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教

喇嘛教是我国西藏地区地方化的佛教。喇嘛是对僧人的尊称，喇嘛教，亦为对藏传佛教的尊称。
藏传佛教第一次在蒙古地区传入，始于元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那时传入的是西藏佛教的萨伽派，即红教。喇嘛教之广泛传入蒙古地区，滥觞于蒙古土默特首领俺答汗，这次传入的是喇嘛教中的黄派。16世纪中叶，西藏各大僧侣封建主集团之间斗争激烈，都在向外寻找支持者。问题不在于黄教僧侣集团何以选择了蒙古封建主作为自己政治的“嬗越”,而是在于蒙古族封建主俺答汗(《蒙古源流》作阿勒坦汗)何以接受了喇嘛教。俺答汗是个雄心勃勃的历史人物。据蒙文版《俺答汗传》载，他“怀念八思巴喇嘛与彻辰汗(忽必烈)二人建立的无以伦比的经教之朝，日不忘，夜不寐。”此时，黄教僧侣也视蒙古封建主为可靠的倚仗。1578年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与俺答汗会面，索南嘉措以佛教转世学说支持俺答汗雄踞蒙古。据魏源，《圣武记》卷十二载：“从此，蒙古敬信佛教，实始于俺答。”
在广袤的草原，喇嘛教不只为封建领主所提倡，而且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自明清以来以至近代，形成捧香瞻拜、家家礼佛的局面。
喇嘛教何以赢得了牧人的心灵呢？ 从牧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看，喇嘛教比萨满教文明，古老的萨满教存在着血祭的陋习，佛教改变了戕杀牲畜的落后习俗。从佛教教义看，佛教中有“微生灭”的观念，认为世界是处在不断生、长、灭的过程中，而这一生、长、灭的过程又包含了另一生、长、灭的过程。从最宏观的宇宙直到最微观的无穷小的世界无不遵循“微生灭”的法则，宗教把这种流转称作“轮回”现象。正迎合了这种“众生皆可成佛”的普遍心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畜牧业的发展相当缓慢，牧人只得把消除忧愁、渴求安康的心理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来世。从喇嘛教的物化形式看——宏伟的寺院，令人瞠目结舌的塑像，数不胜数的经文经典，这一切都向处于文化闭塞环境中的草原人民施展了巨大的诱惑力。一方面黄教势力主动地深入了寂寞的草原，另一方面，草原民族几千年不断丰富的民间传统以其巨大的威力改造着黄教，使其符合本土的民情、风俗、心理，例如古老的祭火习俗、祭敖包、祭成吉思汗等都渗入了佛教的内容，形成了丰富的佛教文化。寺庙的宏伟建筑是蒙古族建筑发展的里程碑，卷帙浩繁的藏文经典的翻译、抄写、印刷，推动了蒙古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寺庙教育成为蒙古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藏族医学的吸收和借鉴丰富了古老的蒙古族的医学，药学，总之，喇嘛教文化是蒙藏文化及蒙古族文化与印度文化相互交流、互相融合的产物。
宗教是人们希翼把握自身而又无法把握自身时的精神解脱，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经义如桎梏般紧紧控制人们的思想，它使蒙古社会经济停滞、人口速减，甚至使蒙古民族丧失了那史诗般的英雄锐气。国外史学家《草原帝国史》的作者格鲁塞谈到：“16世纪末，再度高唱成吉思汗的史诗的人们，已不可思议地沉溺于宗教的惰性中，专门埋头于养肥那些喇嘛。”康熙皇帝也说：“蒙古惑于喇嘛，罄其家资，此皆愚人偏信祸福之说，因不知其终无益也”(《东华录》卷十)。佛教对草原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