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的民族融合

在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曾一度强盛，但并没有进入内地，这一时期汉族与匈奴族的融合是以少量部族和单个人的方式进行的。匈奴一方面屡屡犯边，一方面十分注意保持其原有的游牧传统。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说，匈奴人认为其所以强盛，是因为衣食之物与汉人不同，无须依赖汉人，所以即使得到了汉朝的丝织品和粮食也应丢弃，以示不如皮裘和乳酪。匈奴人还说：“汉人如得到匈奴的土地，则盐卤不可耕种；匈奴如得到汉人的土地，最终也未能定居。”说明匈奴人与汉人在物质利益的需求上是互相排斥而不相通容的。到西汉中期，在汉武帝连续三次主动进攻之后，匈奴举族西迁，经西域过葱岭到达中亚，连带着月氏、乌孙各族也西迁而去，此后匈奴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
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的特点是先接受汉族的影响，再逐渐融合；先汉化，再进入中原。五胡之中，南匈奴自从东汉初内附，世居今山西忻县一带，与汉人杂居，逐渐转向农耕生活。其首领刘渊曾作为匈奴侍子住洛阳多年，随汉儒习经史，用汉名，建国后自称大单于，又称汉王，以刘汉正统自居。羯族役属于匈奴，被称为“匈奴别部”,西晋时已入塞，在今山西榆社一带与汉人杂居。其首领石勒曾被汉人捕卖于山东荏平，取汉名，建国后称赵，推崇儒学，战乱中将汉族士大夫编在一起加以保护，名为“君子营”。慕容鲜卑西晋时在今辽宁锦州一带从事农桑和畜牧，永嘉以后很多北方士大夫和汉族百姓前往避难。其首领慕容廆重用士人，创设制度，讲授经学，至其子慕容皝时建立前燕。氐族和羌族在西晋时多已移居关中、益州，不少人散处中原。公元329年，后赵迁秦雍氐羌十五万落于中原，后由氐人首领苻健率领西归，回到长安建立了前秦，重用汉人王猛，劝课农桑，提倡儒学。后来到羌人首领姚苌建立后秦时，仍能讲经论道，提倡儒学。拓跋鲜卑世居今内蒙托克托的盛乐，后迁至今山西大同的平城。其首领拓跋珪在建立北魏前后，曾强徙山东六州汉族吏民等三十六万口到平城，配给耕牛，计口授田，重用汉人崔宏、张兖等人，同时向北极力防御游牧的高车和柔然民族。
可见五胡及北魏在进入中原建国前后，已普遍接受农耕方式，普遍重用汉族士大夫，其经学水平之高，就是正朔所在的东晋南朝也未能远过。自两汉豪族以来逐渐兴起的北方门阀士族在此时期也发展成熟，以其不同于南方士族的特点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作用，这就大大减轻了五胡乱华中民族冲突的一面。因此，到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前秦与东晋的对峙，公元450年瓜步之战北魏与元嘉之治下的刘宋对峙，以及东晋的数次北伐，都已不是民族战争，而是统一兼并战争。后来隋、唐两个政治集团都产生于北方，也说明正是五胡比较深入的汉化和比较深入的民族融合，为后来汉族农耕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基础，迎来了转机。
正是由于五胡汉化的程度比较深入，以至出现了胡人忧虑自己汉化速度过快的现象，与此同时，汉人又往往主动安排胡人内徙，而不是拒之于关山之外。早在西汉初期，就有燕人中行说投奔匈奴，比较胡汉两种文化的优劣，称颂匈奴，批评汉文化的弊病，言语十分切中。曹魏时，拓跋鲜卑首领力微之子沙漠汗留质洛阳，居住了八年，回国时诸部落大人担心他会改变旧俗，不惜在归途中将他杀死。拓跋珪之子拓跋嗣继位后，曾急于迁都邺城，崔浩担心拓跋族汉化程度太快，会失去优势，也极力阻止。到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采用汉语、汉服、汉姓，改代人籍贯为河南洛阳，死后葬洛北邙山，并任用汉人儒士，诸王娶汉女为正妃，因此引起了宗室及族人的不满，以至发生了太子元恂和大臣穆泰、陆叡等人的谋反和叛乱。在迁都过程中，孝文帝所表现出的深思熟虑和坚毅决心，正与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十分类似。二者一为汉化，一为胡化，时移事异，前后对比颇发人深省。
