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编年史的发展

隋唐时编年体难与纪传体相比，在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后，此体复兴。(1)出现了高质量的编年体通史，以前有许多编年史时间通，地域却不通，或地域通而时间是断代，《资治通鉴》则通时间通地域通内容。(2)出现了内容丰富的编年体断代史，超过了纪传体的断代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编年皆简略于纪传，此时则出现了编年详于纪传的情况。
(一)司马光(1019—1086)著《资治通鉴》
1.司马光生平
司马光在北宋时期政治上、学术上都有重要地位。成就最高的是史学。从宋仁宗时开始做官，宋仁宗时所做最高官为开封府的推官，宋英宗时最高做到龙图阁直学士，神宗时做到翰林学士，哲宗时做宰相。从英宗时开始写《资治通鉴》,前后写了十九年。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反对新法，宋神宗仍很器重他，让他继续编《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之成与宋神宗的全力支持分不开。宋神宗是不可多得的封建皇帝，他全力支持王安石，但对反对变法的人亦不迫害，而是让他们发挥其他方面的长处。宋神宗给了司马光优厚的待遇、充裕的时间、尽可能的方便，让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在哲学、文学、史学上皆有造诣，除史学外，在哲学史上亦有很高地位，在文学史上亦占一席之地。他的著作在《宋史·艺文志》中著录了三十六种，包括史学、文学、哲学等。清修四库全书时收了司马光著作十六部。在史学史上人称前后两司马，代表纪传、编年二体之史的最高成就。
2.《资治通鉴》的著作情况及编纂方法
司马光认为纪传史太多，繁杂无序太不方便，编年史则都是断代，故立志写通史编年史。《资治通鉴》开始写于英宗时期，初名“通志”,后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共写了十九年，前四年在开封京城写，受政事干扰，后十五年在洛阳写，环境安定了，在十五年中司马光付出异常辛勤的劳动，自称“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他写史时认真细心，“抉择幽隐，校计毫厘”。自称精力尽于此书。在洛阳的《资治通鉴》草稿就有满满的两间房子。他采用的书籍多达三百余种(其他零碎的材料不算)。他有三个助手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刘恕、刘攽、范祖禹。其中刘恕最得力，是全局的副手。还有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掌校对文字。司马光说二刘和范氏是天下史学之豪杰。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有三个步骤：(1)编写丛目，按年月日的顺序编出历史事件的目录并注明资料的来源(这是确定此书要写的内容和所要参考的资料)。(2)写长编，即初稿。三人分工写，司马光定下的原则之一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分工考虑到了每个人的专长。(3)定稿，完全是司马光的工作，此步最难，工作量最大，唐朝部分范祖禹写了六百卷，司马光删之为八十一卷，用五年才定下这部分稿。
编年方法：克服了以前编年史的缺点，年月日不明的事件也尽可能编进去：日子不明的而知在某月，即在该月最末写“是月”,月不明的而知在某季某时的，即在某季末写“是春”、“是夏”等。日月季不明而知年的在年末写“是年”。日、月、季、年皆不明的采用两种办法：一是追叙法：“初”、“先是”。一是附叙法：“后”、“其后”、“终”、“竟”。如此周密的编纂方法是前人没有的。
3.《资治通鉴》的内容及特点
《资治通鉴》记事从三家分晋(公元前463年)至五代最末(5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分三百九十四卷，约三百万字。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考异以“明其去取之故”,由于此考异很重要，后来就将之分散附于正文之下了。所记内容不从上古开始而从三家分晋开始，有三方面的原因：(1)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史料无法编年。(2)战国以前的历史《左传》已写了，再写也难逾《左传》的范围。(3)受旧经学的思想影响，不可代替孔子的《春秋》。从战国开始到五代共十六个朝代，分十六个纪，一代一纪。内容以政治事件为主，因为是资治之书。有关自然和经济的内容也有，文化方面极少。所记的前人议论以低二格并加“××曰”以与叙述事实的文字相区别，自己的议论加上“臣光曰”。
