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保安

吴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义尉。其乡人郭仲翔，即元振从侄也。仲翔有才学，元振将成其名宦。会南蛮作乱，以李蒙为姚州都督，帅师讨焉。蒙临行，辞元振。元振乃见仲翔，谓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将行，如破贼立功，某在政事，当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诺之。仲翔颇有干用，乃以为判官，委之军事。至蜀。保安寓书于仲翔曰：“幸共乡里，籍甚风猷，虽旷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国相犹子，幕府硕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将军秉文兼武，受命专征，亲绾大兵，将平小寇。以将军英勇，兼足下才贤，师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学，长而专经，才乏兼人，官从一尉。僻在剑外，地迩蛮陬，乡国数千，关河阻隔，况此官已满，后任难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选曹之格限，更思微禄，岂有望焉。将归老丘园，转死沟壑。侧闻吾子急人之忧，不遗乡曲之情，忽垂特达之眷，使保安得执鞭弭，以奉周旋。录及细微，薄沾功效。承兹凯入，得预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铭镂之日。非敢望也，愿为图之。幸照其款诚，而宽其造次。专策驽蹇，以望招携。”仲翔得书，深感之，即言以李将军，召为管记。未至而蛮贼转逼。李将军至姚州，与战破之，乘胜深入，蛮复而败之。李身死军没，仲翔为虏。蛮夷利汉财物，其没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赎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适值军没，迟留未返。而仲翔于蛮中间关致书于保安曰：“永固无恙，顷辱书未报，值大军已发，深入贼庭，果逢挠败。李公战没，吾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顾身世已矣，念乡国窈然。才谢钟仪，居然受絷，身非箕子，且见为奴。海畔牧羊，有类于苏武；宫中射雁，宁期于李陵。吾自陷蛮夷，备尝艰苦，肌肤毁剔，血泪滂沱。生人至艰，吾身尽受。以中华世族，为绝域穷囚。日居月诸，暑退寒袭，思老亲于旧国，望松槚于先茔，忽忽发狂，膈臆流恸，不知涕之无从。行路见吾，犹为伤愍。吾与永固，虽未披款，而乡里先达，风味相亲，想睹光仪，不离梦寐。昨蒙枉问，承间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则请为管记。大军去远，足下来迟。乃足下自后于戎行，非仆迟遗于乡曲也。足下门传余庆，天祚积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并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参幕府，则绝域之人，与仆何异。吾今在厄，力屈计穷；而蛮俗没留，许亲族往赎。以吾国相之侄，不同众人，乃苦相邀，求绢千匹。此信通问，仍索百缣。愿足下早附白书，报吾伯父，宜以时到，得赎吾还。使亡魂复归，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请不辞劳。若吾伯父已去庙堂，难可咨启，即愿足下亲脱石父，解夷吾之骖；往赎华元，类宋人之事。济物之道，古人犹难。以足下道义素高，名节特著，故有斯请，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见哀矜，猥同流俗，则仆生为俘囚之竖，死则蛮夷之鬼耳，更何望哉！ 已矣吴君，无落吾事！”保安得书，甚伤之。时元振已卒，保安乃为报，许赎仲翔。仍倾其家，得绢二百匹。因往巂州，十年不归，经营财物，前后得绢七百匹，数犹未至。保安素贫窭，妻子又在遂州，贪赎仲翔，遂与家绝。每于人有得，虽尺布升粟，皆渐积之。后妻子饥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驾一驴自往泸南，求保安所在。于途中粮尽，犹去姚州数百里。安妻计无所出，因哭于路左，哀感行人。时姚州都督杨安居乘驿赴郡，见保安妻哭，异而访之。妻曰：“妾夫遂州方义尉吴保安，以友人没番，丐而往赎。因往姚州，弃妾母子，十年不通音问，妾今贫苦，往寻保安，粮乏路长，是以悲哭。“安居大奇之，谓曰：“吾前至驿，当候夫人，济其所乏。“既至驿，安居赐保安妻钱数千，给乘令进。安居驰至郡，先求保安，见之，执其手升堂，谓保安曰：“吾尝读古人书，见古人行事，不谓今日亲睹于公。