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及其政治转向

孙中山三度回粤出任大元帅之后，不仅不再提“护法”,不再开国会，表示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践行有新的思考，而且开始接近苏俄，亲近苏俄，学习苏俄，其以苏俄为师的思想渐渐成型，从而预示着孙中山政治态度及其实践的重大转向。
孙中山一直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热诚践行者，但是，在孙中山的奋斗历程中，却并不能得到西方列强对其事业的热诚支持，相反，西方列强政府经常表现出对孙中山事业的冷淡，即便是被孙中山认为是“共和之友”的美国也是如此。1921年3月，哈定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孙中山派驻华盛顿的代表马素致电表示祝贺，却被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慕瑞拒收，理由是美国只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充分表现出美国的国家现实主义立场以及民主政治理想对现实政治的妥协。因此，孙中山越是在其奋斗历程中受挫，便越是期待外来的支持，而又总是被冷淡被拒绝^[2],使他感同身受，对西方列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曾对外国友人愤愤地表示，“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已经绝望”,不得不寻求从其他途径获得援助的可能^[3]。有研究者认为，孙中山本来是“一个言必谈美国，大半生以美国为榜样的政治家”,但是，孙中山与美国多年打交道的经历以及美国对孙中山长期不冷不热的态度，使他对美国民主制的价值产生怀疑，从而反思自己过去的信仰与理念，认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列强一样“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谋求美国支持的希望完全不存在，整个西方世界已成为其事业的敌人。孙中山开始重新解释其三民主义，提出了激进的反帝主张”。从此，“孙中山从一个辛亥革命初期中外条约体系的坚守者变成一个决心以革命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列强压迫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正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持续不断的压迫使孙中山走向激进，把他和国民党推入了苏联怀抱，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兴起”^[4]。
就在孙中山对西方列强日渐失望的过程中，俄国革命的爆发及其新政府对中国的新立场，使孙中山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的眼光开始由向西看而有转变为向东看的趋向^[5]。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爆发不久，孙中山即以护法军政府的名义，“特任王孰闻为西伯利亚调查员”,赴俄国调查了解有关情况^[6]。1918年夏，在苏俄革命处在内外交困的艰难之际，孙中山特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 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7]。列宁收悉此函后，称之为“东方的曙光”,并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于8月1日复信“表示感谢”,不过因为当时中俄两国的政治及交通阻隔，孙中山并未见到列宁的复函^[8]。其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废除中俄间旧有的不平等条约，建立两国之间的新型平等关系。虽然苏俄宣言有宣传的意味，表现为口惠而实不至，但在当时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形势下，确实给中国社会各界带来了新思考，引起积极的反响。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对苏俄革命后的状况有不少新闻和文章，一般而言还比较客观，反映出国民党人和孙中山当时对苏俄革命的看法至少不是那么负面。
苏俄革命成功后，面对国内敌对势力的反叛和西方列强的封堵，也在寻求可能的支持者，并且将目光投向了近邻中国。1920年中俄交通恢复之后，苏俄及共产国际都曾派代表来华，实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寻求对俄国革命可能的同情与支持。这些来华人士在中国接触过北京政府官员，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北洋军人、陈炯明等地方实力派，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访华观感不一，有人注意到孙中山在中国各地“都有追随者”,“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有资金，许多资本家常常向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他可以发动起义并能够得到督军朋友们的支持，督军们兵合一处，为他提供一支颇为可观的武装力量”^[9];也有人认为吴佩孚是“进步军阀”,陈炯明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表示：“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称赞吴“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10]。越飞还曾派人去见吴佩孚，其参观吴佩孚军队后递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吴本人和他的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越飞信中的意见，并“都说自己亲俄”^[11]。俄罗斯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认为，陈炯明“是一名革命者”,是“解放了的年轻的中国的最著名活动家之一。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最‘有声望’的人物”,“顺利地进行着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和反对封建政权残余的斗争”^[12]。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法，苏俄一度将吴佩孚或陈炯明视为可以联合的对象，对孙中山的实力并不特别看重，这些看法曾经影响到苏俄与孙中山的关系，双方合作的进程起始并不顺利。　
1920年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达上海，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向他表示“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13]。这大概是孙中山与苏俄方面接触的最早开端，不过，维经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与苏俄政府毕竟有所区别；因此，孙中山或许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他与苏俄方面已经有了接触。1920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致函孙中山，因为关山阻隔，孙中山直到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这封信，8月28日，孙中山在给齐切林的复函中，明确表示，这是他从苏俄方面“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虽然他在报上也看到有报道，说是苏俄方面向他作过一些建议，“其实任何这样的建议，都没有用信件或其他方式通知过我”。孙中山在复函中，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并且将北洋军阀与反叛苏俄政府的白军相比较，表示“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当我到那里时，这种清洗将会发生——,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而“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来的亲身经验，会使您能够了解我所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事业”。在这封复函中，孙中山明确表示：“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 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说明孙中山已经意识到自身政治组织的不足，注意到苏俄革命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组织架构。作为现实的政治家，孙中山也注意到苏俄对东北的利益诉求和历史渊源，并且将张作霖形容为北京政府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14]。虽然孙中山此时已经和张作霖有了成立反直“三角同盟”的默契，但他向苏俄描绘的张作霖“形象”,却把握了苏俄的内心与利益诉求，说明与孙中山理想主义情怀并存的，也有精明的现实主义考量^[15]。
