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发神谶碑

《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亦称《三段碑》,刻立于三国吴天玺元年(276)七月。该碑数经迁徙，清嘉庆年间毁于江宁县学。
《天发神谶碑》原拓甚少，今故宫藏有宋拓本，摹刻者以林曙生“黄泯墙本”为善。关于该碑书者，碑文衔名处恰好残缺，文献又无记载，故说法不一，或说是皇象，或指为苏建，但均属推测之辞，并无确凿证据。至于该碑体制，因原石曾被人凿改谋作他用，故亦不可详考。
该碑刻立原由，历来众说纷纭，各家多以《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所载诸符瑞为依据，但传内所述却与碑文所记不符。不过，吴末帝孙皓荒淫无道，贪横暴虐，而又极端迷信，在位十六年，竟因符瑞而八次改元。所以，《天发神谶碑》因“天降符瑞”而刻立，用来“褒赞灵德，以答休祥”,这一点当无疑义。
此碑初看，怪诞离奇，非隶非篆，全无法度可言。细读再三，则又觉矩度森严，亦隶亦篆，隐有“似曾相识”之感。碑字结构用篆，无作为隶书特征的波磔； 笔法用隶，虽曳脚垂尾，也带方笔。其书字形方整，既不似篆之圆长，也不象隶之扁平。竖画起笔作钉头，下多悬针，如“中”、“神”诸字。最饶韵味者，如“一”、“上”、“下”、“天”等字的横画，其锋尖入纸后，便疾向左下出锋，垂芒如利刃，然后再回锋至原处向右徐行，直至收锋护尾。这顷刻之间，两度取势运笔。大有兵家“再接再厉”之意。而提按顿挫，尖圆疾徐的有机结合，却又深得相反相成之妙。1974年甘肃甘谷出土的东汉隶书竹简中，也有相似的笔画。

全碑这些横画垂芒、竖画的悬针及曳脚，星罗棋布，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场景，使人感到如进武库，如入战阵，只见刀枪密布，剑戟林立，寒光闪闪，霜刃重重！ 其兵刃形制各别，或大或小，时直时弯，险劲犀利，锋芒毕露，威武雄壮，气势磅礴。
古今论书者大多对《天发神谶碑》评价极高。被目为“书家酷吏”的黄伯思于《东观余论》中誉其“字势雄伟”。汪珂玉《珊瑚网》谓其“跳跋平硬，尽去棋算斗环之累”。王澍《竹云题跋》云： “书法铦厉奇崛，于秦汉外别树一体……如龙蠖蛰起，盘屈腾踔，一一纵横自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更云，“奇伟惊世，笔力伟健冠古今。”杨守敬《学书迩言》亦谓：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马宗霍《书林藻鉴》称其：“势险而局宽，锋廉而韵厚，将陷复出，若郁还伸。此则东都诸石，犹当逊其瑰伟。即此偏师，足以陵轹上国。”都可说是推崇备至了。虽则如是，唱反调的也并非无人。郭宗昌《金石史》就诋《天发神谶碑》为“牛腹书”、“牛鬼蛇神”。其理由是“不尚古昔”。按郭之意，祀天之碑，如同彝器，“所谓彝器者，如彝常之必不可紊，作如是器，必作如是款，丝发罔逾。”这种泥古不化，墨守陈规，容不得半点创新的观点，实属荒唐。
《天发神谶碑》师承渊源颇难判断。康有为称其转折方圆似《新嘉量铭》,曳脚似《北海相景君铭》。上文也提到其主笔横画似甘谷汉简，但都系东鳞西爪，未足以论全貌。日人伏见冲敬认为其继承汉碑篆额，这种将师承范围扩大的提法虽然讨巧，但仍笼罩不了《天发神谶碑》的书法特点。总之，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讲《天发神谶碑》兼取篆隶之长，自创体格，独树一帜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从后继方面来看，《天发神谶碑》门户单薄，嗣音稀少，几成绝响。究其后嗣匮乏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立法过峻，取则太高”。篆书字形，繁于隶书； 隶书用笔，难于篆书。该碑笔法用隶，字形用篆，弃其简易，独取繁难，再加装饰笔画，足使学书者望而却步，不敢高攀。王澍《竹云题跋》云： “学之不成，便堕恶道”,诚为知言。
《天发神谶碑》是书法史上难得的创新作品。它虽不是笼罩万世的日月，众星所归的北极，但譬之为惊世骇俗，侵凌日月，横扫天际，压倒众星的彗星，当非过誉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