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后的政治重心北移

政治因素绝对化所造成的弊端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全国各地区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由于有大一统的集权政治传统，中央政权常常要在各地区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权衡轻重，或者有所倾斜、倚重，或者听任其做出牺牲。第二，政治因素与农业经济的关系，二者相较，政治利益远远大于经济利益。在政治与经济相协调的时候，经济服从于政治。在政治与经济相冲突的时候，经济让步于政治，为维护政治利益而做出牺牲。
如前所述，河北平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达到高潮，成为全国农业基本经济区的一部分，与中原齐鲁连成一片。安禄山之所以敢于在河北起兵，未尝不是依仗着河北经济区的农业作为其粮源兵源的基础。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长安的粮食供应才完全依靠南方，安史之乱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与政治重心北移的一个转折点。
政治重心的北移与经济重心的南移是同时出现的。在唐代后期，一方面，唐都长安的收复与安史之乱的平定是依靠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来实现的。灵武是朔方节度使的治所，说明当时的政治重心已偏向北方。另一方面，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北方酿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节度使的建置遍布各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名义上拥戴中央，实际上独立行使地方军权、政权、财权。土地民赋非天子所有，号令征伐非天子所出，节度使的职位均出于内部拥举，不由王命，实同世袭。《新唐书·兵志》说各藩镇与中央的关系是：“兵骄而逐帅，帅强则叛上。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像河朔三镇那样的强蕃大镇，其一举一动都足以引起中央乃至全国的震动。在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中，藩镇实居于主动地位，中央则反居于被动地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力均以河朔三镇为核心向长安辐射。所以从藩镇割据方面看，唐代后期全国的政治重心实际上已经移到河朔三镇所控制的北方。
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后来演成了五代十国的局面。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十分巧合的现象：十国中除北汉以外都居于南方，其中大部分是各自割据一地，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发展，只有吴和南唐、前蜀和后蜀二例是前后承接关系。各国在统治时期都颇能注意发展经济，如吴和南唐鼓励农桑，吴越发展水利，楚国注重贸易，闽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故此南方虽然处在分裂割据之中，农业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奠定了宋代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的基础。而五代则居于北方，其间的关系都是前后承接，前者依次被后者所取代。无论其中哪一朝代居于统治地位，又都是疾于征战，对经济的破坏极为严重。特别是在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兴替中，几乎全都是从太原起兵，而到洛阳或者汴梁(今河南开封)定都。
早在唐末时，沙陀人李克用即曾占据晋阳(即太原)屡次助唐平乱，中原之兵难与争锋。到公元907年，黄巢的部下朱全忠(又名朱温)灭唐自立，建立后梁，定都汴梁，十六年后就被李克用之子李存勗攻灭。923年，李存勗建立后唐，定都洛阳，十三年后被治所设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攻灭。936年，石敬瑭建立后晋，定都汴梁，十一年后被契丹攻灭。947年，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后迁都汴梁，三年后被后周攻灭。刘知远之弟刘崇原为太原留守，此时自立为帝，建立北汉。北汉至二十六年以后，才被宋太宗灭亡。在短短五十余年中，就有四支军事力量在太原兴起，建立政权，麾军南下，屡次控制中原大局，主宰汴洛的政权归属。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上居于主动地位的，正是北方的军镇太原。
两宋时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实际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先是北宋与辽、西夏的并立，后是南宋与金、蒙古的并立。虽然两宋的都城是在汴京和临安(今浙江杭州),但就全国而论，最有力的政治影响仍来自北方。两宋与辽、西夏、全国的关系，始终是辽、金等北方政权居于主动。1141年绍兴和议中南宋称臣于金“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时固然是如此，1004年澶渊之盟中北宋与辽国“相约为兄弟”时也已是如此，1006年和1044年北宋册封西夏皇帝德明为西平王、册封元昊为夏国王时还是如此，兄弟之约与册封的形式都不足以掩盖辽与西夏居于主动、北宋居于被动的事实。
辽国以今北京为南京析津府，金国以之为燕京，说明当时的政治重心已从唐后期的灵武、河朔三镇和五代时的太原，再次移动到北京一带。两宋与辽、金、西夏虽为敌国，但从当时的外交和争战中仍可清楚看出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南北分置的倾向。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两宋对辽、金、西夏的纳贡关系。澶渊之盟以后，北宋每年向辽国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四年和议以后，北宋每年向西夏纳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绍兴和议以后，南宋每年向全国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所有这些财物基本上来自于东南地区，这就充分说明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的轻重倾向是北方居政治优势、经济劣势，南方居经济优势、政治劣势。北方居政治优势，故尔可以强迫索求；南方居政治劣势，故尔所求不得不贡。
元明清时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政治重心位于北方更成为定局。元明清三朝均定都于北京，其中元朝和清朝都因兴起于北方，入主中原以后即停留在河北平原的北端。明成祖初封为燕王，戍守北方，授有兵权，节制沿边兵马，曾多次率军打败蒙古。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主要出于有利于抵抗蒙古骑兵的军事原因，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元明清三朝南北方没有分裂割据的和战问题，一条大运河鲜明具体地将北方的政治优势与南方的经济优势联通起来。从元明清三朝对大运河的重视程度，也可以印证出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北分置的严重。
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重心北移，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大转折。在此以前，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一向都是沿着黄河及其支流渭河作东西向移动，或在长安，或在洛阳，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二者基本上是吻合的。在此以后，则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相互分离，形成南北纵向的结构以及两个重心的两极化局面。这种情况说明，自古以来已有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到唐代以后这一时期变得更加剧烈了。宋元明清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或者南下侵陵，或者入主中原，此起彼伏，构成了中国古代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不同生产方式间的冲突浪潮。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和全国政治重心的北移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虽然传统的农耕方式仍旧得以维持，但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经过多次强烈的外部刺激，使得政治权力更加集中，使以往的大一统政治传统更加保守和封闭。就全国的情况而言，在南方是已经临近极限的农业经济，在北方是更加绝对化的集权政治。就燕赵区域而言，就是由燕赵区域代为承担了政治经济两极化困境所带给全国的压力。辽、金、元、明、清各代在燕赵区域内建都和设置直属于中央的府、路、行省的结果，首先是使燕赵一向处于政治中心以外的边地的较为单纯的文化传统就此中断。其次，首都虽建在燕赵区域之内，但首都的文化是五方杂居的文化，荟萃全国精华，因而也代表全国，而不代表燕赵区域。受首都文化的影响，在首都周围又会附生出近畿文化，但近畿文化也不等同于燕赵文化。第三，此时的燕赵文化既与首都的政治重心无关，又与南方的经济重心无关。在政治势力控制着北方时，政治上虽然代表燕赵区域，经济上却仍要依赖于南方，因而并不注意北方的经济发展。在政治势力控制着南方时，燕赵区域是其阻止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一道屏障，经济上的发展同样得不到重视。在南北方政治经济两极分置的局面中，燕赵文化既不属于南，也不属于北，处在了被政治与经济两弃之的地位上。
燕赵文化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北朝时期由于地方门阀士族的兴起而在政治上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在隋唐时期则有农业经济达到鼎盛。但是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燕赵文化所独具的文化特征就日渐趋于平淡。从南宋时起，北方人在可作比较的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方面，成就均显寥寥，人才远远不及南方人多，没有出现过一个自身发展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