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 山乡巨变

作者简介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人。曾就读于湖南长沙省立一中，后在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系读书。1932年9月在上海参加“左联”,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每周文学》编辑。抗战爆发后到晋察冀边区参战。40年参加延安整风，44年任《解放日报》副刊部副部长，46年调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英文翻译。48年主编《文学战线》。翻译工作从30年代以后开始，翻译了捷克作家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和俄国作家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47—48年间写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是周立波的代表作。作者善于选取突出的典型事件和富有特征性的细节，用简练、朴素的笔墨加以描绘，展示人物性格，风格单纯明快。善于运用地方口语，词汇丰富，生动活泼，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及地方色彩，解放后周立波三次到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写出较早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之后，回到湖南益阳农村安家落户10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新人面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盖满爹》、《禾场上》、《上那面人家》、《艾嫂子》等都是一些富有特色的篇什。1959年写成了《山乡巨变》。这些作品题材以小见大，平凡中见深邃，构思精美，感情亲切真挈，笔触细腻明快，形成了平易隽永、凝炼自然的艺术风格。“文革”前夕，江青一伙把周立波歌颂毛泽东同志的散文《韶山的节日》污蔑为毒草，从此，他长期遭受打击、迫害，失去创作自由。粉碎“四人帮”后，写出了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获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逝世。
内容概要 1955年的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在资江下游一条山边的村路上，一个20多岁身穿青斜纹布制服的女同志，正在匆匆忙忙赶路。她是县委派往青溪乡帮助搞合作化运动的团委副书记，共产党员邓秀梅。她虽然年龄不大，却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吃苦耐劳，已是有独挡一面能力的 “老”同志了。
邓秀梅来到清溪乡，合作化运动很快便在这里开展了起来。但是，在这个偏僻的山乡，封建思想、私有观念、陈旧的风习都是根深蒂固的，它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加之一小撮隐藏的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要造谣破坏，合作化运动必然遇到重重阻力。像盛淑君这个青年人，她性格活泼，开朗，有上进心，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组织。但是一些人受了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以为她母亲过去作风不正派，她平时又爱说爱笑，显得过于轻浮，所以迟迟不把她列入加入团组织的发展对象，影响了她和另外一些青年上进的积极性。绰号亭面糊的盛佑亭是一个老贫农，旧社会吃苦受穷，翻身后，从心眼里感谢党和毛主席。他嘴上常说：“不是搭帮共产党和毛主席哪有今天”。可是他私有观念很强，刚一听说要搞合作化，竹林要归公，马上砍了竹子去换钱。民兵连长陈大春的父亲陈先晋是一个固执但很能干的老人，虽然在旧社会穷的叮当响，但他时刻想发财致富。他听说要入社，眼见土改时分到手的土地还没坐热，又要交出去，发财致富的梦想又要破灭，思想上总是搞不通。中农王菊生是村里有名的怕吃亏、难说话的人，不论怎样动员就是不想加入合作社，一心要单干。中农张桂秋和付贱庚也对合作化有成见，听说要入社就把耕牛赶进山里准备杀掉。隐藏的反革命分子龚子元表面装老实，暗地里四处活动，煽风点火，造谣惑众，千方百计地破坏合作化运动。面对这些复杂的矛盾和斗争，邓秀梅和清溪乡党员干部知难而进。他们首先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先锋带头作用，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吸收盛淑娟等加入共青团，并组织宣传队，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其次，邓秀梅亲自搬到盛佑亭家里住下来，经常和盛佑亭促膝谈心，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很快使他变成了一个坚决要求入社的骨干。对陈先晋这样的人，邓秀梅不仅登门做耐心的动员工作，还在其它方面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当她得知老人很听女婿的话，于是她就请来了住在外村的女婿，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使陈先晋自愿加入了合作社。当张桂秋把耕牛赶到山里准备杀掉时，邓秀梅亲自带领村里的民兵赶赴现场，把耕牛追了回来，保证了春耕时的畜力，同时也教育了那些私心较重的农民。暗藏的阶级敌人龚子元散布谣言，说竹林、茶山要归公，挑起了一场砍树的风潮。一夜之间，清溪乡砍倒了一千多棵树。群众出于愤怒，陈大春等人主张捆人，邓秀梅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对广大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戳穿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像王菊生那样的一些单干户，没有勉强让他们入社，而是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在事实面前认清合作社的好处，从而打消顾虑，转变思想，让他们主动要求入社。通过宣传党的政策，注重事实，启发群众阶级觉悟，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清溪乡的合作社很快成立了。邓秀梅由于工作的需要调走了。领导合作社的重任落在清溪乡干部身上。党支部书记李月辉和社长刘雨生以及其他党员干部决心带领社员要夺取第一个大丰收，进一步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但是，以龚子元为首的阶级敌人并没有停止阴谋活动，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合作社进攻。