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演讲集(节选)

作品选录

文明与发展

一位中国作家写道：“在中国，局势的可怕的悲剧性方面在于，当中华民族被号召摒弃它自己的文明而采用现代欧洲的文明时，在整个欧洲却没有一个有学识之士能够给予一个最模糊的概念，来说明这个现代欧洲文明究竟是什么。”
我在别处读到一篇由一本杂志所转引、由一位法国人所写的评论。他在其中写道，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由于未读到全部的论述，我无法确定他指的是什么。但是在我看来，根据作者所写，他似乎是想说明中国体现了一种理想，而不是某些事物的产生和集合，亦不是有关事物性质中的某一特性的信息；亦即它代表的不仅仅是财富、知识与力量的发展，而且是生命的哲学和生活的艺术。
对于“文明”一词，由于它是个欧洲词儿，我们几乎尚未来得及费心去弄清它的真实含义。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接受了它，仿佛是接受了一匹别人赠送的马，由于对它完全信赖，因此从未想到要去数它的牙齿。只是在最近，我们才开始怀疑，我们是否真的认识到，当西方人提到“文明”一词时，他们指的究竟是什么。我们问自己：“它的含义与我们自己语言中用以表示人类至善至美概念一词的含义是相同的吗？”
文明不可能仅仅是偶然采取了某一特定形态的、不断增加的各种事件的总和，也不可能仅仅是我们认为是极好的一种倾向。它应当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中，为了达到至善至美的目标而逐渐形成的、对于某种指导性的道德力量的一种表现。当“至善至美”一词用于某一无生命的事物时，甚或用于其生命主要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某种生物时，它具有其单一、确切的含义。但是，由于人类是复杂的，并且总是不断行进在超越自身的道路上，因此，当“至善至美”一词运用在他们身上时，其含义就不可能囿于一成不变的概念之中。这就使得不同的民族对于这一术语可能会有形形色色不同的定义。
我认为，我们自己语言中的梵语词“达摩”(dharma)与“文明” 一词的词义最为相近。事实上，大概除了某些既无生命力又缺少氛围的新的生造词，我们也无其他词可用。“达摩”的特定含义指的是那种使我们精诚团结，引导我们获得最大幸福的原则。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指某一事物的本质。
对于人类来说，“达摩”是他处于真理中的最佳表达方式。假如从外在的与物质的观点出发，他可以拒绝达摩，可以选择做动物或机器，由此可以使他不受损害，甚至还可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然而对于作为一个人的他来说，与其如此还不如死去。我们的圣典中说道：“通过非达摩(否定达摩),人们事业发达，诸事遂愿，战无不胜，但在本质上却早已灭亡。”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一台相当不错的赚钱机器，在他身上是不会体现出人的各种完美品性的。他不啻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为咧开大口的“否定达摩”那又聋又瞎的偶像建立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圣坛；而所有源源不断敬奉给它的昂贵的祭品都被倾入那犹如无底深渊般的永远也填不满的大口之中。按照我们的圣典所说，即使他趾高气扬，大喊大叫，猛力地做着手势，他也已经灭亡。
同样的思想也由伟大的中国先哲老子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说：“死而不亡者寿。”在此他也表明了类似的理论：　当一个人体现出他的真理时，他活着，而那真理本身便是“达摩”。按照这种理想， “文明”就应该是用以对人类在共同生活中的“达摩”进行表达的方式。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繁荣的西方拖在它的战车后面，被它的烟尘窒息，被它的噪音震聋，因我们自己的孤弱无助而地位卑微，又被它的速度所压倒。我们承认，驾驭这一战车就是发展，而这种发展即是文明。假若我们胆敢问一声：“向何处发展？为何人发展？”人们就会认为，对于发展的绝对性竟然会存有这种怀疑，这真是典型而又可笑的东方人所独有的想法。近来，更有一个声音传来，吩咐我们不仅要重视这辆战车上的科学的完美，而且还要重视横在其路途中的沟渠的深度。
