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收了三五斗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
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
“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象潮水一般涌出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那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了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粜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 “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有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粜那已经送到了河埠头的米，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那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着雇短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在范墓，或许有比较好一点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髭说道：“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
“到范墓去粜没有好处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那里来得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将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情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去年的粜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要比七块半多一点吧。那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一点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掷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 “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来，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噜囌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顶旧毡帽从石阶下升上来，旧毡帽下面是浮现着希望的酱赤的颜面。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嘴脸。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迸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载在敞口船里的米却总得粜出，而且命中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米行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着洋钱。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结果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没了这船那船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不复可见。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了万盛米行的廒间，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象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支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投射出来， “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只有钞票。”
“那末，换中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 “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问个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袄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万盛米行，另一批人又从船埠头跨上来。同样地，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廒间，换到了并非白白的现洋钱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也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粜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 自己几尺，阿大几尺，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囝帽。难得今年天照应，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缴租，还债，解会钱，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余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那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方能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镇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加增了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谩骂那黑良心的来行。女人臂弯里钩着篮子，或者一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岸的店家直溜。小孩给赛璐珞的洋囝囝，老虎，狗，以及红红绿绿的洋铁铜鼓，洋铁喇叭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洋铜鼓，洋喇叭，买一个去，”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冬，冬，冬，——叭，叭，叭。
噹，噹，噹，——“洋磁面盆刮刮叫，四角一只真公道，乡亲，带一只去吧。”
“喂，乡亲，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别大减价，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点回去？”
万源祥、大利、老福兴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地叫着“乡亲”,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乡亲”的布袄；他们知道惟有今天， “乡亲”的口袋里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缩预算的踌躇之后， “乡亲”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了。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衣料呢，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绒线的帽子套在小孩头上试戴，刚刚合式，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 “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罗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小洋囝囝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乡亲”还沽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又从船梢头拿出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煮饭。一会儿，这条船也冒烟，那条船也冒烟，个个人淌着眼泪。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仓里跌交打滚，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五块钱一担，真是碰见了鬼！”
