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北伐

自孙中山1920年11月回广东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始终以护法为号召，以发动北伐，推倒军阀政权，谋求全国统一为职志，声言“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总之，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1] 为此，他在尽力谋求两广统一，联合西南各省的同时，还与皖、奉两系和解，结成“三角同盟”,广集同道，壮大力量，以谋首先推倒在北京当政的直系统治。但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所限，孙中山的北伐征程充满了艰难困扰。
1921年9月，粤军在广西赶跑旧桂系领袖陆荣廷，两广局势的相对稳定为孙中山的北伐创造了条件。当月，孙中山发表《致海外同志电》,号召“凡我国人，务宜合力共进，踊跃捐输以助成统一，毋令全功亏于一篑也”^[2]。10月8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北伐案，得到通过。15日，孙中山离广州，出发巡视广西，拟以广西为基地，集中军队经湖南北伐。12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任命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秘书长，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再加许崇智、李福林的粤军和熊克武的川军，号称有兵力十万之众^[3]。孙中山的北伐方略是：“吴(佩孚)逆若来，则用小包围之法，击之于衡宝一带。彼若退守武汉，则用大围之法，以荆汴、长岳为正面攻击，由汉水出萍樊为左翼，由赣出九江、黄州为右翼，三路以制其死命。两者皆以有他军为援，应为我之大利。闽王(永泉)攻赣之背面，鄂孙(传芳)乱吴之后方。形势既利，浙卢(永祥)皖马(联甲)即可据长江下游，而豫赵(倜)鲁田(中玉)共起，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4]关于北伐的进军路线，有人主张先出湖南再下武汉，也有人主张先入江西再下东南，孙中山兼顾两方意见，于1922年2月3日发布北伐动员令，饬令李烈钧率滇、黔、赣军为第一路，自桂林经永州攻赣南鄂东，许崇智率粤军并联合湘军一部，经宝庆、湘乡攻武汉。27日，在桂林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上，孙中山颁布誓词谓：“民国存亡，同胞祸福，革命成败，自身忧乐，在此一举。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5]
然而，在北伐誓师表面的轰轰烈烈之下，孙中山的北伐征程并非一帆风顺。直系对北伐的政治阻挠和军事抗拒自不待言，关键是孙中山阵营内部对北伐的态度并不一致。孙中山本倚为军事主力的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陈炯明(兼广州政府内务、陆军总长及广东省长),对北伐很不热心，公开声称“余之所见，以为北伐云者，尚非时机也”;“虽属传报孙中山部下众皆从事北伐之计划，唯余并无所知”^[6]。10月24日，孙中山在南宁与陈炯明会晤，向他陈述北伐的意义，希望能抽调粤军一部参加北伐，并由广东负责北伐军的后勤供应。为了消除陈的疑虑，孙中山对他恳切地说：“吾北伐而胜，固事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7] 陈炯明仍不愿调其部队参加北伐，孙中山既无法说动陈出兵，只能令其回粤筹划北伐后勤与军饷，为陈炯明在广东图谋自立创造了机会，也为北伐留下了隐患。
就在北伐军刚刚出师之际，积极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仲元)于3月21日在广州广九车站突遭人狙击(23日身亡),北伐后方顿失依赖，26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先行回师广东，稳定后方。惟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孙中山不愿失去乘直系首尾难顾之机出师北伐的机会，故在4月16日的梧州军事会议上，又决定改道经韶关向赣南进军。当日孙中山电召陈炯明前来会晤，商讨北伐事宜，为陈所拒，孙愤愤而言：“我们已经没有后方了。在桂林时，没有后方；现在到梧州来，也还是没有后方。我们只有以广州做后方，从韶关出兵。他总不能教我不革命。”^[8] 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总长职，命广州政府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兼广东省长。5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中，4日孙中山在广州发布《声讨徐世昌令》,声明：“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所认为民贼者，惟徐世昌及共恶诸人。”^[9] 6日，孙中山与胡汉民、许崇智等到达韶关大本营，此时奉军已在战争中失败，但北伐军态势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孙中山致函张作霖称：“此间准备完好，文于六日亲至韶关誓师讨贼，督饬各军急速进行，不变初志，以践前约。贵军精锐，未失所望，乘时反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彼虏既疲于奔命，则最后胜利，仍在吾人也。”^[10]
经过调整后，孙中山督率北伐的军事部署是：以赣南为进军中心，赣州为夺取目标；以李烈钧任北伐军总司令兼中路总指挥，统领滇军朱培德部、黔军谷正伦部、赣军李明扬部，由南雄进攻大庾(今大余)、南康等地；右翼为粤军黄大伟、李福林、梁鸿楷部、赣军赖世璜部，由南雄进攻信丰、虔南(今全南)、龙南、定南等地；左翼为前敌总指挥、粤军许崇智部，由仁化进攻崇义、上犹等地。三路军队合共四万余人，超过当面的赣军陈光远部^[11]。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派人就商于浙督卢永祥，“切盼浙闽皆与我军同时一致动作”;“浙能于我军攻赣时即攻江苏，据南京为上策。我军得赣后会攻江苏为中策。然中策非我志也。我计由九江夹攻武汉”^[12]。
北伐军当面的对手——直系出身的江西督军陈光远部是直系在南方布局的薄弱环节，陈部实力有限，且为粤、闽、湘省三面夹击，态势孤立，陈又不能体恤兵士，缺额扣饷，专饱私囊，部队因此而士气低落，军纪松懈，战斗力不强。陈光远为前苏督李纯的部下，非曹锟、吴佩孚嫡系，与曹、吴关系不深，且在湘鄂战争期间对援鄂态度暧昧，意存观望，令吴佩孚颇为不满。北伐军入赣后，陈光远一面调集部队抵御，一面向北京政府求援，表示“军事方兴，需款万急，请饬财政部速筹拨巨款即汇来赣，以救燃眉”;“现在各军均在前线，后路一空，无队可援。除饬尽力支持相机办理外，请飞速派队来赣援助，方能御此大敌，保全危局”^[13]。 但曹、吴虽然令蔡成勋领军援赣，其行动并不迅捷，以至陈光远抱怨，“此系南北兵争，而赣省首当其冲，以赣现有兵力，实苦敌众我寡，有守御之兵，即无策应之师，能顾一路，而不能兼顾各路，两电请援请弹，乃奉院部真寒两电，一无所应。光远惟有殚竭心力，激励部曲，勉尽撑持，至于利钝所不敢计也”^[14]。
北伐军在江西作战初期的进展较为顺利，自5月中旬入赣后连战皆捷，25日占大庾，29日占崇义、信丰，陈光远部无力抵御。6月上旬，北伐军与陈光远部在赣州连战多日，13日北伐军克赣州，兵锋直指吉安，陈光远自觉无力控制局势，15日弃职逃离南昌。当日，刚刚复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拿陈光远开刀，作为废督裁兵之例，免其江西督军职，由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节制江西军队，免杨庆鋆代署江西省长职，任谢远涵代署江西省长。也在15日，北伐军决定二期作战计划，确定沿赣江两岸向北进击，19日占万安、泰和，直逼吉安，形势似乎大好。不过，为了迅速取得北伐的突破，孙中山将大部分部队放置在前线，广东后方没有足够可靠的留守部队，当陈炯明在后方显露异动之状时，孙中山无力控制，而又存有一鼓而下江西之心，对广东后方情势的演变关注不够，在北伐进军的胜利声中，后方不稳势将影响前方军情，致北伐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