不久前，我读了美国的《民族》周刊上的一篇短评。在论述一些英国航空兵对阿富汗的马赫苏德的村庄进行轰炸时，在对待事实的真相方面，这篇短评与其说是审慎倒不如说是率直。被这家周刊所评论的事件发生在当“一架轰炸机迫降在马赫苏德的一个村庄中”,以及当“没有负伤的飞行员们从飞机的残骸中出来时。当时他们所面对的只不过是五六个老年妇女，她们正巧在躲避炸弹的袭击，正挥舞着令人胆寒的刀子”。评论撰写人援引了伦敦《泰晤士报》的如下报道：　
一位可爱的姑娘保护了这些飞行员，将他们带到附近的一个山洞。一位族长正把守在洞口，大声喊叫着，挥舞着刀子，不让聚在周围的大约四十个人靠近洞口。炸弹仍从空中接二连三地落下，因此那群人由于眼红山洞的安全，便拼命往洞里拥。飞行员们不顾人们敌意的表示，挤过了人群。……人们向他们提供饮食，附近的族长们还来拜访他们，显得十分友好。一位祭司也来探望他们，他同样也很和蔼可亲。妇女们照管安排他们的饮食。生活用品从拉扎与拉兹马克安全运来。……在24日晚上他们被送往拉扎，并于翌日黎明时分到达。护送者们将他们的俘虏装扮成马赫苏德人，以此防备有人袭击他们。……意味深长的是，飞行员们的保护人首先是在男女青年一代中发现的。
在上述报道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事实，即西方已经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他已打开了穿越地球上那一神秘莫测的地区的通道。炸弹的爆炸威力所产生的大规模杀伤的机械力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在昔日只有众多人的勇猛所产生的力量才能与之相比。然而这种巨大的发展却使人类变得渺小。他得意洋洋地想象，当他展现出他所产生的成就以及他手中所持有的力量时，他也就表现出自己的创造力了。巨大的成果以及机械上的无可挑剔的装备向他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他身上的人性被扼杀了。
在孩提时代，我自由不羁地把一些小物件当作玩具，依靠我的想象创造出我自己的游戏，与我一起做游戏的小伙伴们充分地分享着我的快乐。实际上，我做游戏的全部乐趣都依赖于他们的参与。一天，在我们童年的这片乐土中，闯入了来自成年人市场世界的一个诱惑物。
一个从英国商店买来的玩具送给了我们的一个同伴，它完美无瑕，体积很大，逼真得令人惊奇。他开始以这个玩具为荣，对我们的游戏也不那么上心了。他小心翼翼地不让我们接近那个价格昂贵的东西，因自己独占它而洋洋自得，感到自己比只拥有廉价玩具的伙伴们优越。我相信，倘若他能够运用历史上的时髦字眼儿的话，他肯定会说他比我们文明，因为他已经到了拥有那个完美得可笑的玩具的程度。
在他的兴奋中，有一点他没有能够认识到——一个当时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事实，即这一诱惑遮住了某种远比他的玩具完美得多的东西，遮住了完美儿童所应展现的东西。那个玩具只不过表现了他的财富，却没有表现出儿童的创造精神，没有表现出儿童在他的游戏中，在他的游戏世界里对所有小伙伴的敞开心扉的邀请中所应有的那种慷慨大方的童趣。
那些前去轰炸马赫苏德诸村庄的人，是以作为他们最新发明的科学玩具的那些器具的完美功效去衡量他们的文明的。他们如此强烈地认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以至于他们不惜让本国人民以及那些偶或有可能亲身尝受到这些机器的致命的完美滋味的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去承受其忍耐力的极限。这种承受不仅存在于金钱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性中。这些人用人类的死亡率换取了玩具的出生率，而他们似乎还很高兴。他们的科学使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因此他们不愿再去计算他们的精神所需付出的代价。