以王菊生为代表的单干户也倚仗自己的人强马壮，土地肥沃，决心与合作社比高低。社员们起早，他们起得更早；社员们晚归，他们收工更迟。一家老少齐出动，憋足了劲拼命干，甚至连老婆、孩子都累倒了。龚子元等阶级敌人抓住机会一次又一次煽动一些落后群众闹情绪，看合作社的热闹。以刘雨生为首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多次牺牲个人利益，鼓舞了大家的干劲，使阶级敌人的阴谋一个个破败。事实是最生动的雄辩者。当收割早稻时，合作社人多力量大，上下齐心协力，热热闹闹，很快完成了抢收抢插任务。而王菊生等单干户，因人少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还是合作社的社员帮了他们的忙。事实教育了这些单干户，使他们看到了集体的力量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而自己是在独木桥上走向死胡同，于是纷纷自愿申请加入合作社。同时阶级敌人龚子元，一步步败露，一些群众也认清了他的嘴脸，使他完全孤立了，最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合作社巩固、发展了。私有观念和陈旧的习俗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村上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片欢腾，他们兴高采烈地欢庆农业合作化后的第一次大丰收，决心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作品鉴赏 1955年周立波返回家乡湖南农村，安家落户，深入生活。一九五七年底完成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又写出了续篇。深刻地反映我国农村的巨大变化。农业合作化运动，是要改变两千多年来世代相袭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 改变中国劳动者几千年来的劳动习惯和生活习惯。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周立波是一个时代感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他以敏锐的眼光紧跟时代变革，把笔触集中到农村，以农村为背景，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变革。作者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代表了现实中的各个阶层人物的行为与心态。真正做到了化大为小，小中见大。较好地用有限的笔墨记录大的历史变革。邓秀梅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是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的象征，盛淑君是一位活泼、开朗，有上进心，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是建国后忠于党的事业，拥护党的领导，积极为人民服务的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的象征。盛佑亭是一位老贫农，对党和政府有无限的感激之情，但是长期以来农民身上残存的私有观念仍在他身上作祟，他还未能成为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民，他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民中一部分仍未完全摆脱旧社会劣根性的人的形象。其他像陈先晋、王菊生等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型，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的。作者细微地写出了他们间的差别，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心态的复杂性，较忠实地反映了生活。反革命分子龚子元自然是当时农村反对派势力的象征，他们敌视共产党和它的政策，时时处心积虑地要与党和政府作对，与人民作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者选择这些人物，都具有典型性，是当时中国农村各阶层人物的复杂心态的代表者。然后作者以清溪乡为背景，围绕合作化运动展开故事，将各阶层人物在这一大变革前各自的行为与心态表现出来，人物之间互相交叉、斗争，使故事波澜起伏，表现了变革的曲折性。同时通过在曲折中党和人民的最终胜利，歌颂了党和人民的力量，歌颂了合作化运动的伟大。是一曲时代的赞歌，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本文的另一可取之处是：作者很好地注重了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可贵的创作方法。英国作家兼文艺理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极力推崇“圆形人物”,刘再复也有专著《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论》、所谓“圆形人物”,所谓“二重组合”,都讲的是一个道理，那就是小说人物的复杂性。文革中我们的文艺中的人物性格都是单一的，革命者是坚强勇敢的、善良正直的，反革命是软弱胆怯的、狠毒贪婪的。历史证明这类作品不是真正的艺术品。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忠于生活的表现，生活中人物就是复杂的。文贵以真，只有真才能引起共鸣。注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艺术创作忠实生活的表现。盛佑亭是一个老贫农，旧社会吃苦受穷，翻身后，从心眼里感谢党和毛主席，在他的性格中有拥护新社会热爱新社会，紧跟党和毛主席的较好的一面，可是几千年来旧社会沉积在他身上的私有观念却一时还未摆脱，这种观念又不时鼓动他做些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相抵触的事情来。革命首先是政权与制度的变革，但观念的革命却是一项更深层次的工作。作者写出了盛佑亭身上新社会新观念与残存的旧社会旧观念之间的艰苦的斗争，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其它像对陈先晋、王菊生等人物性格的刻画上都具有这种特征。对性格的复杂性描绘并不只是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而是写出了各种性格在一个人身上的冲突与对抗。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其实并不只是写出了五十年代中国农村所有制的改变，而是写出了从旧社会跨入新社会人物内心世界的艰巨改变。这是本小说最可取之处，是大家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