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泸州、成都、叙府之役

孙中山虽然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中国南部边疆地区，但是，也没有忽视四川。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即指示四川主盟人黄树中：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并说：应以新旧同志与民间会党并力举事。此后，黄树中等即邀请泸州哥老会首领佘英来日本与孙中山会谈。佘英(1874—1910),贫民出身，“家务农”^[1]。自幼参加袍哥组织，青年时撑船为生。后考中武秀才，任泸州团练局队长。在革命风潮影响下，读到《革命军》、《警世钟》二书，深受感动，“拿在泸州茶馆酒店讲演，想唤醒汉人起来革命”,受到禁止后，又持书到乡场讲演^[2]。1906年7月，佘英到达东京，加入同盟会，会见孙中山、宋教仁等。他表示：“我们总欲作一番事业，以为我同胞复仇，惟才力不及，一举事时，内政、外交皆不能办，故不得不连合海内英雄志士，同力并举。”^[3]孙中山委任其为西南大都督，并嘱谢奉琦、熊克武等协助。
同年9月，同盟会员李实谋在江油起义，事泄未成。李实为四川绵州人，到上海经商时加入同盟会，不久弃商回川，遍历龙安、绵竹、保宁、顺庆等地，宣传排满革命，散财募集数百人。江油事泄后率众退至剑州小燕山，旬日之间，发展至千人以上。清四川总督锡良闻讯，调巡防营围攻。李实率部拒战数日，不幸牺牲。
江油、剑州之役是和同盟会组织没有联系的孤立起义。之后，佘英、谢奉琦、熊克武等先后回到四川，在成都草堂寺集会，议决分头发动：黄树中、张培爵、谢持等联络学界，秦炳、饶国樑、程德藩、伍安全等联络新军武备学堂及弁目队，佘英、曾省斋、黎靖瀛、余切等联络会党。
佘英、熊克武等确定的第一个发难地点是泸州。该地为川南重镇，交通便利，又是佘英的家乡，会党实力雄厚。为了活动方便，熊克武经佘英介绍加入了哥老会。初时计议乘端午赛龙舟时起事，后因成都党人要求，改于1907年11月14日(十月初九)清吏庆贺西太后寿辰时同时并举。
准备过程中，熊克武、黄树中等在永宁兴隆场黄方家制造炸药，不慎爆炸，黄树中重伤，经医治得活，自此改名黄复生。兴隆场的爆炸事件引起了清吏注意。同时会党以为革命就是做皇帝，上自叙府，下至宜昌的船夫中纷纷传言：“佘大哥的星宿现了，不久做了皇帝，我们就好了。”^[4]仅泸州一地旅馆中就挤满了乔装商贩的数千会党，风声日大。泸州知州杨兆龙闻讯，在衙内密布持械堂勇，邀佘英议事，阴谋擒捕。在单人赴会时，佘英得堂勇密语：“水涨了！”乘机逃出。起义因之提前到11月6日，首在泸州近城江安发动。
先一日夜半，江安县署刑房典吏戴皮举火为号，不料县令事先已有戒备，一面扑火，一面闭城搜捕，并用站笼绞死戴皮父女。同时，泸州也闭城戒严，大索党人。佘英等放舟江中聚议。因外援已失，敌人又已有备，佘英主张放弃原订计划。但有人主张立即举事，并讥笑佘英怕死。佘英是个热血汉子，受不得这种讥笑，立即跳江自明，旋被救出。
泸州起义夭折，熊克武等即奔赴成都。按清例，11月14日夜，总督以下大员都将于会府集合，庆贺慈禧太后生日。革命党人计议于此时炸毙全部与会官员，同时四门放火，一举占领成都，传檄而定各府州县。余切保证，只要一声令下，数万会党立刻可以招致。他的话给了众人以勇气。
至期，新军、巡防营、督署卫队中的同盟会员做好了战斗准备，余切招致的会党四千余人也分别在各旅馆整装待命，起义号火已经泼油升发。但清吏突然改变了朝贺地点，并于附近戒严，断绝交通。谢持闻讯，奔到革命党人住处，下令扑灭号火，并召开紧急会议。黄方坚主按原约发动，如失败，就率队南下，和佘英等会合。多数与会者认为官府已有戒备，不必作无谓牺牲，决定改期。当即通知各路停止发动，并千方百计筹措银两，遣散会党。
事后，熊克武、谢持等被通缉，伍安全被杀，黄方、杨维、黎靖瀛、张治祥、江永成、王秉璋六人被捕，时称“六君子”。
成都起义失败，四川革命党人又决定在叙府举事。以1908年1月26日为期。推谢奉琦入叙主持，推佘英、熊克武赴井研、荣县、富顺等地发动会党。并由曾省斋联络叙府堂勇管带刘绍峰等，希望得到二百余名堂勇的助力。预定起义的这一天傍晚，谢奉琦通知熊克武，刘绍峰等已被知府逮捕，起义无成功希望，只好停止。其后，谢奉琦回到家乡自流井，被清吏收买叛徒诱捕，英勇牺牲。
一连串的失败使四川革命党人冷静了下来。同年2月，佘英、熊克武等集会隆昌，总结失败教训，决定赴日购械，建立同盟会自己的武装，以便起义时作为先锋和主力军。
自萍、浏、醴起义开始，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达十余次，遍及中国南方大部分省区。就其规模、声势和发展的速度而论，它远远比不上太平天国一类旧式农民起义；但和兴中会时期相较，显然有了相当的进步。它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清朝统治者的宝座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这一时期，同盟会发动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仍然是会党。会党具有较强烈的反满意识，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小生产者以至流氓无产者的弱点。革命党人对会党利用多，教育和改造少，往往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动他们起义，因此，经常出现盲动冒险、自由散漫、不能坚持乃至贪利忘义等现象。这样，就使得革命党人日益对会党感到失望，片面地认为他们“太无战斗力，太无训练”^[5],而不能正确地、恰当地认识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后，革命党人把主要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