另一方面，那些保护了前来大批屠杀他们，屠杀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飞行员的马赫苏德人，在拥有这种致命的玩具方面却是原始的，未开化的。然而他们却淋漓尽致地证实了人性的真理，通过这种真理他们能够表现出他们的人格。而若从所谓北欧日耳曼民族的观点，从那些自封为人类统治者的人的观点出发，这就是愚蠢。
对于一个马赫苏德人来说，好客是他可被称做一个人时所必须具有的品德，因此他不能错过他的机会。即使在对待某个一贯进行无情的敌对活动的人时也是如此。从实利的观点出发，马赫苏德人为此付出了十分昂贵的代价，如同我们对于我们最珍视的东西所必须付出的那样。文明的使命即是要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标准。马赫苏德人也许会有许多错误，对此他们应负有责任。然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更有价值的东西是好客而不是复仇，这一点不会被称做发展，却一定是文明。
“冷酷”在危机时刻不屑于顾忌太多，而坚决根除制造麻烦的原因。它运用其不分青红皂白的武器，无情对待罪犯与无辜者，战斗员与平民，在这些方面它确乎是有效用的。通过这种彻头彻尾冷酷无情的方法人们事业发达；他们事事遂心如意；他们战胜敌人；然而他们却停在了那里，是不完全的人。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下述造物过程中的某一糟糕的实验：　它始于尾端，当造完胃时便骤然停止了。这种创造物的消化能力是完美无瑕的，所以它不断地长胖长壮，然而其结果并不美妙。上次大战之初，当这一类怪物以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形状出现时，西方人一见之下，曾一度畏缩不前。但是她现在似乎已对它们心生喜爱了，因为它们同其他各种丑类的孵化物一起被慈爱地置于她的育儿室中。由这种缺头少肢的畸形怪物所制造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活动，也许会为那些想要成为人类的主宰的人展宽那条被称做发展的道路，然而它们肯定不属于文明。
一次，我因事要从一百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乘汽车去加尔各答。由于汽车的机械故障，迫使我们几乎每隔半个小时就必须给汽车加一次水。在我们被迫停驶的第一个村庄中，我们请求一个人帮助我们找水。这对他颇有些勉为其难，但是当我们付给他酬金时，尽管他很穷，却拒绝接受它。在沿途其他的十五个村庄中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一个炎热的国度中，旅行者们时时都需要水，而在夏季又往往变得供水不足，但是村民们却把为需要水的人提供水视为己任。如若遵循那不可抗拒的供求规律，他们本可以轻易地以此做一笔交易的。然而他们将其视作他们的“达摩”的那种理想已与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要求他们出卖它，不啻要求他们出卖他们的生命。他们不会因为拥有它而要求承认任何个人的功德。
老子在论及那确实优秀的人物时说道：“圣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我们的身外之物我们可以出售，但是与我们的生命融为一体之物我们却不能出售。这种对于真理的完全的吸收是属于完美无瑕的天国的，它远在自我意识的炼狱之外。要想达到它，需要一个亲证文明的漫长过程。
能够不辞千辛万苦去为过往的陌生人送水却又从不要求什么功德或报酬，这与每分钟都生产出令人咋舌的大批物品的能力相比，似乎简单得荒谬可笑而又微不足道。一个在食品市场囤积居奇，不惜将整个世界推到濒临饿死的边缘，从而以此大发横财的百万富翁旅游者，在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驱车从我们的村庄中疾驶而过时，肯定是倨傲得对这种区区小事都不屑一顾。因为它既不像那以其奇长的指状物而引人注目的电线杆那样扎眼，又不似他自己的汽车发动机所发出的无礼地划破寂静的长空的噪音那般刺耳。
