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的藏书业

有书便有个收藏问题。最早的收藏多为自用，要学习文化知识，必定要积累一些图书。图书的形式，经过了竹简、木牍、缣帛、纸轴、雕版等阶段，所藏之“书”自然也相应地有所变化。在宋代以前，因为多为手抄，所以，藏书家不多，藏书量更少。大规模藏书业的开始，是印刷术发明以后的事。以故，后人讲藏书史，习惯从宋代开始讲起。第一部藏书史《藏书纪事诗》(叶德辉撰)便是这样的。
北宋时，全国藏书以四川、江西为最。到南宋，吴越地区便成了全国藏书业最发达地区。以后，历元明清三代，江南藏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及藏书家、藏书楼，皆居全国之冠。据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自晋至清末，浙江有藏书家三百五十九人，藏书楼一百八十多处。江苏有藏书家四百八十二人，其中吴地有四百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八十七强。这仅是个粗略的统计，实际远不止这些。于此可见吴越藏书业发达程度。
那么，吴越地区藏书业为何如此发达呢？从根本上说，是江南经济发达与尚文风气浓厚的结果。藏书就其起源与本质来说，是读书人实用需要的产物。古今中外，大凡爱读书的人，多多少少有一种收藏欲。要读书，首先得要有书。在有公共图书馆的年代，人们除借阅外，还得买书；那么，在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年代，买书、藏书便是可想而知了。故读书人多喜建立自己的书库。钱越多，读书嗜好越浓，藏书便越多。
在封建社会，“书香门弟”是十分自豪的雅称。因此观念影响，藏书的多寡，还成了一个家庭文化素养高低的外在表现。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批为收藏而收藏的藏书家，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甚至出现了一批古董家式的藏书人，他们专门以收藏宋元刻本为宗旨。
吴越历代的藏书楼很多，但保存至今者不多，惟浙江多些。这里既有全世界现存最古的藏书楼“天一阁”,又有四明山区的“五桂楼”、海盐蒋氏“西涧草堂”、温州孙氏“玉海楼”、湖州南浔刘氏“嘉业堂”等。
天一阁位于宁波城西南隅的月湖之畔，肇建于明世宗嘉靖末叶。创始人范钦，字尧卿，号东明，鄞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仕至兵部右侍郎。性喜购书，天一阁就是他建造的藏书楼。阁名取自吴道士“天一池”石刻。天一阁为砖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下六小间，上一大间，隐含“天一”、“地六”,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意思，故楼前还有一水池。这种格局，在我国藏书楼建筑史上是有独创性的。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渊阁、文澜阁，正是仿天一阁而建的。天一阁从肇建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它之所以能保存至今，主要是因为：范钦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防火措施严密；在书籍的防潮、防蠹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天一阁用灵香草防蛀，此法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天一阁藏书，以明代刻本为主。其所藏明代文献，有“两多”:明代方志多、明代历朝考试文献多。目前，天一阁藏方志大多已公诸于世，但考试文献尚未出版。由于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天一阁藏书散佚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光嘉庆至民国的一百三十多年中，就散失了五分之四以上。解放后，陆续收回了散佚在外的天一阁藏书三千多卷，各地藏书家也捐赠了部分藏书。目前，天一阁藏书已达三十万卷左右，其中善本书约八万多卷。最近，以天一阁为中心，这里还被规划为文博保护区。届时，宁波各地的一些拆迁文物将集中在此。
藏书是藏书家的私有财产，读书人又多有爱书如命之僻，出于种种考虑，主人一般是不肯出借的。但也有些思想开明者，愿意让人在阁中抄阅。据丁申《武林藏书录》载，西晋时杭州藏书家范蔚“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百余人”,范蔚甚至还提供“办衣食”服务。余姚五桂楼主人黄澄量，也允许人借阅。袁枚藏书四十万卷，也以“公书”自警，以至散去十分之六七。清末，绍兴的徐树兰甚至捐资办了个公共图书馆式的古越藏书楼。即便天一阁，清代黄宗羲、全祖望、阮元等人也有机会登楼阅书。利用藏书，奖掖后学，无疑为吴越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黄宗羲、万斯同等学人，正是靠遍阅各藏书楼藏书而成为名学者的。
藏书和人才培养的另一层关系，是造就了一批有学问的藏书家。“富于青湘而贫于问学”,不是真藏书家。真正的藏书家，必定也是位“读书种子”,他是为了读书、研究，才去藏书的。明中叶金华兰溪学人胡应麟是个典型。他自称平生无他嗜好，所嗜唯书，“焚香独拥四部坐，南面王乐宁堪骄”(《少室山房类稿》卷二十九《二酉山房歌》)。他一生撰作、编辑了五六百卷书，正是建立在他丰富的藏书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