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史昉画毗沙门天王歌》

皎然

长史画神独感神，高步区中无两人。

雅而逸，高且直，形生虚无忽可亲。

降魔大戟缩在手，倚天长剑横诸绅。

慈威示物虽凛凛，在德无秋唯有春。

吾知真象本非色，此中妙用君心得。

苟能下笔合神造，误点一点亦为道。

写出霜缣可舒卷，何人应识此情远。

秋斋清寂无外物，盥手焚香聊自展。

忆昔胡兵围未解，感得此神天上下。

至今云旗图我形，为君一顾烟尘清。

皎然，唐代诗人。与齐己、贯休齐名，为唐代“三大诗僧”之一，俗姓谢，法名昼，一名皎然，吴兴长城(今浙江湖州)人。皎然诗格清壮闲适，与颜真卿、韦应物、灵澈、陆羽等友善，相与唱酬。有《皎然集》十卷，又有诗歌理论专著《诗式》五卷和《诗议》一卷传世。皎然写了许多首题画诗，足见他精通画理，熟谙画技，是我国文学史上继杜甫之后又一位重视沟通诗画艺术的诗人。

本诗是皎然题咏周昉画于宣州禅定寺的毗沙门天王象的作品。周昉，唐代画家，字景玄，一字仲朗，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宣州长史、越州长史。他擅长人物画，写真、佛像、仕女，均精妙绝伦，被朱景玄列为“神品” (《唐朝名画录》)。宋米芾《画史》将他和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并称为四大人物画家。毗(pi)沙门天王，即北方天王，佛教护世四天王之一，是守护于须弥山北方的天神。周昉这幅神像，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里有记载，据云，周昉曾在梦中见到过这位天神的形象。

皎然精于律诗，但是这首题画诗，为便于开阖施展诗思，所以采用了歌行体。诗的前八句，描写画面上北方天王的形象。 “区中”，即人世间。周昉画艺高超，独步于人世间，无人可与伦比，画出的神像，能感动天神。诗人用惊人诗笔发端，总写画家周昉的画艺，先为全篇造成一种慑人心魄的气势，然后再落笔写具体的形象。周昉笔下的天神，高大、颀长、雅逸，手握“降魔大戟”， “倚天长剑”横插在衣外的大带中。他的神气，虽然凛然不可侵犯，令人敬畏，但他是一个“在德”之神，为人类消灾除害，给人以可亲的感觉。 “忽可亲”与“唯有春”同义，诗人反复称道北方天王的“德”。这个形象，完全是依赖艺术想象虚构而成的，因为世上谁也没有见到过北方天王，所以诗人要说它“形生虚无”。

“吾知真象”以下四句，是诗人观画后生发出来的感想。“真象非本色”，是说画家笔下的“真象”，并非毗沙门天王的真面目，因为天神本来就没有什么色相，它只不过是存在于周昉心中的“意”的外化，是通过艺术构思创造出来的。这句与上文的“形生虚无”遥相呼应，相辅相成，进一步强调了艺术构思在绘画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诗人又说“下笔合神造”，只要合乎物象的精神，画出客观物象的神韵气质，那么，笔墨上多一点、少一点、 “误点一点”，都是合乎创作规律的。画史上有关误落笔点的记载甚多，如曹不兴、杨修、王献之等，本诗仅取字面义，与诸典无关。周昉精心领悟画学三昧，妙用于笔底，才能画出这幅毗沙门天王图；皎然的诗，体现了唐代题画诗的基本特点，发挥了精辟的绘画理论，接触到绘画创作中“意存笔先”的核心问题。

诗的最后八句，点明画家的创作意图。周昉的毗沙门天王像，是画在雪白的“霜缣”上的。清静的秋日，诗人在僧斋里，洗净手指，点燃香枝，虔敬地展开画卷，细心鉴赏画像，领悟画家寄托在画像里的深情远意。 “写出霜缣”以下四句，写诗人展卷赏画。他在画像里“识此情远”的“此”，指的是什么？最后四句诗，作了很好的回答。 “胡兵”，联系周昉、皎然生活的时代考察，该是指“安史之乱”时侵扰我国北方的安史乱军。 “围未解”、 “烟尘”，都是指“安史之乱”时的战争。 “云旗”，军中画熊虎的旌旗。 “图我形”， 在旗帜上画上毗沙门天王像。以第一人称“我”代称天神， 与下句“为君一顾”紧相连接。“安史之乱”发生后，北中国遭到蹂躏，人民生灵涂炭，感动了守护着北方的毗沙门天王，大发慈威， 自天而降，为人民消灾除难，平息了战乱。 “为君一顾烟尘清”，化用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全诗的结束语，与开端的“独感神”，中间的“忽可亲”、 “在德”等紧紧呼应；在绘画艺术上，显明地写出周昉画作毗沙门天王图像的良好愿望。 五代时，有位画家叫燕筠，工画天王，师法周昉， “岂非当五代兵戈之际，事天王者为多，亦时所尚乎。” (《宣和画谱》)这位画家确是妙得周昉的心传，也反映了五代时人的共同愿望。当然，周昉艺术构思的匠心，在画面上是看不出来的，然而经过诗人一点拨，藏于画家内心的愿望，便和盘托出，应该说这便是题画诗的独特的艺术功能。

这首诗涉及到绘画创作的理论问题，而最值得注目的，还是画家作鬼神“形生虚无”的观点。天神、鬼怪本无“色相”，画家进行艺术构思时，根本不受模写对象的限制，可以根据“命意”的需要，合乎它们的神韵气质，随手敷写，无规矩可循。周昉为了体现“为君一顾烟尘清”的心愿，他“出于己意”，将毗沙门天王画成为一位雅逸的、 “在德”之神，是一位“忽可亲”、 “唯有春”的天神。皎然在诗里阐发的“形生虚无”的艺术观，符合绘画创作规律，对后代的神鬼画家有深远的影响。据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记载，宋代高益画阿育王战像，被神宗看到，便问“晓兵否？”高益回答说： “臣非知兵者，命意至此。”宋董逌评武宗元画头赖吒(亦作多罗咤)天王说，只要图像符合“摧灭魔怨”的佛法法意，不必以笔墨取胜，“放墨饰彩，更无轨辙可求”，因为“其形容各以妙用自见，不知乎此而为画者，妄人也。” (《广川画跋》卷五“武宗元画天王图”条)其议论鞭辟入里，与皎然诗意甚相吻合。元龚开谈到自己创作《中山出游图》时，曾批评赵千里画鬼，离开人物科太远，姒颐真画鬼，猥亵不堪入目， “仆今作《中山出游图》，盖欲一洒颐真之陋，庶不废翰墨清玩。”(《铁网珊瑚》)龚开画钟馗，确能自成一家，妙趣横生，与众不同，别开生面，这也符合“形生虚无”的创作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