不错，这种小事是简单，但是这种简单是数世纪的文化的产物，这种简单是难于模仿的。不出几年的时间我就可能学会如何转动一下机轮，瞬间就在成千上万根针上打出孔来。但是要求一个人对待敌人或者陌生人殷勤好客，这其中的那种绝对的简单却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培养。这种简单不会将自己待价而沽，不会要求工资报酬，因此那些醉心于力量的人是不会认识到“精神表达中的简单正是文明的最高产物”这一点的。
分裂瓦解的过程能够扼杀这种更高生活所产生的稀有的果实，犹如拥有某种罕见的美丽的一种鸟类，会被有着文明的武器的贪婪这种卑下的力量所彻底灭绝一般。事实已清楚地向我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当我发现了那惟一因向我们供水而收取费用的地方时所认识到的。那个地方是我们所途经的加尔各答的一个郊区，在那里生活要比别处富裕，供水也更容易更充裕，在那里“发展”已在四面八方的各个系统中涌现。我们应当逐步了解这种分裂瓦解的力量，了解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创造是通过形式的律动对真理的揭示，它的两重性是由表达与物质两方面构成的。在二者中物质必须绝对忠诚地献身于表达。它必须懂得它自身是不会有止境的，因此，它不应通过其自身的巨大压力而使人们背离他们的创造性活动。
在印度，我们有一种类型的梵文诗歌，内中专门阐明所有复杂的梵文语法规则。这种诗歌在我们某些读者的心中激发出延绵不绝的勃勃兴致，使他们即便在一件艺术作品当中，也要找出对力量的某种确切的证明，对其表现形式也要求是近乎确实具体的。这表明，经过专门的培养，便可造成一种能以仅仅展示力量为乐的心理，这种心理乐于操纵各种物质，却忘记了这些物质本身并无价值可言。在现代的西方世界我们目睹了同样的情况。在那里，发展是以物质增长的速度来衡量的。用马力衡量是一种方法，在它面前，精神力量已变得地位卑微。马力疾驰，精神力量护持。疾驰者被称做发展的原则，护持者被我们称做“达摩”;而“达摩”这个字眼儿我认为应被译作“文明”。
科学家告诉我们，原子的构成方式，是由一个原子核以一种舞动的节律将其同伴吸引在周围，并从而形成一个完美的统一体。只要在一种文明的核心中包含着某种按照相互关系的节律将其成员结合在一起的创造性理想，这种文明就会永葆健康、强壮。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而不是纯粹功利主义的。当这种身为“达摩”的创造性力量让位于某一压倒一切的情感时，这一文明就会突如其来地燃烧，酿成一场大火灾，犹如一颗点燃了自身的火葬柴堆的星星。这一文明从柔和适中的光芒中一下子迸发出最耀眼的强光，仅仅因其灼人的火光，就足以使其自身遭受剧烈的灭顶之灾。
西方社会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一种伟大的精神理想而不仅仅是发展的动力作为其主要的动力的。它曾有着积极致力于为发生冲突的社会力量进行调解，使之重归于好的宗教信仰。它所最珍视的是人类关系的完美，这种完美是由克制人类自私的本能，使人类懂得其根本统一的哲学而达到的。然而，在过去的二百年中，西方发现了进入自然的力量之宝库的通路，自此，它的全部注意力便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那个方向。而它的内在的文明的理想就这样被对力量的爱恋推到一边。
人类的理想就其活动的领域来说，从上到下都充满着十足的人性。这一理想的光线是柔和的，因为它漫射四方；它的生命是温和的，因为它包容一切；它是宁静的，因为它伟大；它是适中的，因为它全面。然而我们的感情却是狭隘的，它有限的领域使它具有强烈的冲动性。这种肆无忌惮的贪婪的力量近来已经占据了西方的心灵。这种情况不过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的，却顷刻之间就使物品泛滥成灾，淹没了地球上的一切时间和空间。昔日的一切具有人性的事物都正在被打碎。
为了在这种混乱的分裂状态中保持某种貌似统一的东西，各种组织机构建立起来了，以大批量地制造和平或者虔诚或者社会福利。但是这种组织机构决然不会具有那种完美统一体的性质。毋庸置疑，它们是必需的，正如我们需要我们的水杯一样。然而我们之所以需要水杯是因为我们需要水，而不是水杯本身。这些组织机构原本不过是它们自身制造出来的负担。倘若我们乐于将其数目无限制地增多，其结果也可能是惊人地卓有成效，然而对于生活来说，却是毁灭性的，致命的。