自1921年起，苏俄和国民党即不断有实际的接触，彼此有更多的了解。1921年1月，苏俄代表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上海会见李烈钧，李向他表示，俄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与国民党很相似，“他们试图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同时还表示，“他们广州人不知道为什么优林至今蔑视广州”^[16]。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参加了中共“一大”之后，1921年10月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邀请国民党派人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1月7日，列宁致函齐切林，指示对孙中山“应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要派我们的人去广州”^[17]。其后，马林由共产党员张太雷陪同，于12月23日到达桂林，同正在筹划北伐的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见。马林向孙中山表示，“苏俄坚决支持所谓落后国为政治独立而斗争。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革命政府也应同苏俄合作，并应尽快同苏维埃共和国达成明确的协议，以增强国家的地位”。“如果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至少应立即派一个代表团去同莫斯科建立秘密联系”^[18]。据马林回忆，孙中山认为在北伐胜利前，与苏俄结盟事实上不可能，因为这会招致列强的干涉^[19]。
1922年4月，来华出席正在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先行到达广州，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孙中山希望与苏俄建立更多的联系，而达林则提出国共两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谈正在进行中，陈炯明发动政变，孙中山驻留永丰舰时仍与达林保持着联系，直到其离开广州。在孙中山离开广州前，他曾经请陈友仁转告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20]
1922年6月的陈炯明政变，使正在进行中的孙中山北伐再遭重大挫折，而且陈炯明及其粤军是孙中山曾经鼎力培育并视为其可信赖的部队，如今于旦夕之间叛孙，确实使孙中山内心有深重的失败感。孙中山曾经寄予期望的西方列强，视其为缺乏实权的边缘政治人物，对他并没有多少切实的支持，列强的现实主义态度，反而促使孙中山的反思，成为孙中山放弃其不切实际的“理想”,更多追求“现实”的动力，而苏俄恰恰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提供实际支持的一方力量，孙中山的政治态度由此发生重大转向，更多倾向于和苏俄结盟，以获得实际的支持。在此前后，陈炯明发动政变，吴佩孚镇压工运，而且无论是陈炯明还是吴佩孚，也都没有表露出和苏俄有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苏俄对陈炯明和吴佩孚在政治上的期待基本落空，他们的目光也在更多转向孙中山，将孙作为在中国合作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使苏俄与孙中山的合作多了一条可行的沟通途径，较之完全由苏俄出面更有可伸可缩的方便性。孙中山和苏俄两方的现实需要和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决定了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近，双方的合作具有了高度的可能性与相当的可行性，是双方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当然，孙中山对这种合作的需要更为迫切，也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1922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向共产国际和苏俄领导人报告其中国之行时，建议中共应“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放弃独立”^[21]。8月，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22],要求中国共产党“正确参与政治斗争”,“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国民党保持紧密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23]。8月25日，马林又一次来华后在上海再度会见孙中山。刚刚经受了陈炯明政变的打击、从广州返回上海、正在艰难处境中的孙中山，对马林来访很是欣慰，向他表示“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24]。马林也向孙中山说明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与国民党共同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25],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从成立初期“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26],先后调整为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不加入国民党^[27],直至1922年8月下旬西湖会议，决定中共党员视需要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28]。其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等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有感于革命的屡起屡败，孙中山对国民党的软弱涣散越加不满意，自1922年8月他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即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国民党改组事宜。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进会议，6日指定丁惟汾、陈独秀等九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1923年1月1日，经孙中山审定，《中国国民党宣言》公开发表。《宣言》回顾了国民党创立的历史，表示“吾党为国致力，虽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强调“吾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无或稍改”;“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能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黾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重申奉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提出国民党的政策是：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实行普选制度，以人民投票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实行地价税法；铁道、资源及大规模工商业由国家经营管理，并由工人参与部分管理权；制定工人保护法，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等等。