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天府之国的得名

四川的得名曾经历了一个由“二川”、“三川”到“四川”的演变过程。古称巴蜀的四川，在战国末年时被秦国所统一，秦在此置巴郡和蜀郡。汉代时改称为益州。到晋代又分为梁、益二州。唐太宗贞观元年，改益州为剑南道，梁州为山南道(所辖区域包括今天的陕西和湖北部分地区),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分剑南道为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分置两个节度使，第一次出现了“两川”的说法。唐代宗时，又将剑南东西两道和山南西道(唐玄宗时曾将山南道分为东西二道、山南西道辖今陕南、川北地区)置三道节度使，当时简称为剑南三川，“三川”之说始于此。宋初时，分别设置西川路和峡西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又改置为益、梓，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四川通志》卷二)也略称为“四川”。在宋代，“四川”这一简称已成为官方的正式称谓。到了元代，中央以下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叫行中书省，四川便成为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明代改叫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清代又恢复为四川省。1939年，国民党政府将四川分为四川和西康两个省(四川省省会成都，西康省省会雅安)。1949年后，曾在短期内将四川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政公署，1952年又合并为四川省。1955年，西康省撤销，除金沙江以西划归西藏之外，全部并入四川。至此，四川辖区基本恢复到宋代“四川”所辖范围。
四川主要指四川盆地，在古代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天府”并不为四川所先有，作为对地域土壤肥沃物产丰饶的褒赞的专用词，它出现于战国之际。到了泰汉时期，“天府”便专指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关中地区。时至东汉，四川经济文化实力迅速增强，并逐渐赶上和超过关中，“天府”的美名也顺势南移了。
称四川为“天府之国”,正式见诸文字史料始于东汉末、三国初。最早正式用“天府”称誉四川的是诸葛亮。诸葛亮在他的着名的《隆中对》中有这样一段话：“益州(四川)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东晋常璩在修撰的《华阳国志》里，称当时的四川“天下谓之‘天府’也。”到了南北朝，这种称谓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唐宋之时更是成为常例，并已成为专称了，至此“天府”之称号一直保持到近代。
古代四川之所以能将“天府”美名夺而得之并保持长久，在于当时的四川(主要指四川盆地)拥有较为发达的经济。在中国古代，农业是经济的命脉，农业兴而经济兴，农业衰而经济衰。而四川得天独厚，具有优越的农业生态条件。四川属于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气候温和适宜，有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四川的土壤多属紫色母岩风化物上发育的黄壤和主要由河流冲积物沉积的潮土，富含矿物质和有机物，是适于农耕的天然良域。加上古代四川人很早就懂得治水除害，开发水利。因此，对于发展农业来说“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积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雪之灾。”(任乃强《乡土史地讲义》第二章)这种优越的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和人为条件得以保证四川在东汉时经济发展赶上和超过当时最富庶的汉中地区。到唐宋时期，经济水平的衡量除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外，又增加了在农业基础上延伸开发的工矿、鱼盐、商贸水平。四川的矿物资源丰富、产盐也产铁，而且商贸也较繁荣。自西汉中期以来，四川地区同西南各地的交往范围大大扩展，当时四川的中心——成都不但成为西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成为西南的商业贸易中心和各种货物的集散地。至西汉末年，除京都长安外，全国还有五个大商业都市，称为“五都”,成都就是五都之一。到了宋代，四川的综合经济水平居全国之首，时有“扬一益二”之说，成都作为一个内陆商都较之于水运商港的扬州自有优长。到了明清，四川的经济发展速度仍与全国先进地区的发展保持同步，因此，“天府”的美称一直保持到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