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读过柏拉图的一段话，他说：“只有当一个明智的、社会化的团体保持为一个统一体，它才能继续发展。若非如此，发展必会停止，或者团体就会分裂瓦解，不再是一个有机体。”只有当这种统一体的精神的核心是某种具有达摩性质的充满生气的思想感情，并将人们导向合作与对生活的馈赠的共同分享，那统一体的精神才会被保持下去。
老子曾经说过：“不知常，妄，妄作，凶；……”舒适方便被追求着，物品成倍地增长着，永恒却黯然失色，感情被激起，邪恶乘胜前进，从一个大陆走向另一个大陆。它残害着人们，将生命之花——这一寓居于人性的圣殿之中的母亲之心的产物无情地践踏、碾碎。而我们却还被要求建立起一座座迎接这一死亡进军的凯旋门。让我们至少拒绝承认它的胜利吧，即使我们不能阻止它的前进。让我们去死，一如你们的老子所说的那样，却依然不朽。
我们的圣典说：“罪寓于贪，死寓于罪。”你们的哲人也说过：“祸莫大于不知足。”这些格言警句中包含着人们长期积累的智慧。当贪婪成为一个民族的主要特征时，也就预示着这个民族的灭亡。仅仅依靠诸如国际联盟这样的组织是绝对挽救不了它的。听任发自那个民族内心的追求私利的洪水自由泛滥，与此同时又企图筑起一座外部的堤坝拦住这股洪水的去路，这种方法决不会成功。由于阻塞，这股洪水将会以更大的力量爆发。老子说：“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生命的法则即存在于此。因此，在一个社会中，一切有助于生活的培养、教导，无非是指那些能帮助我们克制利己的贪欲的事物。
在昔日文明活跃的时期，亦即当它的大部分活动都与一种内在的理想而不是与一种外在的强制相联系时，金钱尚未具有现在所具有的价值。你们难道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造成多么巨大的差异？它又是多么野蛮地贬低了我们遗产中的那些无价之宝吗？我们已经对这种灾难性的变化变得如此习以为常，使我们已经不能充分认识到它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对于尊严的损害。
我请你们想象一下，有一天——假设这一天会到来的话——在一次聚会中，当一个人进来时，其他的人全都敬畏地起身离开座位，只因为来人所佩戴的项圈上的人头骨的数目要比他的同伴的多。今天，我们会毫不迟疑地承认，这是纯粹的野蛮风尚。难道就没有象征着人类同样堕落的其他标志吗？难道除了那些野蛮人如此自豪地佩戴的人头骨，就没有其他形式的人头骨吗？
昔时，人们从不把仅仅聚敛起无数的钱财看做是富有，除非他拥有某个可用以表明其理想之伟大的荣誉花冠，才可称做富有。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为了保持其与生俱来的尊严，绝对藐视那仅仅代表占有的权利却不代表道德的职责的金钱。赚钱作为一种职业无处不受人轻蔑，而那些以获取巨额利润为生活的惟一目标的人皆为人们所不齿。
曾经有一个时期，在印度，我们的婆罗门受人尊敬。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学问和纯洁的生活，还因为他们对于物质财富完全漠视的态度。这仅仅表明，当时，我们的社会充分意识到，它的生活是要依赖于它的理想的，而这些理想决不应被任何属于那种追求私利的感情的事物所损害。然而今天，由于发展被视作文明的代表，又由于这一发展无休止地聚集、增加物质财富，金钱已在全世界建立起统治权。因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金钱不啻一座向四面八方输送动力的中央电站。
在以往的时代里，君王并不耻于谦恭地向有才智的人或者向有精神才能或创造天赋的人致敬。因为高级生活所具有的特性即是这些时代文明的动力。然而在今天，人们不论其身份如何，从来不认为对那些腰缠万贯的人表示敬意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他们这样做倒不都是因为企望以此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因为对方拥有万贯家财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事实。这意味着完善的人已被物质的人所击败。这一巨大的倒退，犹如一只又黏又滑的爬虫，缠绕着整个人类世界的躯体。在我们能够将人类从它那长无尽头的尾巴的束缚中拯救出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使我们的心灵摆脱对于这一邪恶力量，对于这条决不能成为主宰人类文明之神的恶龙的那种亵渎神圣的崇拜。
