一颗印，同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我国汉族民居的五大特色。
围龙屋多建于山坡斜地，背靠山丘，坐北向南，以大门正门为基准取中轴线，多数是一进三厅两横(厢)一围。即以大门正门为主体，入门后是天井、之后是供奉祖先灵位的正厅；天井左右是东西侧厅；正厅后是半圆形后墙及多间房间；大门两侧开东西侧门，由南至北直至山坡前半圆形围墙(与正厅后半圆形围墙一体构成“围龙”),各建厢房(横屋)几间至十多间。整座围龙屋形如马蹄，屋门前是三合土夯砸成的晒坪，用以晒粮食及大型集体活动。晒坪前是一半月形水塘，既可养鱼，又可防火，还可调节小气候。后山上种植风围林，有调节小气候、保护水土，加固屋基之功。整个围龙屋从山丘前半圆形屋墙至半月形水塘，构成整体，形如一幅完整的太极图。围龙屋的规模虽比不上围楼，但小的可容纳数十口人的家族聚居；大型的围龙屋更可容纳数百人。围龙屋是广东客家人比较普遍的民居，几乎在所有客家人聚居的村寨都可以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