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惨淡经营：衰落期的高僧

北宋以后，我国佛教趋于衰落。衰落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思想史的角度，举其大者，可以提出如下几点：一、禅宗已把佛教理论推向极端，在禅宗的框架内佛教理论已经很难发展。二、新传入的密教因为不符合汉族人民的伦理习惯而未能传播开来。三、印度佛教趋于灭亡，源头活水已断。四、宋明理学吸收了佛教的哲学思想，使得佛教徒具一个宗教的外壳。所以，北宋以后，佛教开始走上禅净双修的道路。
这一时期倡导禅净双修的高僧，如北宋的延寿、赞宁、明代的四大高僧、近代的印光等，在本书的“翠竹黄花说禅宗”与“净土佛国”这两章中已作介绍。本节再介绍几位近代的高僧。
寄禅
寄禅，名敬安，号八指头陀。俗姓黄，湖南湘潭人。生于清咸丰元年(1851)。寄禅家境贫寒，世代务农。年幼时父母双亡，只好为人放牛。后因为得到塾师周云帆的怜悯，收留他在家，教他读书认字。周逝世后，寄禅先后当过书童、学徒。同治七年(1868),一天，忽见篱笆间盛开的白桃花被风雨摧折，不禁感怀身世，失声痛哭，于是到湘阴法华寺落发出家。同年到南岳祝圣寺受具足戒。然后到衡阳岐州仁瑞寺拜恒志禅师为师，并充当苦行僧职。当时寄禅专心学习佛学，对其他的事物了不挂心。一次，他到岳阳看望舅父，游览岳阳楼，当时有人在那里分韵作诗。寄禅极目四顾，水天一色，自然吟出一句“洞庭波送一僧来”。这句诗得到当时诗人郭菊荪的赏识，说寄禅“语有神助”,劝他学诗，还送他一本《唐诗三百首》。从此寄禅开始学诗，一发而不可收拾。
清光绪元年(1875)到光绪十年(1884),寄禅离开湖南到江浙一带参学。遍访镇江、杭州、宁波，历游金山寺、阿育王寺、天童寺、天台寺、雪窦寺等名刹，参访名宿耆旧。他在阿育王寺时燃二指供养佛，从此自号：“八指头陀”。参学过程中，他潜心诗事。光绪七年(1881),他的第一本诗集《嚼梅吟》在宁波刊行。九年的参学，使他在江浙一带的佛教界有了一定的名气，在当时的诗坛也有了一定的地位。
光绪十年，寄禅回到湖南，从此时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寄禅先后住持过衡阳罗汉寺、南岳上封寺、大善寺、宁乡沩山密印寺、湘阴神鼎寺、长沙上林寺等寺庙，成为湖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在这期间，他应邀加入湖南名士创立的碧湖诗社，与诸名士往来酬唱，诗名播于海内。光绪十四年(1888),将自己的诗作结集为《八指头陀诗集》五卷刊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将后十年的诗作结集为后五卷，合前共计十卷，仍以《八指头陀诗集》为名刊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宁波天童寺之邀担任天童寺住持。天童寺是江南著名古刹，始建于西晋永康年间，为禅宗五山之一，清末衰落不振。寄禅住持该寺后，整顿寺务，夏讲冬禅，使天童寺大有起色。当时佛教界都认识到佛教发展存在着绝大的危机，寄禅认为僧众人才缺乏是最大的危机。于是在宁波创办僧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僧众小学、民众小学等，从事佛教教育事业。
辛亥革命后，1912年4月，一些佛教徒发起在上海成立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寄禅被推为首任会长。革命之初，不少地方为了兴办学校、破除迷信，兴起没收庙产、销毁佛像的浪潮。寄禅认为寺庙财产应该依法得到保护，寺庙自己也可以从事教育事业。1912年11月，作为中华佛教总会的会长，他带领弟子到北京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务部请愿，但未获结果。同年12月2日，在北京法源寺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太虚
太虚，俗姓吕，浙江桐乡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家庭贫苦，自幼父母双亡。十五岁时到一个百货商店当学徒，因不堪忍受折磨欺凌，产生出家的念头。十六岁时到苏州平望小九华寺落发为僧。不久在宁波天童寺依名僧寄禅受具足戒。
清朝末年，国家腐败。佛教也极其衰微，不少寺院缺乏管理，僧人佛学水平很低，甚至一字不识。僧团内部宗派斗争不断。太虚在学习佛学的同时，还学习了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以及《民报》等书刊，深深认识到国家要革命，佛教也必须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1911年，他与同学仁山法师等一起在金山寺创立中国佛教协进会，从事佛教改革活动。接着，公开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等佛教三大革命的口号。所谓“教理革命”,主要指革除鬼神祸福等迷信思想，以五戒十善为人生的基本道德，提倡大乘自利、利他的精神，以此指导人生。所谓“教制革命”,指改革原有的丛林制度，建立适合共和立宪制国家精神的新的僧团制度。所谓“教产革命”,指打破少数住持独占寺院财产和本宗、本山法脉继承寺院遗产的私占私有陋习，把寺院财产变为教团公有。将寺院财产用于供养老年僧人、培养青年僧人、开展佛教教育。太虚认为，上述佛教的三大革命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在佛教中的体现。教理革命就是民权主义，教制革命就是民族主义，教产革命就是民生主义。
此后，太虚到处奔波，呼吁他的佛教三大革命。太虚的主张，得到佛教界一大批有为青年的支持，也得到佛教界之外一大批有识之士的支持。为了实践自己的改革理论，太虚先后在广州、杭州、武昌、福建等地建立佛学精舍、永明学舍、佛教慈幼院、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等，开展佛教教育，培育新的佛教人才。这在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当时全国各地成立了一大批佛教研究与教学机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北京的三时学会等。一些著名的大学也都开设佛学与印度哲学课程。一批佛教刊物涌现出来，促进了佛教研究的深入与普及。其后，全国佛教界代表集会成立中国佛学会，太虚被推举为会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太虚奔走抗日救国事业，“七七”事变以后，他呼吁组织佛教徒抗战救护队、运输队，积极参加抗战。
太虚还积极与世界各国佛教徒与佛教组织建立联系，扩大交流。1924年，他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1925年，他率团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东亚佛教大会。1928年，他应邀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教，并在巴黎筹建世界佛学院。抗战期间，他组团出访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各国，呼吁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抗战胜利后，太虚从四川回到南京。1947年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太虚是新时代中国佛教革新的代表，对中国佛教的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弘一
弘一，俗姓李，名叔同，法名演音。原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1880)出生在天津。家庭本为经营盐业及银钱业的官宦，幼年丧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学习西方绘画，同时学习音乐与戏剧。在日期间，曾经与欧阳予倩等共同创办春柳社，提倡现代话剧。并登台演出《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名剧。宣统二年(1910)从日本返回，先在天津一所中学教音乐与绘画，后到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1915年又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音乐、绘画人才。