我相信你们一定知道，这一没有灵魂的、贪婪的滋生物，已经对你们国家那秀美的肢体张开了它那翕张自如的大口，其贪婪的程度也许甚于对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区。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采取一些措施，以使她得以摆脱被它那血盆大口吞噬的命运。
然而，来自进攻的敌方的威胁并不是那么大，倒是来自可能背叛的防御一方的危险要大得多。当我在你们现在的年轻一代的身上，看到他们自甘堕落，被一种具有巨大诱惑力的邪恶力量迷惑得神魂颠倒这种迹象时，我感到极为震惊。他们在大片的摩天大楼中，在新闻杂志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中，在政客大叫大嚷、蛊惑人心的煽动中四处寻求着文明。他们将自己的那些对于真理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的先知抛诸脑后，却在黑暗中徘徊着，乞求某种萤火虫出借它那微乎其微的光亮。而那只萤火虫只能提着它那光线微弱的灯笼，以便使自己能够缓缓地落到最近的尘埃中去。
当他们返回家中，真正理解了他们的大师老子在进行教诲时所说的“有德司契，无德司彻”这句话时，他们就会明白“文明”一词的含义了。在这句格言中，他仅用几个词就表达了我试图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说明的意思。并非与一种内在的理想相关，而是与一种外在的诱惑相联的发展，追求的是满足我们无止境的要求。而那身为一种理想的文明，却给予我们履行我们职责的力量和欢乐。
由于权力的组织和生产的组织而使生活变得呆板、心肠变得冷酷。对于这一点，他道出了深刻的真理：　
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如上所引，我们印度的圣贤说过：“有非达摩相助，人们事业发达，诸事遂愿，战无不胜，然而，他们本质上早已灭亡。”那本身并非为幸福的财富正迅速茁壮地成长着，然而它自身中却已孕育着死亡的种子。这种财富在西方得到了人血的滋养，其果实正在成熟。许多世纪之前，你们的圣贤也已发出同样的告诫，他说：“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你们的导师说过：“益生曰祥。”因为，“益生”不像物品的增长，决不会超出生活的统一这个界限。高山上的松树长得高大伟岸，它从上到下，每一微小的部分都保持着一种内在平衡的节律。因此，虽然它在外表上极为高大，却别有一种体现出自制力的恰到好处的韵致。那棵松树及其产物属于相同的有节奏的生命体系，其树干、枝叶、花朵和果实都与这棵树浑然一体，它们的丰盛繁茂并不是一种病态的过分，而是一种福祉。但是，那些主要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的体系，却促使我们这种扼杀人的个性健康发展的社会之中的丑恶现象极度膨胀。由于它们并未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因而也不符合它的节律。
我们现在的生活，本应步如曼舞、声如妙乐、体态优美，本应用群星和花簇来比喻之。因为它应该与神的创造保持和谐一致。然而，在四处蔓延、不断滋生的贪婪这一暴政的统治下，它变得如同一辆不堪重负的集市上的马车，颠簸着，摇晃着，吱吱嘎嘎地行进在那条从物品通向一无所有的道路上。沿途轧过绿色的生命，留下丑陋的轨辙，直到终因其粗野行为的重荷而抛锚在路旁，从而到达不了任何地方。因为，这就叫做“不道”,而正如你们的导师所说的“不道早已”。

(李　南　译)

赏 析

在泰戈尔诸多在中国的演讲中，“文明与发展”这一讲放在当下语境下阅读，依旧是发人深省的。
泰戈尔在开篇就对“文明”这个词进行定义，他认为在印度的梵语中，“达摩”(dharma)这个词与“文明”的词义最为相近。他又指出：“‘达摩’的特定含义指的是那种使我们精诚团结，引导我们获得最大幸福的原则。”获得最大的幸福是人类普遍的生命追求，而文明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它是通往幸福的路径，也是人类在共同生活中对“达摩”的表达方式。