隋唐时期在三百余年的漫长时间中，与中原政权关系密切的民族有突厥、吐蕃、回纥、南诏、昭武九姓胡、奚和契丹等。其中奚和契丹位于东北境上，与燕赵区域相邻，合称“两蕃”。在中原方面，为了抵御两蕃，于幽州设置了幽州节度使，又称范阳节度使，为边防十节度使之一。在两蕃与幽州方镇的对峙中，存在着所谓“胡化”现象。胡化是由这样几个历史事件构成的：第一，早在北魏末年，镇守北方防御柔然的六镇发生变乱，六镇是北魏重兵所在，也是拓跋鲜卑汉化程度最轻的部分，变乱平定后，其降者二十万人被强迫迁徙到河北的冀州、定州、瀛州就食。同时各国在征战中所虏获的柔然、高车、丁零、氐、羌族人也多被安置在冀州、定州、相州一带为奴，称为“营户”。第二，隋末天下大乱，各地反隋的豪杰义军首先在河北兴起，贝州漳南人窦建德、刘黑闼、孙安祖，蓨县人高士达，清河人张金称，平原人郝孝德，河间人格谦，渤海人孙宣雅，上谷人王须拔、历山飞等一时俱起，声势最大的窦建德、刘黑闼部一度占领河北大部，建立政权。窦建德、刘黑闼等史称其为“山东豪杰”(太行山以东),据现代史学家陈寅恪解释，山东豪杰是一个胡汉杂糅、善于战斗和世代务农的有组织的集团，是六镇戍卒和营户的后代。第三，唐玄宗时安禄山、史思明据幽州发动“安史之乱”,安禄山为昭武九姓胡人，史思明为突厥人，叛乱前安禄山大量以蕃将取代汉将，其主力为收降同罗、奚、契丹健儿而组建的八千名义子军队，称为“曳落河”。第四，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演成藩镇割据局面，各藩镇中以幽州、成德(今河北正定)、魏博(今河北大名)三节度使最为跋扈，号称“河朔三镇”,其将领及兵卒全为安史余众。河朔三镇中除直接任用蕃人为将领外，还在军队组织上采用游牧族的以血缘相结合的形式，酋长即父兄即将领，部众即子弟即兵卒，通过实行义子制使军队部落化、血缘化。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选拔军中强力子弟一万人编为牙军，父子世袭，姻党盘互，与安禄山的“曳落河”义子军性质相同，田承嗣本人虽为汉人，实同蕃将。在河朔三镇中，其将领不论是胡人汉人，都同于蕃将；其军队不论是胡人汉人，实同于蕃人部落，所以称之为“胡化”。
现代以来河北的“胡化”现象已有陈寅恪等人的充分论述，然而当时在河朔三镇中，“胡化”现象与“汉化”现象是同时存在的，对此学术界尚缺乏分析。“胡化”概念是在河北地区本已汉化的基础上才提出来的，在军队组织上是“胡化”,在生产方式上则完全沿袭汉族的农耕生产方式，自安禄山起藩镇就特别重视农桑，大力发展军屯，以作为其长期割据的物质基础。“胡化”是与“汉化”相对而言的，是在“汉化”之中又保留有胡族的若干特征，而不是完全成为胡族。唐代河北的藩镇可以说是游牧族部落军事制度与汉族农耕经济制度的结合，亦即“胡化”与“汉化”的结合。
从文化上看，唐懿宗咸通年间袁郊所作的《聂隐娘》《红线女》二篇传奇，为唐代侠义传奇中的翘楚之作。其中《聂隐娘》以聂隐娘为贞元年间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以魏博、陈许二节度使之事为背景。《红线女》以红线为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养女，以潞州、魏州二节度使之事为背景。所述侠义故事全以魏博等藩镇之武勇、跋扈为依托，从中可以形象地看出汉族将领的“胡化”习气。但是另一方面，在胡族将领以及胡化了的汉族将领身上，同样也可以看出明显的“汉化”习气。河朔三镇中的一些胡族将领一方面普遍工于骑射，另一方面世代久居河北，娶妻生子，受汉人影响，居然也能披读汉籍。如李宝臣本为范阳内属奚人，为范阳将领张锁高义子，其子李惟诚崇尚儒术，其孙李铢好学多识，有儒者之风。王廷凑本为回纥阿布思族人，自曾祖为成德将领，喜读《鬼谷子》及兵家诸书。胡化的汉族将领中，田悦开馆礼遇天下之士，罗绍威多聚书至万卷，江东罗隐工于写诗，罗绍威厚币结之，通谱系叙昭穆，并题名自己的诗集为《偷江东集》。李济游学京师，举进士及第。张仲武通《左氏春秋》,等等。
燕赵区域自战国以来就是地边胡，数被寇，其民“羯羠不均”,胡化与汉化同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胡汉杂糅，对于燕赵区域来说原本就是十分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