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

(宋)苏轼

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词牌(《望江南》)，据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德裕)镇浙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又因白居易词中有“能不忆江南”句，改名《忆江南》。此外，尚有《梦江南》《望江梅》《梦江口》《江南好》《春去也》《安阳好》《梦仙游》《望蓬莱》《步虚声》《壶山好》《归塞北》等诸名。一般为单调，宋人喜填双调，即将单调重复一遍。苏轼这首词就是双调《望江南》中难得的一首佳作。

词题《超然台作》。密州(今山东诸城)北城墙上原有旧台，年久破败。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由杭州调任密州，第二年，将旧台“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并由在济南作官的弟弟苏辙命名曰“超然台”，苏轼因之作有著名的散文《超然台记》。这首词是他在熙宁九年(1076)清明节前一天登超然台时所作。《全宋词》些首题作《暮春》。全词咏密州暮春之景，抒作者超然之情。语言晓畅，蕴含深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上阕一开头，就点明了季节，而且轻轻地拉开了舞台的帘幕，亮出了密州春景最有代表性的一角：柔软嫩绿的条条柳枝，在春风吹拂下，缓缓飘动，呈现出飘飘欲举的“斜斜”之态。春意正浓，春色还没有衰老(以人喻春)。这时，柳枝尚轻，柳叶未浓，而拂动它的，又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自然不会出现“颠狂柳絮随风舞”的狂态，也不会是浓阴垂地的静景，而是一番生机萌动、使人如醉如迷的丽春景象。“试上超然台上看”，词人一声召唤，把读者领到了他常常登高望远的超然台上。在这里，游目四顾，可以“南望马耳、常山”，东瞰“庐山”，“西望穆陵”，“北俯潍水”(《超然台记》)。而今天，词人指给我们所看的不是这些远景，而是目前城下的：“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护城河里，清清的半壕春水；城里城外，艳艳的一片春花；千家万户，参差错落的红墙碧瓦……这一切的一切，在清明时节的烟雨笼罩下，既真切，又朦胧，使人感到花花柳柳、迷迷蒙蒙，产生无限的遐想。唐人杜牧有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说的江南春景。密州地处北国，其春色之丽，原来也并不逊于江南啊。东坡胸襟阔大，才气纵横，他寥寥几笔，就给我们点染出了一幅看不透、想不完、赏不尽的阳春美景。而他老先生这时在想什么呢？这就是他下阕所要抒发的超然之情了。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寒食节后两天就是清明节，千家万户，都要出城扫墓。久别家乡、远离京都的苏轼，又正在政治上失意之时，目睹异乡春景，又见他人扫墓，怎能不思念家园、怀念亲人，怎能不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呢？在这异乡寒食，酒醒之后，他不由发出咨嗟之叹。看来，他在下边该有一连串的牢骚和感慨了。然而，东坡毕竟是东坡，他并没有沉入沮丧之中，而是以超然物外的旷达胸怀，既似劝人、又似慰己地道出了两个极为工整的劝句：“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不要在老朋友面前诉思亲怀乡的衷肠，且燃起寒食节后的新火(唐宋风俗，在清明节前两日是禁火寒食的)，煎煮这清香的新茶(指春季刚采的“雨前茶”、“明前茶”)。“诗酒趁年华。”趁着这阳春美景，饮酒赋诗，度过青春年华吧。这里，既有无可奈何的自慰，更有振志奋力的自勉。

苏轼是一位有卓越政见的思想家。他面对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心存君国，常忧民元，有一整套富民强国的改革方案，未能施展。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与他的目的虽然一致，但有许多脱离实际的错误主张和作法，他是反对的。因而被“新派”视为政敌，排挤打击，远离京师而外任地方官。他每走一地，都对民众疾苦十分关注。熙宁七年冬，他刚到密州，就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申述了这里的天灾人祸：“臣所领密州，自今岁秋旱，种麦不得，直至十月十二日，方得数寸雨雪，而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密州盐税去年一年比祖额增二万贯，却去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熙宁九年七月，他在《密州祭常山文》中痛惜地说：“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得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糜黑黍，不满囷簏。麦田未耕，狼顾相目。道之云远，饥肠谁续？”他又说：“旱蝗之为虐，三年于兹矣。东南至于江南，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了解了这个背景，知人论世地读这首词，我们就可以想见，在蝗旱相属、民无岁蓄、“狼顾相目”的困苦灾年，寒食登台，作为太守的苏轼，就绝不是专门去赏景散心。他透过眼前自然界的阳春美景，看到了民间的疾苦和国家的祸患。所以，词中“烟雨暗千家”的“暗”字，就不单是烟雨笼罩的自然情景，而是包含了作者心底深处忧国忧民的忧思暗影。他的“咨嗟”也就不光是对景怀乡之叹，而是掺和着密州民众的苦难“咨嗟”。他词中所谓的“休对故人思”、实则不能不思的“故国”，也就不单指蜀中家园，也必然包括、甚至主要指的是京都所在：高居庙堂的君主大臣们，你们可知天下民众的苦难！可意识到国家的隐患！——这样的内容，在唐五代和北宋前朝，都只能在诗文中出现而不能诉诸词章的。而苏轼是一位极富独创和革新精神的文学大师，在词的发展史上，他是划时代的开创新局面的功臣巨匠。他打破了“词为艳科”、只能写“杯中物、眼前景、意中人”的狭小局面，使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成为“无意不可入，无情不可言”的文学正宗之一支。这首词虽不是苏轼最具特色的代表作，但我们仍可看出，其中既有李太白的飘逸，又有杜子美的沉郁。双美合璧，化出东坡本色。你看，他给我们展示的那幅密州春景图，多么明丽，多么美好，但—“暗”—“嗟”，又透出多么深沉的忧思。然而，他既不迷于美景，也不困于忧思，而是儒道相杂，既超然物外，又执著于现实。他以后的屡遭打击贬谪，随遇而安，至死不忘国家、民众，不改初衷，以及大量的传世佳作，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