同时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也说明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要内容^[29]。《宣言》不提“护法”而强调“主义”,与以往表述有所不同。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会议，在大会演说中，孙中山告诫与会者，“我们自革命成功以来、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务反不如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要求大家“把本党再改进、再扩张起来”;“切实把党务来改良、来扩张，使一日一日的进步才好”^[30]。这些都表示国民党改组的逐步进行，预示着国民党改弦更张的开始。
1923年1月17日，苏俄代表越飞抵达上海，此后十天中，他与孙中山多次会见，就相关问题有广泛的讨论。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代表苏俄再次声明：“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双方“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状”;“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31]。《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表明苏俄与孙中山的接近与合作初见成效，也表明孙中山着力寻求苏俄援助以完成其革命事业。双方在“宣言”中都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各有所得。苏俄虽然表示“抛弃”中俄旧条约，但在事关苏俄国家利益的中东路和外蒙问题上并未有实质的让步；孙中山得到了苏俄对其革命事业的援助承诺，同时又使苏俄承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32]。所以，双方都可以对“宣言”作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双方对“宣言”也都表示满意。“宣言”发表的次日，越飞与孙中山的代表廖仲恺同往日本，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昕夕相聚，议论上下古今”;“对各种问题，互相辩论”^[33];就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等问题达成原则意向。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表示孙中山与苏俄建立实际的政治关系，其后苏俄对孙中山的实际援助开始到达广东。1923年5月，苏联政府向孙中山表示，将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炮和2辆装甲车，但请其“严守秘密”。孙中山复电接受苏方的建议^[34]。在当时，这种援助是孙中山最急切需要的，因为据马林的报告，廖仲恺“经常对我讲，钱的问题是他最大的忧虑，几乎唯一的忧虑，他一筹莫展” ^[35]。苏俄的金钱和物质援助对孙中山而言，实可谓雪中送炭。苏俄还开始向广东政府及国民党派出政治军事顾问，最早的一批顾问在1923年秋季到达广州。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36]。10月6日， 鲍罗廷到达广州，他肯定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认为“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37]。同时他也认为国民党存在纪律松弛、党员成分复杂、党内存在异己分子和野心家、党缺乏群众基础等问题，需要努力改进；建议国民党重新研究和审议党纲党章，建立党的核心组织和地方组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新的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机构，等等^[38]。这些建议为孙中山所重视所认同，并成为国民党改组过程中遵循的基本原则步骤。
鲍罗廷的意见毕竟出自外国顾问，如何让这些意见为国民党内各路人等接受，颇费孙中山的思量。1923年下半年，为了替国民党改组造势，为国民党改组奠定思想认同的基础，孙中山在各种场合频频向党内成员宣传其改组的思想。10月15日，孙中山在国民党员恳亲大会上提出：“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这些党员的心理，以为达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业便算了结一样。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至于热心党务、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为加入本党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党的分子便非常复杂。”因此，“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大家从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做党员的精神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能够为主义去牺牲。大家为党做事，事无大小，必须持以毅力，彻底做成功。平日立志，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39] 11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员大会致训词，认为“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皆其且大者”。因此，“吾党同人今后当知所鉴，当自信吾党主义固有绝大把握，但能组织完善，则收效正大，否则恐终不能通力合作也”;“吾人既知组织之未完，当思有以改善，务使以前党员活动由上而下的形式，一反为由下而上”^[40]。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演说时进一步告诫党员：“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41]
在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早期，他派出代表团赴苏考察事占有一定的地位。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由蒋介石领衔、包括共产党人张太雷等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苏俄的政治、军事和党务状况，以期为中国革命寻求胜利的路径。孙中山与蒋介石早有接触，而自1922年6月蒋介石到广州在永丰舰随扈孙中山坚持对陈炯明的斗争之后，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亲近，其后孙任蒋为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大元帅府参谋长等职，派其率团赴苏考察，也说明了孙对蒋的信任^[42]。
