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南下筹备护法政府

孙中山一直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北方局势的发展。
早在1917年5月22日，孙中山与岑春煊、章太炎、唐绍仪曾联名致电段祺瑞及众参两院，要求他们遵守约法，尊重国会。“若与政客交换条件，使少数人得被擢用，而以国家为牺牲，无论官僚、民党，悉为国人之所不容。”^[1]同时，他又与章太炎等联名致电黎元洪及两院议员，指出“乱党独立，要求元首退位、国会解散，此但威吓行为，断不可长其骄气”;要求黎元洪“信赏必罚，勿事调停”;希望议员们“与宪法共死生……以保民国代表之尊严”^[2]。随后，他怒斥“倪逆叛乱，附者八省”^[3]的反革命罪行，指出倪嗣冲一伙“举兵谋另组政府，为复辟先声”^[4]。他揭露天津伪政府玩弄“拥护总统，解散国会”的花招及张勋借调停之名解散国会、大搞复辟的阴谋，指出“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5]。
孙中山从正副总统在督军团叛乱过程的表现中，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重要性。他认为黎元洪身为国家元首，在“群盗鸱张，叛形已著”的情况下，屈服于督军团的压力，“求与调和，以损元首之尊严，国会亦或自议解散。……不知国会一散，去中坚而存守府，叛党得挟元首以令全国，反客为主，其祸更甚于反侧跳梁”,这种做法，“实同降伏”。因此，他指出：今日的中国，“宜宣言拥护国会，不宜宣言拥护总统”^[6]。冯国璋身为副总统，在督军团叛乱时，“力能申讨而佯守中立，阴与周旋，兼为从中游说，迫胁元首，申请解散国会，实属通同谋叛”^[7]。既然正副总统或者“降伏”叛逆，或者“通同谋叛”,完全丧失了充当国家元首的资格，那么，建立护法政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孙中山也从段祺瑞在张勋复辟的表演中，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紧迫性。段始则嗾使张勋复辟，继而打着“讨逆”、“拥护共和”的旗号，窃权盗国。这种“以叛讨叛、以贼灭贼”的行径，完全暴露了北洋军阀政府“乃与张勋争权攘利，而非拥护共和”^[8]。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奸贼当权，国家遭殃。而民主政治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国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窃据大位，时势迫亟，民国不可一日无主”^[9]。
鉴于护法各省因无正当的统一机关，“内无以号召全国，外不能交际友邦”^[10],“正式国会急切难成，而对内对外又不能不有继绝扶危之中心组织”^[11],孙中山决定加紧筹建护法政府的工作。7月1日张勋复辟事起，黎元洪避居日本使馆。孙中山一面先行通电否认副总统冯国璋有代理大总统资格，一面又把一度考虑实行的“驱黎”策略改为“迎黎”,因为他获悉黎元洪在张勋复辟当天否认还政，对复辟政权“严词拒绝，誓不承认”^[12]。与此同时，孙中山通电号召两院议员“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13],并派刘成禺、符梦松北上欢迎，汪精卫则驻沪招待南下议员。孙中山致电西南各省，强调今日的中国，“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14]。7月5日，黎元洪派总统府军事幕僚长金永炎抵沪谒见孙中山，说明黎决意辞职，现避居日本大使馆，将印信移交冯国璋副总统。而冯于6日抢先在南京宣布代理大总统职权。同日，程璧光派军舰四艘赴秦皇岛，迎黎元洪南下，但黎执意辞职，终不肯行。
孙中山曾一度考虑以上海为护法根据地。但上海是帝国主义封建顽固势力集中之地，外交问题十分棘手；那里的政学会分子又是非不辨，不愿与他合作共事，复辟势力的暗流或隐或现，蠢蠢欲动；护法力量很难发展。因此，他毅然放弃上海而选择广东为护法根据地。这个策略上的改变是正确的。因为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和他长期从事革命的策源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又是西南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枢。从历史上看，那里无论是粤军或驻粤的桂军、滇军，在护国战争时期都或多或少有过一段参加“革命”、“拥护共和”的光荣经历，与北洋军阀有所不同。在督军团祸乱北方期间，两广宣布“自主”最早，陆荣廷为了保存和发展两广的地盘，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采取了某种对抗形式，这在客观上也为护法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孙中山把西南六省看作是“民国干净土”,认为“默观时势，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惟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15]。张勋在北京复辟期间，广东省长朱庆澜派人到上海邀请孙中山组织军政府，而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也通电主张迁都广州，认为“国都既陷，政无所出。维今大计，速迁政府，设置地点，广州为宜。组织内阁，遥戴黎公”^[16]。于是孙中山在7月6日率海琛、应瑞舰离沪赴粤，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陈炯明等同行。他们于10日抵汕头，17日到达虎门，旋改乘江固舰抵黄埔。广东督军陈炳焜、省长朱庆澜等前往江边迎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主张请海军全体舰队来粤，然后在粤召集国会及请黎元洪前来执行大总统职务。19日抵广州，出席省议会欢迎会，与陈炳焜、朱庆澜商讨邀请国会议员来粤以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孙中山提议以省议会名义，请国会议员来粤召集国会以决定大计；如法定人数不足，可召开紧急非常会议，“以决要政”。朱庆澜表示赞成。陈炳焜态度暧昧，以“南方力薄，经济困难”为辞，加以推托。孙中山逐一解释，并希敦促陆荣廷东下合作，“陈始无言，勉强同意”^[17]。同日，孙中山通过津、沪各报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召开国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