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留欧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

1904年初，署湖广总督端方等为瓦解武昌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将主张激烈的学生派去游学，其中一部分人被派往欧洲。武昌进步学生不愿这些中坚人物离开，朱和中安慰他们说：“事已至此，岂能自由？然如此伟大革命，我辈群龙无首，岂等夷所能领导？正好借此机会，往西洋觅孙逸仙耳！”^[1]他们抱着寻找真理的愿望离开了故乡。当年春天，湖北以及四川、两江派出的学生都到达欧洲，分往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入学。
清政府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5年，两江总督沈葆桢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数人赴法国学船政。次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青年军官数人赴德国学军事。第三年，李鸿章又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十余人赴英国学驾驶。此后，中国游学生即源源西行，但是总人数不多，在九十年代即落于留日学生人数之后。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学的是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他们远离祖国，对国内发生的政治变动，远不如留日学生关切。在1904年，当受过国内革命风气熏陶的湖北等地学生到达后，留欧学生中的政治状态才有所转变。
湖北赴欧学生出国前经过上海时，在戢翼翚处遇到了湖北留日学生刘成禺。刘因为在癸卯新年学生会上发表革命排满演说而被取消了官费。孙中山抵美后，推荐他出任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这时正在上海办理出国手续。他们向刘成禺打听了孙中山的情况，并请他向孙中山转达敬意，刘和他们约定经常联系。1904年12月下旬，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到达英国伦敦。刘成禺自美国写信把孙中山赴英的消息告诉在比利时的湖北学生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要他们直接与孙中山联系。贺之才等立刻写信到伦敦，邀请孙中山来游欧陆。孙中山此时经济极为困窘，他们又凑集了旅费汇去。1905年春，孙中山从英国渡海到比利时。
孙中山在比利时俄斯敦港受到湖北、四川学生代表的欢迎，随后抵达布鲁塞尔同当地中国留学生会见。孙中山同贺之才、史青、朱和中等人连续进行了几天几夜的长谈，他向学生们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政治主张、实行方法和对未来的理想。他们对反清革命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争论得最激烈的，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问题。孙中山问学生们革命应用何种方法进行，朱和中等答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朱等详细介绍了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发展的经过，孙中山很高兴，但还是认为利用会党暴动最为可靠。朱等却认为“会党之志在抢掠，若早成功，反为所制”。他们指出：“革命者，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他们还指出，过去虽然有陆皓东、史坚如等追随孙中山，但“人数甚少，无济于事，必大多数智识分子均赞成我辈，则事半功倍矣。”孙中山非常重视这些学生的意见，他开始认为可以会党、知识分子双方并进；在听取了进一步的申述后，得出结论说：“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之人。”^[2]
在距离中国本土万里之遥的布鲁塞尔所进行的这场辩论，是密切关系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前途的历史性辩论；这场辩论是反清革命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此以前，孙中山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放在运动会党方面，会党是兴中会举行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这种情况是当时国内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孙中山回忆说，在1895年到1900年间，“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入耳”^[3]。但是，在1900年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新型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地倾向革命排满，并在日本和国内形成了以这些人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朱和中等的意见正反映着这股刚刚崛起的政治力量的自信心。在1900年以后，孙中山在日本同留学生、政治流亡者的接触日益增加，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他们的革命运动，不完全的历史经验还局限着他。1904年在美期间，介绍孙中山赴各埠演说的《致公堂公启》在谈到新型知识阶层的革命活动时说：“无如新进志士，虽满腔热血，冲天义愤，而当此风气甫开，正如大梦初觉，团体不大，实力未宏，言论虽足激发一代之风潮，而事实尚未能举而措之。”^[4]这段话和辩论中的说法，反映出孙中山对革命知识阶层的保留态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当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时，这位旗手却不完全理解这股政治力量。通过这次辩论，这个矛盾解决了。朱和中等人是有辩才的，但更有说服力的是事实，是国内以新型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反清革命运动的兴起。
在新型知识阶层中发展革命势力的结论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这不仅因为新型知识阶层是这次革命的基本群众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对这次革命的领导作用，差不多完全体现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活动上。这一结论促进了新的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建立，并且促进了革命运动在国内更广泛的发展。
但是，这次辩论也有着根本性的弱点，孙中山等人关于革命依靠力量的讨论实际上只进行了半截，即只讨论了领导力量的问题，而没有全面讨论革命的动力问题。朱和中等关于会党的看法具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后来也影响了孙中山。对于新军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会党和新军的主要成分都是农民，孙中山等人除了考虑要利用这种已经有组织的力量进行暴动外，并没有进一步考虑到如何直接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的问题。
在连续数日的辩论结束后，孙中山提议举行宣誓，组织革命团体。于是留学生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誓词进行了宣誓。孙中山在美改造洪门成绩甚微，经济上又十分拮据，他在困境之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异常高兴。宣誓完毕，即席演说，“亦若痛饮黄龙即在目前者”^[5]。孙中山在比利时中国留学生中共发展了三十多人加入革命组织。这个团体当时叫什么名称，已无可查考。
5月，在贺之才陪同下，孙中山访问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同第二国际负责人王德威尔德的秘书进行了长谈。孙中山表示了自己和中国革命党人对西方工人运动的关切和同情，同时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民生主义。
在比利时会见孙中山的朱和中是留德学生，他代表留德学生坚决邀请孙中山去柏林。于是，孙中山又在德国引导了刘家佺、周泽春、宾步程等二十余人加盟。接着，他又到法国巴黎，发展了王鸿猷、唐豸、刘光谦等十余人。至此，在留欧学生中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在欧洲了解到国内和东京反清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决计东归。他在巴黎逗留时，遇到了一起革命组织破坏事件。加盟的留德学生王发科等意志不坚定，害怕因革命断送了升官发财的前途，跑到巴黎和那里的动摇分子汤芗铭等勾结在一起，设计叛卖。他们到旅馆去见孙中山，伪装殷勤，邀孙中山外出，然后偷偷回到旅馆，将留学生们加盟的盟书窃去，送交清朝驻法使馆。但是，公使孙宝琦不愿惹麻烦，没有接受。因为这一变故，比、德、法的革命组织都进行了改组，清除了不坚定的人。改组后的革命组织，成员减少，但却巩固了。他们为孙中山筹集了路费，孙中山便很快于6月间离开了法国，前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