弘一大师造像(丰子恺作)

弘一大师绝笔

1918年，他到杭州虎跑寺依了悟和尚出家，同年在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他先修净土，后习律宗。出家后生活十分简朴，常作头陀苦行，律己极严，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还是杰出的书法、篆刻家。出家以后，经常以书法结缘，故传世的书法作品较多。抗战期间，弘一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口号，在佛教界有一定的影响。1942年10月，因病在福建泉州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李叔同出生富贵家庭，青年时蜚声艺苑，是有名的才子，其后为人师表，深受学生与友人的尊重，但终于毅然出家，成为一代高僧。他的经历，代表了我国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
圆瑛
圆瑛，俗姓吴，福建古田县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五岁时父母双亡，稍长业儒，过目成诵。十七岁时觉得人生如梦，想要出家，但被其叔父阻拦，未能如愿。十八岁得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坚决要求出家，遂到福州鼓山涌泉寺依增西和尚落发，第二年依同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
圆瑛受戒后，便外出参学。他先到常州天宁寺跟从冶开和尚修习禅定五年，又到宁波天童寺跟从著名的寄禅和尚习禅六年。三十六岁那年，因读了永明、莲池两位大师的著作，开始深信净土法门，从此走上禅净双修的道路。
为了使佛教适应时代的要求，圆瑛很重视佛教团体的建立。辛亥革命后，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圆瑛就积极参与其事，1914年被选为该会参议长。1928年，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议成立中国佛教会，选举圆瑛担任第一任主席与理事长。此后，他连续担任七届主席与理事长。在任期间，倡导佛教教育，如创办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和上海圆明佛学院等等，为佛教界培养了一批人材。他热心慈善事业，曾经在福州开元寺设立开元慈儿院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儿。并到处讲经弘法，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等地以及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地开讲《楞严经》、《法华经》、《心经》、《金刚经》、《阿弥陀经》、《大乘起信论》等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圆瑛以中国佛教界领袖的身份，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号召两国佛教徒共同制止日本侵略。“七七”事变以后，圆瑛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并亲自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组织救护团，建立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救护难民与抗战受伤将士。为了筹集佛教医院与收容所的经费，圆瑛两次到南洋各地进行募捐，宣传抗日。为此，1939年9月，当圆瑛等第二次从南洋返回上海不久，日本宪兵司令部以“抗日分子”罪名将圆瑛及其弟子明旸逮捕，严刑审讯。但圆瑛等坚毅不屈，后被释放。其后日本方面几次要圆瑛出任“中日佛教会长”,均被拒绝。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圆瑛作为中国佛教界代表出席了会议，并签署《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各国佛教徒联合声明》,宣布：“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迫切任务。因此，我们号召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实现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而作出一切努力。”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圆瑛因病未能参加，但大会选举他担任第一任会长。1953年9月，圆瑛因病在宁波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圆瑛一生先后住持福州崇善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福州瑞林林阳寺、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十座寺庙，都以“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等“十二不”要求自己并当众宣誓，得到僧众的高度赞扬。
圆瑛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是新时代佛教徒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