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原文] (节选)

卷四

公孙丑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 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恩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 是何言也！ 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侯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 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 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 于宋，馈七十镒而受； 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 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
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
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孟子谓蚳氏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蚳氏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
齐人曰：“所以为蚳氏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氏为辅行。王氏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 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
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於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忠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 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於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 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 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之。”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恶！ 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
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
曰：“不知也。”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 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 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 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 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 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 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 予日望之！ 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 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曰：“非也； 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鉴赏]
《孟子》,儒家经典之一。战国时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著。也有人认为是孟子弟子、再传弟子的记录；还有人认为《孟子》是孟轲自己著成。《汉书·艺文志》著录11篇，现存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共7篇。相传另有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外书”4篇，现已佚。《孟子》一书问世后，其地位逐步提高。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的时候，朱熹在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认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到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
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历游齐、宋、滕、魏等国，一度任齐宣王客卿。因主张不见用，退而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对后来宋儒有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的记载。他提出“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 认定残暴之君是“独夫”。人民可以推翻他。极力主张“法先王”、“行仁政”,恢复井田制度，省刑薄赋，达到“黎民不饥不寒”,以缓和阶级矛盾。肯定人性生来是善的，都具有仁、义、礼、智等天赋道德意识。提出有所谓“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但也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认为“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教人注重存心养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还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论点。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断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对后世很有影响。由上所见，孟子虽然自以为是孔子之学的继承者，但因为时代已经相距百把年，形势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孟子对孔子学说不但有所取舍，而且有所发展。
首先，孟子和孔子之论“天”稍有不同。“天”的意义，一般有三、四种。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义理之天，一是主宰之天，一是命运之天。孟子讲“天”,除“天子”“天下”等双音词外，连“天时”“天位”“天爵”等在内，不过八十多次。其中有自然之天，如：“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孟子·梁惠王上》,“天之高也”(《孟子·离娄下》)。有义理之天，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下》)。有命运之天，如：“若夫成功，则天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孟子·梁惠王上》)。却没有主宰之天。在孟子中还有一种意义比较艰深的“天”,其实也是义理之天，或者意义更深远些，如：“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实质上，这种“天”,就是民意。孟子说得明白：“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中所谓“天吏”、“天位”、“天职”、“天禄”、“天爵”,都是这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是在论语中所没有的。《论语》尧曰篇有“天禄”一词，和孟子“弗与食天禄也”意义有所不同。《论语》的“天禄”是指帝位，孟子的“天禄”是指应该给予贤者的俸禄，依它们的上下文一加比较，便可以看出其中的歧异。
孔子重视祭祀，孟子便不大多讲祭祀。论语仅一万二千七百字，“祭”字出现十四次；孟子有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多字， 为论语2.7倍强，“祭”字仅出现九次，“祭祀”出现二次，总共不过十一次，而且都未作主要论题。
第二，孔子讲“仁”,孟子则经常“仁义”并言。孔子重视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利。孔子因为周武王以讨伐商纣而得到天下，谈论音乐，认为周武王的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孟子却不如此，齐宣王说“武王伐纣”是“臣杀其君”,孟子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杀君也。”
孟子不但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还主张“贵戚之卿”可以废掉坏君，改立好君。孟子看君臣间的互相关系也比孔子有所前进。孔子只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孟子却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这种思想比后代某些“理学家”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高明而先进不知多少倍啦！
第三，孟子“道性善”。并且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矣。”承认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他承认事物各有客观规律，而且应该依照客观规律办事。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相传禹懂得水性，所以治水能成功。孟子认为一切都有各自的客观规律，依客观规律办事，便是“行其所无事”而不“凿”。即使天高得无限，星辰远得无涯，只要能推求其“故”(客观规律),就在当时以后一千年内的冬至日，也可以在房中推算出来。
孟子的军事思想，源于他的政治理论。他反对各国之间的武力兼并，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孟子在《公孙丑下》篇解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时，引用攻城例子，来说明行仁政得天下的道理。“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就是说有一座小城，每边长仅三里，它的外郭也仅七里。敌人围攻它，而不能取胜。在长期围攻中，一定有合乎天时的战机，却不能取胜，这就是说得天时的不及占地利的。另一守城者，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和甲胄不是不锐利和坚固，粮食不是不多；然而敌人一来，便弃城逃走，这就是说占地利的不及得人和的。所以我说，限制人民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行仁政的帮助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的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亲戚都反对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都顺从他。拿全天下顺从的力量来攻打亲戚都反对的人，那么，仁君圣主或者不用战争，若用战争，是必然胜利的了。
《孟子》一书行二千多年而不废，必有他合理的内核，值得我们研究。但他的一味强调“仁义”,鼓吹井田制的政治主张，在当时七雄争战，富国强兵的背景下，显然是保守的，有的甚至是倒退的，需要我们正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