“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成好，还是亏本！”
“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去年还粜七块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粜出去了。唉，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
“为什么要粜出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里，给老婆吃，给儿子吃。我不缴租，宁可跑去吃官司，让他们关起来！”
“也只得不缴租呀。缴租立刻要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来缴租，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明年背着更重的债！”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计策，我们一起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花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象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进出来似的。
“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他的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 “近在眼前，就是替他们种的。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凭良心说，八块钱一担，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末，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
“我刚才在廒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 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
“保卫团开了枪，打死两个人。”
“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船埠头便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谷贱伤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行标题。
地主感觉收租棘手，便开会，发通电，大意说：今年收成特丰，粮食过剩，粮价低落，农民不堪其苦，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
金融界本来在那里要做买卖，便提出了救济的方案：(一)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向各地收买粮米，指定适当地点屯积，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当儿陆续售出，使米价保持平衡； (二)提倡粮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群相采购，造成无期的屯积； (三)由金融界负责募款，购屯粮米，到出售后结算，依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
工业界是不声不响。米价低落，工人的“米贴”之类可以免除，在他们是有利的。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统计，从学理，指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 “谷贱伤农”也未必然，谷即使不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农也得伤。
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在“乡亲”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有的挺身而出，被关在拘留所里，两角三角地，忍痛缴纳自己的饭钱；有的沉溺在赌博里，希望骨牌骰子有灵，一场赢他十块八块；有的求人去说好话，向田主那里退租，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穷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了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富有声色的人物对话——谈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旧中国三十年代农村悲惨生活的景象，从老作家叶圣陶著名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也可以明晰地看出来。
这篇小说，以大量的笔墨成功地描写了人物的对话，并富有声色地借此展示了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残酷的社会现实。鲁迅在《看书琐记》中说过：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多收了三五斗》的人物对话，不独在读者面前出现了须眉栩栩的“模样”,而且把读者带进了那漆黑肮脏的世界，与他们同样感受着愤懑与不平。叶圣陶同志是一位很懂得刻划人物的巧匠，但他决不滥作人物表象的絮烦而臃肿的涂饰，极力摒弃细到连头发丝也要作一番形容的冗笔赘墨。小说用一系列有特征性的对话，抨击了当时丑恶的社会现象，使其成为有助于表达主题思想的机体，由是弥见感情的真切。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同思共想，一道呐喊出了反抗的呼声。
《多收了三五斗》的人物对话，并非信手拈来去填塞小说的篇幅，而是精心选择来拓开生活的画面。我们从人物对话中看到了三十年代初的社会环境——
贫苦的农民终年在穷困中打发苦难的岁月，他们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庄稼的收成上。多亏老天爷有眼，风调雨顺，终于让劳累的农民所流的汗水，变成了雪白的大米，一亩田多收了三五斗粮食，年成不可谓不好，这总该可以透一口气了吧？谁知一群旧毡帽朋友到镇上粜米，于万盛米行的“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的时候，原来的满腔热望如肥皂泡似地破裂了！
“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各处的米象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旧毡帽朋友探问粮价，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粮价由十五块跌到十三块，又由十三块大幅度地跌到五块，还要由五块再往下跌，这正说明丰收的年景非但不能摆脱农民贫困的命运，反而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更进一步说明农民穷苦的根本原因是那万恶的旧社会。旧毡帽朋友发出了“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惊讶，米行里的先生随之提出“现在是什么时候”的反诘。前者对“跌”出乎意料，后者对“跌”入其意中；农民们会在“跌”中破产，米商们将在“跌”中发财。小说就是通过这种利害关系的对比、突出了两个阶级的对立！投机商人为什么能够贪婪地对农民如此压榨的呢？这就要从特定的社会背景上去找原因。
“还是不要粜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 “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贱粜新米，怎不叫旧毡帽朋友神伤心痛，满腹的忧愁化成了无比的愤激，出发时“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一易为没精打采，眼睁睁地看着渗浸着自己血汗的白米卖不上价钱，除去说两句气话，实在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暗示着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粮食市场，造成了农民丰收成灾的悲剧。“外洋大轮船”的驶入，在中国境内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农民的劳动果实被“洋”排挤殆尽， “洋”不就是“掠夺”的代名词吗？