经过长途跋涉，海陆颠簸，蒋介石一行自上海乘轮到大连，再转铁路入苏，历时二周有余，9月2日到达莫斯科，停留近三个月，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代表团访苏期间，如蒋介石所言：“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43]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加米涅夫、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等领导人都会见了蒋介石，并讨论了有关问题。在代表团最关注的军事方面，他们提出：一、希望苏联多派人到中国，帮助我们按红军榜样训练部队；二、希望能为了解红军提供方便；三、请求共同讨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计划。苏方的答复是：可以多派一些中国干部到苏联学习军事，但暂时无法派遣很多人去中国；建议国民党加强政治工作，认为政治准备现在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只有在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待国内具备了足以保证军事工作顺利进行之时，方可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44]。11月26日，代表团参加由季诺维也夫主持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蒋介石就中国革命的纲领等问题作了解释。他说：三民主义“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口号。……如果我们根据三民主义口号开展革命工作，那么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很容易的。我们认为，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也就是中国民族主义革命进行三五年之后，我们就能取得成功，而一旦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开展宣传工作。”他希望“共产国际将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仔细研究中国的局势，他们也将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的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45]27日，在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建议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蒋介石则提出由于帝国主义压制革命宣传而造成的“政治活动的困难”,但他仍然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并说“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46]。代表团还考察了红军部队、军事学校与军队党组织的状况，认为苏军军事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分工负责制是优点，对苏联红军的严明纪律、文化素养、政治工作留下深刻印象，表示愿意以红军为榜样，创办军官学校，组建军队。28日，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专门讨论中国国共合作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并将其交代表团带回中国。这个《决议》就如何在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具体明确地阐述了看法，认为国民党要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必须按照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对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民族主义的含义应是，“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民生主义应包括，“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等等^[47]。代表团在苏俄访问期间得到的意见、建议和印象，都通过考察报告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和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提交给国民党及孙中山的考察报告外，参加代表团的个人，因其具体情况的不同，访苏观感也有不同。蒋介石对苏俄革命经验的一些方面颇为赞许，但对另外一些方面则有不满或心存疑虑。他对托洛茨基的印象是：“其人慷慨活泼，其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而不可缺也云。”对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决议则表示不满，认为“普泛不实，其自居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其领袖徐诺微夫(季诺维也夫)似有颓唐不振之气”^[48]。代表团在12月15日回到上海后，蒋介石向孙中山提交的访苏报告倒是反映了苏俄方面的看法，其中说：“我们的国民革命不能带有妥协性质。我们的目标就是同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作斗争。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不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不能指望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由此得出，我们的任务就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所以我们的国民革命将具有国际性质。”^[49]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到广州，向孙中山再次作访苏口头汇报，既谈到苏俄建军成功的经验，也谈了自己的疑虑^[50]。
孙中山的政治转向既包括他对苏俄的政策，也包括他对中共的政策。在筹备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不少共产党人被孙中山委派担任国民党的各级职务，得到孙中山的重视和信任，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瞿秋白等。孙中山尤其着重组织方面的举措，以使改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1923年10月，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4日又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量国民党改组问题，并委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循序渐进地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51]。
1923年11月25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同时公布。《宣言》回顾了国民党奋斗的历史，承认“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而“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强调“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迭更称号，然宗旨主义未尝或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份子淘汰，去恶留良”^[52]。《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提出：“吾党之目的，在于中国领域之内，养成一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使全体国民得于国际上、政治上、经济上遂其有价值之生存。本此目的，揭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主张，以奋斗之精神而图其实现。”党纲草案还对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具体内容作了阐释^[53]。党章草案共十一章六十六条，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强调上下关系和严密组织、严格纪律，并要求在国民党活动的各团体中组建“党团”,以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2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军军官学校，委派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成为“党军”创立的先兆^[54]。这些党政军方面的原则规定显然吸收了苏俄的经验，是孙中山与苏俄关系的发展及其政治转向的逻辑产物，并为其后国民党的改组和政治军事的“以俄为师”准备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