近代西方以科技文明领先于世界，他们习以为常地以科技发展去衡量文明程度，这种观念在西方之所以会形成主流的价值观，是因为科技让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这也造就了西方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科技成果亦成为战争的武器，并一度成为战争的帮凶：“它运用其不分青红皂白的武器，无情对待罪犯与无辜者，战斗员与平民，在这些方面它确乎是有效用的。通过这种彻头彻尾冷酷无情的方法人们事业发达；他们事事遂心如意；他们战胜敌人；然而他们却停在了那里，是不完全的人。”此时，先进的科技文明可谓是一种异化，因为它违背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势力量造成对人的压迫。自西方哲人笛卡尔开创了科学理性后，科学理性的无限扩张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同时导致的是科技对人的排斥、挤压甚至对抗。人在自身创造的科技面前已全然异化，从而敌视并对抗人类自身。西方科技文明所导致的异化让人遗忘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求利用科技满足各种欲望，人成为物质、金钱的奴隶。泰戈尔则认为，东方文明所强调的人文精神才是人的价值所在。印度的圣贤说过：“有非达摩相助，人们事业发达，诸事遂愿，战无不胜，然而，他们本质上早已灭亡。”泰戈尔对西方现代技术和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他所强调的东方文明可谓是另一种现代化的方案。泰戈尔还强调有别于西方的“亚洲精神”,这种亚洲精神是东方古老文明的文化遗产。泰戈尔例举中国的老子，老子曾说“不知常，妄，妄作，凶”;还例举印度圣典，“罪寓于贪，死寓于罪”。泰戈尔认为东方的文明法则让人类克制利己的贪欲。西方文明自工业化以来形成了以物质为中心的价值观，泰戈尔对这种价值观表现出忧虑和批判意识，他认为发展被视为文明的代表，发展大量地增加了物质财富，金钱获得统治权，这是人类文明的危机。泰戈尔对西方现代工业化的文明范式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认为这种工业文明使人异化，沦为工具理性的牺牲品，这是一种精神的倒退，“这一巨大的倒退，犹如一只又黏又滑的爬虫，缠绕着整个人类世界的躯体。在我们能够将人类从它那长无尽头的尾巴的束缚中拯救出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使我们的心灵摆脱对于这一邪恶力量，对于这条决不能成为主宰人类文明之神的恶龙的那种亵渎神圣的崇拜”。泰戈尔所描绘的“爬虫”与卡夫卡所描写的“甲虫”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异化的表现，异化是信仰危机时代的征兆，是精神荒原的表象。泰戈尔不断援引老子的名言作为有力的论据，老子曾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因此人要不断反省自己，提高自己的精神品德，不能任由物质和工具理性占据内心世界。
文明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应该以财富和物质的增长来衡量，泰戈尔认为文明是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它以人类获得最大幸福为原则，印度文明中的“达摩”、老子的“道”才是对文明真正表达的方式，而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致使恐慌和幻灭意识滋生。泰戈尔痛心那些在摩天大楼里、在新闻杂志耸人听闻的标题中叫嚣着寻求文明的西方人，他们已经与伟人先知相去甚远。老子曾说：“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泰戈尔认为人类如果扼杀了精神健康的发展，陷入不断滋生的贪婪之中，就不合自身的节律，如果这样的话，老子的“不道”就是一个预言。

(李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