《资治通鉴》的写作有三大优点：(1)叙事确实。所记之事皆经悉心考证，比过去所有的史书都可信。南宋学者高似孙曰：“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其史料价值高，所以现今仍有价值。司马光忠于事实，叙述中不掺杂自己的议论，不以自己的好恶选择史料，所恶之事也照实写，对农民起义纪律严明之事实亦照实记载。《资治通鉴》中不记迷信神怪之事。(2)条理清楚。在分裂割据时期，事件十分复杂，但《资治通鉴》都能有条理地叙述。如十六国、五代时期，看《晋书》、看《新旧五代史》都难以弄清的，一读《资治通鉴》便可知了。(3)文笔高明。“无一语不用旧文，无一语同于旧文”。《资治通鉴》既可作历史读，亦可作为文学作品读，叙事生动。这三个特点使《资治通鉴》足以与《史记》比肩。
《资治通鉴》也有三方面的缺点：(1)有一些错误遗漏的地方，如有的年代搞错了。另外有的是因材料的局限，后来新的材料证明其记载错了。明末史学家严衍一生研究《资治通鉴》,以三十年时间作《〈资治通鉴〉补》(亦称《补证》),对整个《资治通鉴》复查了一遍。其学生谈允厚协助其著此书，并总结出史家之失有七，虽《资治通鉴》亦不能免：“漏、复、紊、杂、误、执、诬。”(2)纪年拘于定法，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此原则不科学，如“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五月隋亡唐建立，自五月起开始唐高祖武德元年。按上述原则则把隋朝的事记在唐的年号下了。(3)文化史太少。他认为无关政治就不记，屈原不见记载，杜甫也只因别人读杜甫诗，才在《资治通鉴》中见到。
4.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1)强调历史为政治服务。《资治通鉴》撰写内容的标准，“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办法来为当时和后来的政治服务。当时北宋名为一统，实际并未统一，且很衰弱。内政上也问题重重，时有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不赞成变法，主张逐渐改革，从历史事迹中找出改革的途径，以资借鉴。(2)叙事和评论相区别。在叙述事实时不加评论，“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他本人的评论都在“臣光曰”中。在评论古代史实时常常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他的《才德论》意在说明参加王安石变法的人都是无德之辈。(3)对正统的看法。只有在统一的时代才算正统，分裂割据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是正统。分裂时代以方便的年号纪年，故三国时用曹魏，南北朝时用南朝，五代十国时用五代，自此以后，直到现在还沿用他的纪年方法。
5.《资治通鉴》的影响
自此书出，沉默已久的编年史复兴了，掀起了编年史的高潮，从南宋起写编年史都称“通鉴”了。如清毕沅写《续资治通鉴》,清夏燮写《明通鉴》。《资治通鉴》形成了专门学问，如张煦侯有《通鉴学》。
(二)李焘(1115年—1184年)著《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是北宋末南宋初人，继司马光之后对编年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焘中央官和地方官都做过，官至侍郎，但主要兴趣在研究历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续司马光之书，写北宋至五代之史。李焘从二十岁以后开始写，到六十多岁才写成，自称一生主要精力写此书，用力四十年。北宋至五代一百六十七年，此书竟写了九百八十卷，此书是内容最丰富的编年史，李焘自谦难以与司马光相比，所以称《长编》。从此书详细情况看，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包，称长编亦正合适。李焘作此书创新方法，即做十个木橱，每橱二十个抽屉，每个抽屉放一年的资料。抽屉中的资料以月日排列，内容多但不杂乱。此书分量大、流行少，至清已不传，清人从永乐大典中搜辑出五百二十卷，缺少了宋神宗以后的三十三年的事迹，卷数是清学者重编的，未见得是原来所编的卷数。此书是研究北宋的第一部材料，比《宋史》价值高。
(三)李心传(1166年—1243年)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李心传是南宋人。李心传年轻时未中科举，晚年做官至工部侍郎，一生主要研究史学。此书专记宋高宗(建炎四年，绍兴三十二年)在位三十六年的历史，写了二百卷，所以比李焘写得更详细，包括了南宋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此书内容丰富，而叙述井井有条。有人说李焘学司马光或有不及之处，而李心传学李焘则无有不及之处。
李心传还写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相辅，专记难以编年的典章制度的史实等。
从司马光到南宋二李，编年史既有通史又有断代，自此编年史地位大为提高，其质量也超过了正史，价值增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