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及返京

淞沪抗战爆发时，驻泊南京下关有三艘日本军舰，随后增至七艘。南京当局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判断失误，认为日军进攻上海仅是其“第一目的”,其战略目标“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1];战火将扩大至全中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2]。南京当局惧怕日本的原因在于防守首都南京的兵力空虚，其统辖的主力部队均集中在鄂、赣等地“围剿”红军，防卫京、沪、杭的军队，除十九路军外，只有第八十八、八十七两个师的兵力。南京当局担心一旦日军占领上海，向南京推进后，势必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因此决定迁都至中原腹地洛阳。另外，迁都还可显示国民政府“长期抵抗”日本的姿态，以弥补“不抵抗主义”招致的责难。
1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国民政府发表《迁都洛阳宣言》,表示：“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3]随后，行政院长汪精卫、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各自发表谈话，声称日军对首都南京的威胁将危及国家的政务中枢，重申国民政府迁都的目的是出于长期抵抗的决心。
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等机关从1月30日起，陆续从南京移至洛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国民党政要也于当日动身赴洛阳。蒋介石从南京抵达徐州，准备前往洛阳。2月1日、2日将所有印信及案卷输送洛阳，所有职员一律随同前往。国民政府迁洛后，军政部和外交部留守南京，何应钦、罗文幹和陈铭枢仍留南京办公，由何应钦负责一切事务；汪精卫、国民党中政会在洛阳办公；蒋介石往来于洛阳、南京、徐州、浦口等地，进行全盘决策；宋子文、郭泰祺、孔祥熙等常驻上海，由宋子文指挥。
3月初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议决洛阳为行都，并设陪都于西安，定名西京。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南京得以暂时苟安，加上“自称革命的新贵们”的国民党政要自迁都洛阳后，失去了奢侈的生活条件和享受，立即垂头丧气，表示不满，希望尽快还都南京。5月14日，汪精卫、居正通电称，国难严重，政府此时不应迁回南京。回京问题，须待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4]。6月，国民党某中央委员表示，国都由洛阳迁回问题，外界传将于7月进行，但东北问题未解决，理论上固然不好表示迁回，但事实上行政院原在南京办公，不过送洛阳用印而已^[5]。这样，还都南京问题暂时搁置。
11月17日，国民党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七次常会，决定12月1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迁回南京。12月1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举行回京典礼。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期间，主持召开了国难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