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神学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并对之加以积极回应而形成的当代基督宗教神学理论，亦称“后现代主义神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基督宗教神学开始关注“后现代主义”理论，由此形成其神学研讨中的一大热点问题。本来，后现代主义表现出对宗教信仰及其神学理论的抨击和否定，但其反传统性和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在当代神学领域却引起了某种共鸣和回应，如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HansKüng）、新教神学家巴特（KarlBarth）和蒂利希（PaulTillich）等人的神学理论，即反映出某些后现代主义的思维特征和对其挑战的正面答复。巴特在其危机神学中强调上帝乃绝对另一体，与人世毫无相同、相通之处，世人得救只能靠上帝自上而下的恩典，而与个人努力并不相干，其思路在某种意义上已与德里达对“差异性”的理解相吻合。蒂利希则从当代人的焦虑和绝望中看到后现代主义所显明的“无意义”境遇，他倡导对这种“无意义”的正视，提出人的“存在勇气”乃包含着“敢于绝望的勇气”，由此把这种破坏性最大的无意义之焦虑归入人的自我存在的最高勇气之中。其理解的“上帝彼岸之上帝”亦与德里达的“踪迹”说相近似，即说明所谓“本源”之不在场却可通过人对之隐喻意义上的再现而察觉其“在场”。此外，60年代的后自由派神学家林德贝克（GeorgeLindbeck）亦曾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的注重也可用来反驳现代主义对宗教信仰的诋毁，其重新认可的语言世界使信仰获得了更大的可能。而现代主义尝试用世俗来替代所谓“过时”的宗教信仰之举，则被理解为现代人因使世俗主义神话获得合法性而造成的错误。今天，神学家可按其思路借用“现代死了”之语来取代20世纪初曾风靡西方思想界的尼采名言“上帝死了”。通过回顾、反思现代主义对宗教现象的批判，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世界的批判，当代神学既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批判一切、否定一切的破坏性，亦发现了神学对现代性展开批判这种积极切入及其与后现代主义重构理论相挂钩的可能性，此即孔汉思所言走向“后现代”之路的神学。
当代神学对后现代主义否定精神的直接回应主要表现在阿尔泰泽尔（ThomasJ.J.Altizer）、泰勒（MarkC.Taylor）、沙莱曼（RobertScharlemann）和哈特（KevinHart）等人的神学理论中。阿尔泰泽尔等人的“上帝之死”神学因对基督教启示传统的彻底反思而具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其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赋予基督教传统神学术语各种隐喻性、辩证性意义，使曾受到现代文化强烈批评的基督教之“道成肉身”、“钉十字架”和“死后复活”等信条获得适应时代潮流的重新诠释。泰勒则主张建立一种反系统化的神学，他应用德里达的修辞策略而对唯心主义理论僵局加以解构，代之以各种意喻多样的解释，由其无序性所表现出的丰富来构成神学讨论的“神圣环境”。沙莱曼也针对本体论思维方式而究诘神学反思的本质，并通过蒂利希的相互关联法来进而阐述神学思维包括接受和回答之方法，以此体现“本文”所具有的基本隐喻性，从而使存在论问题失效，因为其意义的实现乃本文之想像中的具体性与读者之理解境况所达成的一致。哈特曾对德里达在当代哲学和神学思想界的影响加以评价。他认为，非系统化的神秘传统为当代否定神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保留着对理性认知的必要估量，同时又可避免坠入形而上学之陷阱。因此，他觉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实际上有助于信仰的神圣之途达到一种后现代性意义上的恢复。
后现代神学认为，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失败主义或虚无主义情绪对当代神学发展而言并非全然消极的。相反，这种悲观绝望的精神氛围已给神学变革及其重新成为社会倾听的话语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当代神学家可从后现代主义带来的经验、教训和给人的启迪中探寻神学的新发展，对人类宗教和基督教神学的历史与现状加以反思和总结。当代神学思潮能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产生新的思想火花和创意，从而形成二者之间彼此吸收、共辟新径的局面。在后现代主义的刺激和冲击下，当代神学会更加活跃，其现实关切会更为直接。
当代新教后现代神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现代主义的纯批判和否定性质，使之在认识世界的态度上和自身发展的方向上都出现了一些转机，由此萌生出与现代哲学中后现代主义理论迥异的立意，并构成给人带来希望、富有积极意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流派。这种变化体现为后现代主义从破坏性到建设性、从否定性到肯定性，以及从悲观性到乐观性的根本过渡。而具有乐观主义和创新精神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主要由新教神学家所倡导和推行，其代表人物包括美国新教过程神学家科布（JohnB.Cobb）及其同事格里芬（DavidRayGriffin）。他们从其神学立论积极寻求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以对人与世界、与自然之关系的关注来补充当代哲学中后现代主义之不足。其倡导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结合后现代的有机论和整体论而形成其独特的整体有机论体系及方法，旨在其否定与摧毁的同时亦达到其保留和建设，消除人与世界、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对立及分离。他们将其神学立意注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中，否定现代发展所导致的世界和自然之“祛魅”，以便能为世界和人类获得神性“拯救”而再现神秘，重建神圣。
当代天主教后现代神学则以孔汉思为主要代表。在他看来，神学的“后现代”之探乃展示了神学的“觉醒”，这种神学强调“对现代的内在批判”和“对启蒙的启蒙”，追求的是克服危机、面向未来和步入“新时代”。它以其“探索”、开放”等特征而说明其本身“正在寻找方向，正在制订纲领”。他主张用“后现代”来表现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认为“后现代神学”乃是在“新时代”中表现一种“新宗教精神”，使在“现代”被压抑、遭萎缩的信仰因素获得更新、达到升华。其构筑神学“后现代”之路的一大特点，即提出了一种“普世”信仰和“全球伦理”。在这一基于各种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之全球性相互理解的普世神学或世界伦理上，孔汉思看到了一个颇有希望的“时代转折”。这样，“后现代”的神学话语亦增添了“普世性”、“世界性”和“全球性”之说。
后现代神学代表着当代基督教思想家重树其信仰精神的一种努力，这种神学理论在面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难题时亦充分利用其带来的创意，以图在现代主义对宗教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对一切价值、传统的毁坏这两难处境中寻找重立其信仰价值和真理之途，旨在以基督教之“立”来回应后现代思潮之“破”，以其“建设性”来弥补后现代主义之“解构性”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