“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在范墓，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待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髭说道： “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
“到范墓去粜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
“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是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
这里的对话，应验了米行里的先生先前所说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的事实，现在是多收了三五斗的时候，是农民们“以为该得透一透气”的时候，而实际上却是投机商人联合起来乘机向农民大肆榨取的时候，是国民党的官吏们正好对农民敲诈勒索的时候，也是封建地主重利盘剥农民到了逼债的时候，所以去范墓粜米无异于投肉喂狗，徒增一层烦恼罢了。 “同行公议”来压低粮价，透露了米商们暗地里在相互勾结，以此堵塞农民择地粜米的渠道，用心何其刻毒！“过两个局子”要捐钱纳税，反映了农民运米过境的寸步难行，不堪忍受多如牛毛的搜刮，农业丰收却创巨痛深至此，使读者也为之唏嘘！
小说写了来自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投机奸商这四个方面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表现了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反而增加了痛苦和不幸，揭示了农民贫困与破产的必然性。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旧毡帽朋友与米行里的先生的对话显示出来的。直接侵吞农民粮食的米商，看起来是在买卖上施出了随机顺势以决定涨跌行情的手段，达到营私饱囊的目的，而骨子里却是仗着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与上层那些吮吸民脂民膏的角色，一道坐在旧中国的人肉筵席上，干着罪恶的勾当，因此作者赋予了粜米时人物对话的时代色彩，就使得小说的思想内容更加深刻了。我们从《多收了三五斗》的人物对话中还看到了精神上烙有伤痕的农民们的心理状态——
旧毡帽朋友最关心不过的就是粮价了。当他们听到米的粜价只有五块的时候，一声“什么！”表明了问价后的大失所望。他们不相信亲耳听到的事实，提起迥异于现在的情况：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表明了自己是多么希望按照这样的粜价出售新米啊！然而希望是不能代替事实的，五块不会变成十三块，于是愤言“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表明了他们所受到的打击十分沉重。由始而吃惊，到继之生疑，直至最后动气，这一连串的心情变化，发生在一瞬之间，反映了贫苦农民不能掌握本身的命运。贱价粜米心不甘，不粜没法还借债，粜往别处更吃亏，那就只有无可奈何来议价了。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的粜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哪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旧毡帽朋友在“哀求”中存有侥幸，但却遭到米行里的先生的冰然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难道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吗？不，他们心想哪怕能够争取到使粮价稍微“抬高一点”也是好的，于是就委婉地表示了对压低粮价的不满，从前后粮价一涨一跌的悬殊上来诉诸于理，动之以情，幻想着或许这样会使对方体谅自己的苦衷，发出善心，满足他们“七块半”的要求。尽管语态是如此的恳切，语气是如此的平和，得到的却是白眼、冷嘲与恫吓。米行里不愁没人来粜米，而旧毡帽朋友心忧米价还要跌，再拖些时日，只怕连“五块”也卖不上，那损失岂不更大，何况“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呢！他们舍不得卖而又非卖不可，忍痛将米卖给了万盛米行，但所得到的“并非白白的现洋钱”,而是信用不高的中央银行的钞票。
“先生，给现洋钱， ‘袁世凯’,不行么？”
旧毡帽朋友知道“现洋钱”这民国初年铸的银元，本身具有实在的价值，因此手里拿着中央银行的钞票，内心里有着又多受了一层剥削的隐痛，但又不敢直接说出，只得忍气吞声，陪着小心，请求换钱，以免触犯了滥发这种纸币以掠夺人民财富的国民党政府而遭致横祸。 “不行么？”在寥寥三个字的对话里，饮泣含恨，毕现了复杂而不可言状的心理。换钱没有能够成功，旧毡帽朋友不得已就降低了要求，说：
“那未，换中国银行的吧。”
中国银行是北洋军阀时代创办的一家大银行，当时它发行的钞票比起中央银行的钞票来，信用要高过一筹。即使换不到洋钱，若能换到中国银行的钞票也是好的，把凡是想得到的要求都提出来，虽然是在一步步的退让，但提总比不提强些，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句对话，却敞露了旧毡帽朋友的这些内心活动。换钞票也没有能够成功，旧毡帽朋友路路断绝，多收了三五斗的结局竟是如此，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啊！我们从《多收了三五斗》的人物对话中又看到了无路可走的旧毡帽朋友鲜明的反抗意识——
粜米之后，他们怀着失望、懊丧、矛盾的心情走上了街市。市面上表面的热闹掩盖不住实际上的萧条，农民们的购买力低下得连买一条毛巾、一面镜子的愿望也不能实现，虽然多收了三五斗，但想买一个热水瓶竟“简直不敢问一声价”。他们回到船上，气得借酒浇愁，七嘴八舌地骂开来，在骂声中爆发出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强烈不满。他们骂粮价压得太低，骂“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骂地租高利贷的剥削……发泄着郁积的愤恨，迸射出反抗的火花。命运的悲惨，希望的破灭，生活的断绝，以及对剥削者的愤慨，酿成了旧毡帽朋友不可遏制的反抗意识。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欠收固然亏本，丰收还是亏本，亏了本就缴不起租，抗租吧，就得吃官司，缴租吧，老债上就要再加新债，所以农民们感知到种田不能活命。不种田干什么呢？去逃荒，去做工，可是这都不是一条生路，从火坑里跳到刀山上还不一样吗？旧毡帽朋友渴望起来反抗，在现时的教育下，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其等着饿死，不如去拼它一个性命。从他们所提出的“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疑问上，从他们所表示的再不愿意替米商、田主“白当差”的态度上，已分明地叫人看到其因反抗意识的滋长而产生出的阶级觉悟。他们终于想到要去抢米了：
“我刚才在廒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
“保卫团开了枪，打死两个人。”
“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
这段绘声绘形的对话告诉我们：长期忍受压迫的农民被逼得气息奄奄，准备铤而走险。他们要用抢米的反抗行动来报复趁火打劫的米商，更想冲破“王法”的顾忌来扩大抢米的范围，说明了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处如此，各地皆然，丰桥“闹过抢米”,这如同打出了信号弹一样，召唤着旧毡帽朋友去作类似的斗争。他们知道斗争是要流血的，而对斗争的前途却不能作出充分的估计，不过自己在求生不得后反抗意识抬了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叶圣陶带着既悲且愤的感情，谴责与鞭挞了腐朽的旧中国，他虽然没有在小说中直抒胸臆，却显然可以在人物的对话中看得出来，收到了感染人的艺术效果。整个旧中国农村生活的缩影，巧妙地以人物对话来作为胶卷，洗印在读者的面前，这种表现手法，确是匠心独运，别具风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