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炮击观音山

桂系军阀对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一开始就采取听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后来更发展到公开进行破坏。粤督陈炳焜秉承陆荣廷的“釜底抽薪”之计，驱逐拥护孙中山的省长朱庆澜，强行收回由朱交给军政府管辖的二十营亲军(即省署警卫军),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陈炳焜在广东混不下去，乃由莫荣新继任粤督，但是，莫并不比陈好些。如前所述，莫曾杀害孙中山任命的潮梅前敌司令金国治，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的连排长及新招卫士六十余人为土匪，任意枪杀。孙中山曾愤怒地说：“如果曾做过土匪的便要枪毙，那就怎样的去处置现在的督军省长？”^[1]这里，孙中山指的就是当时的广东省长李耀汉和督军莫荣新，因为他们都做过土匪。他强烈要求莫荣新严惩所部肇事者，向军政府谢罪，但莫置之不理。接着，又有两名招兵人员在广州被捕，孙中山写信要求保释，莫连信也不回，就把这两个招兵人员枪决了。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炮击观音山，惩罚莫荣新。1918年1月3日晚，他率领亲信将领及少数警卫部队，亲登同安、豫章两舰，驶到中流砥柱炮台指挥开炮，向督军署轰击，同时命令朱执信促李耀汉、李福林等同时发难，许崇智、邓铿、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孙中山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续发七十余发。当舰上发炮作为起事信号，炮弹打到观音山时，除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陆上部队全无响应。陈炯明认为孙此举“冒险”、“轻率”,按兵不动，袖手旁观。滇军虽经大元帅参议刘德泽运动，但因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旅长朱培德、张维新等极力反对，亦不能行动。其他部队则表示中立，徘徊观望。莫荣新先得密报，接受其参谋长郭椿森的献计，采取“不理睬”政策，电令熄灭灯火，不许还击，同时打电话到海珠的海军办公室，请程璧光迅速进行调处。程璧光急忙派海琛舰向豫章舰、同安舰传达“停止炮轰，开回省城”的紧急命令。这两艘军舰起事后得不到陆军的响应，势孤力薄，又接到上级长官的命令，只得开回省城。
炮击观音山的第二天，各界要人及中华革命党一些元老们，对这一事件主张进行调解。孙中山向桂系提出五个条件：一、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二、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三、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四、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五、广东外交人员由军政府任命。莫荣新表示，第一至第三条须向陆荣廷请示；第四、第五条修改为“须得军政府的同意”。这种答复，等于一个条件也没有接受^[2]。但莫故作姿态，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亲自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道歉问疾，并答应接济元帅府卫兵月饷二万元，又循孙中山之意，派罗诚为广东交涉员，且受军政府任命。难怪当时就有人指出：“陆阿宋(荣廷)及其伙伴能有今日发迹，也有他们两手的。”^[3]
1月9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招待军政及工商各界代表，说明炮击观音山的事实经过，揭露桂系的真面目，指出军政府成立以来，由于地方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致“形同虚设，贻误讨逆戎机”。他表示这次炮击观音山，“莫督军既未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
这次炮击观音山，时人也称为“炮教莫荣新”,既打击了桂系军阀的嚣张气焰，也提高了军政府的威望，并表现了孙中山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