何分意情深，妻子意浅，捐弃家室，求赎友朋，而至是乎？吾见公妻来，思公道义，乃心勤伫，愿见颜色。吾今初到，无物助公，且于库中假官绢四百匹，济公此用。待友人到后，吾方徐为填还。”保安喜，取其绢，令蛮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状憔悴，殆非人也。方与保安相识，语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书，则为仲翔洗沐，赐衣装，引与同坐，宴乐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宠之。于是令仲翔摄治下尉。仲翔久于蛮中，知其款曲，使人于蛮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辞安居归北，且以蛮口赠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岂待报邪！钦吴生分义，故困人成事耳。公有亲老在北，甘充甘脆之资。“仲翔谢曰：“鄙身得还，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赐也。翔虽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蛮口， 固为公求来，公今见辞，翔以死请。”安居难违，乃见其小女曰：“公既频繁有言，不敢违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钟爱。今为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辞其九人。而保安亦为安居厚遇，大获资粮而去。仲翔到家，辞亲十五年矣，隙至京，以功授蔚州录事参军。迎亲到官。两岁，又以优授代州户曹参军，秩满内忧，葬毕，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赖吴公见赎，故能拜职养亲。今亲殁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义尉选授眉州彭山丞。仲翊遂至蜀访之。保安秩满，不能归，与其妻皆卒于彼，权窆寺内。仲翔闻之，哭甚哀，因制縗麻，环絰加杖， 自蜀郡徒跣，哭不绝声。遂至彭山，设祭酹毕，乃出其骨，每节皆墨记之。墨记骨节，书其次第，恐葬敛时有失也，盛于练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记，贮于竹笼，而徒跣亲负之，行数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爱之如弟，尽以家财二十万厚葬保安，仍刻石颂美。亲庐墓侧，行服三年。既而为岚州长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为娶妻，恩养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宝十二载诣阙，让朱绂及官于保安之子以报。时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没也，赐蛮酋为奴，其主爱之，饮食与之等。经岁，仲翔思北，因逃归，追而得之，转卖与南洞。洞主严恶，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弃而走，又被逐得，更卖南洞中，其洞号菩萨蛮。仲翔居中，经岁困厄，复走。蛮又追得之，复卖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难禁止耶？”乃取两板，各长数尺，令仲翔立于板，以钉自足背钉之，钉达于木。每役使常带二木行，夜则纳地槛中，亲自锁闭。仲翔二足，径数年疮方愈。木锁地槛，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忧。保安之使人往赎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转为取之，故仲翔得归焉。
本篇选自唐代牛肃所著《纪闻》。《纪闻》原著十卷，今已散佚，仅《太平广记》保留若干条。《纪闻》所记多是唐玄宗、肃宗时的奇闻怪事，其中亦有真人真事。吴保安弃家救友就是当时盛传的事件，本篇《吴保安》基本上是实录。它通过吴保安营救同乡郭仲翔之事，歌颂了讲究信义，舍已为人的高贵品质。宋朝宋祁修唐书时，曾把这个故事采入唐书忠义传，而吴保安与郭仲翔往来的书札则被清人编入《全唐文》,由此可见其影响深远。
本文作者在真人实事的基础上，运用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进行典型化创作，使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社会典型变成了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
