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岭南早期西方文化的传入

(1) 基督教在岭南的传播
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教派，据陈麟书、朱森溥着《世界七大宗教》(重庆出版社1986年出版)介绍：1979年统计，全世界约有教徒十二亿多，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左右，分布于一百五十个国家。目前基督教分为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三大教派。为叙述方便，本节一律称之为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初便已传入我国。当时称之为景教，因受到好几代皇帝的保护，曾一度达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唐代把全国行政区划分为十道。也就是说，景教已遍布全国十大行政区。岭南也曾是景教徒传教的地区之一。在广州市蕃坊，便住着一批西来的景教传教士。据阿拉伯商人阿布·赛德·哈桑所着《印度中国见闻录》中介绍。唐代末年黄巢起义军进入广州时，被杀害的十二万外侨中，便有部分是景教徒。可见，岭南当时确实是有基督教徒从事传教活动的。但是当时的影响不大，可以说并没有留下有关遗迹，史志也缺乏记载。
基督教再次传入岭南，并因此对岭南文化的构成产生影响，是在16世纪明代万历以后。据《利玛窦中国扎记》等有关史料记述，第一个到岭南传教的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罗明坚，时间是公元1579年(明万历七年)。自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采用欺骗、贿赂手段租占了澳门后，西方传教士便获得了进入中国的理想基地。罗明坚因此而先到澳门，学习了一个时期的汉语和中国典籍之后，再以外国商人的身份进入广州。罗明坚通过贿赂结识了广州海道副使和总兵，随后得以顺利到达两广总督署所在地肇庆，用重金贿赂了两广总督陈瑞，获准居留肇庆。陈瑞还给罗明坚赠送了一座宽敞的住宅。但不久陈瑞被解职，罗明坚失去依靠，只好重返澳门，等待时机。
1581年，从印度到达澳门的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与罗明坚会合，经过两年准备后，于1583年一起再赴肇庆，先拜会了肇庆知府王泮，表示遵纪守法，请求同意他们在肇庆建一栋住所和一座天主教堂。经两广总督郭应聘批准后，罗明坚和利玛窦便削发剃须穿着佛教僧袍，讲汉语、习汉俗，读儒家经典。甚至用高薪聘了当地一位名儒为他们学习儒家经典的专职教师。他们还大量收藏中国书籍，学习中国书法，与中国知识分子交朋友，处处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目的自然是要传播基督教。
不久第一座天主教堂便在肇庆建成，由肇庆知府以“仙花寺”为名，特赐门匾。自此，基督教终于敲开了封闭着的中国大门，而且取得了理想的基地。
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居留六年，终于有了初步收获，有约八十人先后接受了基督教入教的洗礼仪式，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基督教徒。
利玛窦等人为配合传教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使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利玛窦和罗明坚对岭南文化的最早的贡献，是在他们的汉语老师帮助下，用汉语共同翻译了一部《天主教实录》,并广为发行，这是岭南地区最早的一部汉译意大利文的着作。
利玛窦还在新建的仙花寺内辟出展览室，展出了当时西欧最新的文化科技成果，其中有自鸣钟、玻璃制三棱镜、自制的天球仪、地球仪、日晷、世界地图等新奇的实物。利玛窦还亲自接待前来参观的客人，向客人们讲解太阳的位置、星球的轨道，从而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迪了岭南人的思路，也使岭南人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对西方文化重新认识、探求的意愿。利玛窦利用传教、交友的机会，向当时肇庆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介绍了当时西方所掌握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历法等各种科学知识，使岭南的知识分子较早地对天圆地方、中国是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央大国”的反科学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其影响还及于从北方南来的一些思想较为开放的知识分子或被贬官员。如着名剧作家汤显祖，于明万历年间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回家路过肇庆时，便曾与利玛窦相会交谈，颇为投契。其父曾任礼部尚书的苏州人瞿泰素，原来崇信炼丹术，于万历十七年专程到岭南访求丹砂，得与利玛窦相交。公元1589年，利玛窦被逐出肇庆，被勒令暂居广东韶关南华寺后，瞿泰素又一次有机会到韶关与利玛窦相会。他每天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天文、历法、数学，一住两年，深受基督教教义影响。后来利玛窦又到南京传教，瞿泰素又赴南京，放弃炼丹术，接受洗礼，成了基督教徒和利玛窦的得力助手。不仅协助利玛窦传教，而且能自制出天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等仪器，为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
利玛窦由肇庆而韶关，再北上江西南昌，南京，公元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在北京皇城得到明神宗诏见，基督教因此而在中国大地取得了合法地位。
(2) 早期西方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体
基督教可以说是16世纪以来早期西方文化传入岭南的主要媒体。罗明坚、利玛窦开其先河，延至清中叶鸦片战争前，早期西方文化由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陆续带到岭南，从而使岭南文化早得西方文明之先，产生的明显效果便是使岭南文化进入成熟阶段，以早开风气之先的宏伟气魄，在我国近代史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182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参阅中文典籍万卷，费时五年编纂出版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大型英汉字典《英华字典》,这部字典收汉字达四万个以上，共分六卷。这是沟通中英文化的一大贡献。
1832年5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任编辑的我国第一份英文月刊《中国丛报》在广州出版，至1851年12月停刊，延续了19年。这是最早由外国人办的研究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对我们研究西方各国殖民主义者的侵华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开办了我国第一所西式学校马礼逊学堂。第一批学生虽只有六人，但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马礼逊学堂开设了汉语、英语、代数、算术、几何、生理学、地理、化学、历史和音乐等课程。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六名学生都刻苦好学，后来大都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出国留学生。其中有我国着名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容闳和我国第一位西医师黄宽。
19世纪初进入岭南的一批外国传教士，对传播西方医疗技术也起了不少作用。早在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传教士皮尔逊医生便在广州传授和推广种牛痘法，这是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医疗技术传入我国的最早纪录。皮尔逊还在广州培养了第一个种牛痘的中国学生海官。据张星娘《欧化东渐史》介绍，海官为岭南民间种牛痘，历时三十年，人数达百万。182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传教士郭雷枢医生在澳门开设了第一所眼科医院；1828年又开设了可容纳四十个病人留医的养病院。仅开业的头五年，便接受了四千多个病人留医养病。1829年，郭雷枢又继续在广州开设了一所全科的小型医院。这是在岭南，也是在我国大陆内开设的第一所西式医院。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医生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开业仅六个星期，求医者便达四百五十人。这所眼科医局除在鸦片战争时关闭过两年外，始终没有停过业。1859年更扩展为全科医院，更名“博济医院”,即现在知名度颇高的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最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在广州培养的第一个中国牧师梁发所编写的宣扬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辗转传到洪秀全手中，日后遂爆发了以基督教“拜上帝会”为号召的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期，正是世界殖民主义浪潮翻滚的时代，传教士在我国的宗教活动，都鲜明地刻上了殖民主义野心侵略的印记。他们以宗教为手段，密切配合了西方殖民主义各国的武力强权政策和武装侵略罪行，对岭南人民进行殖民主义文化侵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在岭南，却也竟然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岭南人从强权的屈辱中觉醒；从敌人不怀好意的文化侵略中得到启迪，吸取养料，率先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前赴后继的先觉者带领下，经历半个世纪的英勇斗争，终于和全国人民一起，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这正是岭南文化的最可宝贵的性格内涵，也是我们在最后一章将要着重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