纵观全篇，不难发现，作者善于从众多纷纭的生活事件中捕捉、提炼那些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最能突出主题的事件以构成典型情节。先以“保安弃家赎友”一事为例。“宦从一尉”,家素贫寒的吴保安为了赎回身陷“蛮夷”,“备尝艰苦”的同乡郭仲翔，不但倾卖了家产，而且抛妻离子，外出“十年不归，经营财物”,并“每于人有得，虽尺布升粟，皆渐积之。”致使家中的妻儿饥寒交加，“不能自立”,不得已“其妻乃率弱子，驾一驴自往泸南，求保安所在。于途中粮尽，犹去姚州数百里，安妻计无所出，因哭于路左，哀感行人。”这是何等感人至深的情景。济人一时之难尚可，而十年锲而不舍谈何容易！没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至诚无以行，非“道义素高，名节特著”者不能为。吴保安恪守信义，舍已为人的高尚情操正是通过这一典型化情节表现出来的。
吴保安的高义使姚州都督杨安居“大奇之”,颇为震动，他先“赐保安妻钱数千，给乘令进”,见到保安后，又“执其手升堂”诉其感慨，款吐心曲：“吾尝读古人书，见古人行事，不谓今日亲睹于公，何分意情深，妻子意浅，捐弃家室，求赎友朋，而至是乎？”之后，毅然相助四百匹绢于保安，使保安凑足了所需丝绢的数目，赎回了郭仲翔。而当仲翔以“蛮口”谢安居时，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岂待报邪！钦吴生分义，故因人成事耳。”这段“慨然相助，拒收蛮口”的典型情节又塑造了小说中的另一典型人物一杨安居。从他那豪爽侠义的性格中，读者感受到了吴保安强大道义力量的感召。
对于保安的同乡郭仲翔，作者主要是通过“为保安服丧，恩养其子”的典型情节刻画他的。郭仲翔被赎回之后，不久，重又得以拜职养亲，当他“亲没服除”欲行其志时，得知保安夫妇皆卒于彭山，他“哭甚哀，因制縗麻，环绖加杖， 自蜀郡徒跣，哭不绝声，遂至彭山，设祭酹毕，乃出其骨，每节皆墨记之”,并“盛于练囊”,“而徒跣亲负之，行数千里，至魏郡”,“尽以家财二十万厚葬保安，仍刻石颂美”,还“亲庐墓侧，行服三年”。这且不算，对保安之子，“仲翔爱之如弟”。当他出任岚州长史，加封朝散大夫时，又“携保安子之官，为娶妻，恩养甚至。”以后，他又把自己的绶带，官职让给了保安之子。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何况是重生再造！仲翔对保安无以复加的感恩，有力地揭示了他多情重义的品格，也使读者进一步体会到保安那山岳般的恩德。
以上三个典型情节看似独立，实际上联系紧密。三个典型人物的性格中都有一个“义”字，可见作者是以“义”为中心安排情节的，其中又以“保安舍家救友”为核心情节，而其他情节在塑造各自人物的同时，对吴保安起着重要的烘托、映照、补充、深化的作用，从而使吴保安的形象更趋完美。
另外，作者还在故事结尾倒叙了郭仲翔厄于“蛮夷”时所受的苦难，令人不忍卒读。今荣昔辱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此反衬出吴保安高尚的品德。
典型人物离不开造就他的典型环境，否则，就不成其为典型人物。比如：吴保安是在“官从一尉”,家“素贫窭”的处境下营救郭仲翔的，这使他不得不“弃家赎友”;而杨安居之所以能“假官绢四百匹”帮助保安，是因为他身为姚州都督，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至于郭仲翔，他对保安超乎寻常的感恩，则是与他一枯一荣的生活经历有关。三个典型人物虽然性格各有不同，但身上同具古代“义士”的遗风，这因他们都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唐朝，这是一个各种学术思潮俱兴，但又以儒学思想为主流的时代。他们在“仁、义、礼、智、信”,“士为知已者死”,“人生得一知已足矣”等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下有着大致相同的道德准则，而吴保安又是其中身体力行的佼佼者。
《吴保安》这篇小说在过去的年代里影响很大，至今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此外，《吴保安》中记载的有关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及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对于研究唐代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其中对少数民族的污辱性称呼是当时作者受阶级与历史局限所致。
明朝冯梦龙曾据此写成《吴保安弃家赎友》小说，收入《古今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