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月 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

  同月 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 :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贯彻前后，闽西苏区军民正在浴血奋战，艰苦地开展反“围剿”斗争。在这关键时刻，“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却在苏区开展了一场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导致发生这一事件最初的根源，还是1930年下半年的李立三“左”倾错误，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贯彻，加剧了这一错误的发展，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1930年下半年，由于闽西红军不顾主客观力量，连续出击东江失利，龙岩、汀州、永定等主要城镇陷落，一部分苏区受到了敌人的摧残。苏区广大干部和指战员纷纷要求停止和纠正冒险主义的行动方针，恢复与巩固苏维埃区域。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以后，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特委纠正了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对于其错误的思想实质，未能加以清除和纠正，他们在军事上仍然实行冒险行动，指挥刚建立起来的红军新12军四面出击，与敌人作毫无胜利希望的死拼硬打，以致部队受到了严重损失。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反动宣传，蠢蠢欲动，实行反攻倒算。因此，红军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干部群众对上级领导产生不满，发牢骚、说怪话，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倾向日益严重起来。边境地区甚至还发生投敌反水事件。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局面下是难免的，也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但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不加分析和区别，将干部群众的不满情绪一律看作是反革命捣乱。在此前后，毗邻闽西的赣西南苏区正在开展肃清所谓“AB团”的肃反运动。闽西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不免受到影响，把苏区内敌人的破坏活动与落后群众的消极情绪甚至党内持不同意见同志的正确批评混为一谈，一概认为是“反革命团体”的破坏活动，因此，他们草木皆兵，不断地把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敌情”报告向中央和省委送去，这反过来又误导了上级的判断，造成肃反运动的恶性循环与扩大化。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1931年1月，红军新12军召开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会上，有人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这引起了一些领导人的紧张，并据此逮捕了十几名红军的指战员。新12军和闽西党组织一些领导人不作实际调查便认定有一个潜伏在苏区专事破坏活动的反革命派别。他们对在会上逮捕的闽西苏区第一批“社会民主党”分子严刑逼供，使得受刑者不堪忍受，胡乱招认，案情愈加复杂，审理不清，一起起冤案便由此发端，终于酿成了一场波及整个闽西苏区和红军的“肃反”运动。首先，遭到无辜拘捕的是原新12军第100团政委、24岁的林梅汀，他被指控为“社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其余还先后逮捕了60多人，他们大多是红军或地方政府的领导骨干。2月中旬，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裁字第一号通告，强调肃反工作在当前已十分紧迫。此后，又发生了错误处理傅柏翠并发生武力对抗的事件；原红4军4纵队司令员，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部长傅柏翠也被毫无根据地宣布为闽西“社党”的首领，其家乡上杭古蛟区被定为“社会民主党巢穴”。这样，在以肃反为中心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就被夸张为无孔不入，无所不能的神秘而庞大的反革命组织。闽西苏区的“肃社党”运动，在最初的两个月打击面还不是很大。但在3月1日以后的几个月内，“肃反”的调子越唱越高。成千上百的所谓“社党”分子被逮捕或处决，在革命队伍内造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局面。3月1—2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虎岗召开“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宣布了迅速惩办“社党”分子的三条原则，使得“肃社党”运动进入更严重的状态。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发生通告，要求各县健全和加强各级肃反机构，对捕杀人犯也作出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于是，肃反的权力层层下放，苏区的一切组织与机关，甚至医院，都可以随意抓捕审判“社党分子”。此外，为了加紧肃反工作，闽西苏维埃政府还限令各地在两个月内肃清“社党”,否则“应该受公开的批评”。在这样的气氛下，各地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都积极执行上级指示，有些地方还层层加码，以示斗争坚决。随着运动的发展，抓捕的人犯和积案越来越多。4月4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央，根据闽西的报告，对肃反工作又作了指示，要求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在“肃反”斗争中反对右倾，认为“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要看成是主要的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的观念要给予无情的打击。”中央的指示信，加剧了闽西“肃反”的进一步扩大化。“肃反”的对象不仅限于从口供中得到的名单，而且把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消极落后的同志也一概视作“社党分子”而加以清洗，其理由是因为“这些分子，实质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此外，过去曾经执行过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同志，也一齐被列为“肃反”运动中的打击对象，其理由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与发展，主要是因为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显然，这场运动反映了浓厚的王明“左”倾宗派主义色彩。又由于肃反运动中同时贯彻所谓“反富农路线”的错误方针，因此对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同志，也进行清洗打击。把党内斗争同阶级斗争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滑入了唯成份论的岐途。而且各机关单位在侦破审讯中，实行逼供信，使被捕者屈打成招。闽西的“肃社党”运动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使得党团组织与红军部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肃反”运动中被整肃的对象，主要是红军连排长以上，地方政权区以上的干部。苏区最高政权机关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中，大约有半数以上先后以“社党”罪受害。至5月中旬，闽西苏区逮捕“社党分子”多达一千六七百人，其中有六七百人被处决。这些被害者，有80%是党员与各级干部。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域的早期创始人。闽西共青团组织也几乎陷入瘫痪。在“肃反中心论”的思想指导下，肃反委员会凌驾于党委之上，以致组织混乱，党和政府的机构涣散。尤其是大敌当前，红军正在全力抗击国民党第二、三次“围剿”的严重情况下，大批红军的优秀指战员在“肃反”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红军新12军的战斗力严重削弱。闽西苏区大规模的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前后延续大约一年多时间。这一运动使得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减为5000。至于受害人总数，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统计。只是到了最近几年，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查明在“肃社党”运动受害牺牲者有6352人(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对于一个总人口仅为100万左右的闽西苏区，这是一个惊人数字。闽西苏区的“肃反”运动已经给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带来严重危机，给人民群众造成深重的灾难，使得闽西局面愈趋恶化，终于引起了中央的注意，7月15日撤销了原来的肃反委员会，8月29日，中央发出《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对于闽西苏区如此大规模捕杀“社会民主党”表示不满，批评了“肃反”工作中存在的工作简单化，把一切问题归罪于社党破坏而掩饰自身缺点、实行惩办主义等三点错误，中央来信对于闽西各级领导机关震动极大。9月29日，宣布一直把持肃反大权的林一株为闽西“社党”特委书记，并加以逮捕处决，这对于稳定混乱局面，制止“肃反”错误是必要的。11月，张鼎丞在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闽西肃反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指示必须立即纠正这一错误。不久，中央又严肃批评了闽粤赣省委继续的“肃反问题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中央的这一系列指示，对于制止和纠正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错误，起了积极作用。11月初，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政治决议案，对过去一年肃反工作的错误作了检讨。周恩来在闽西目睹了错误的“肃反”运动所造成的混乱，非常愤慨。12月18日，致信中央，严肃指出了闽西苏区肃反工作的严重的错误，这对于进一步纠正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月以后，中共中央专门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发出指示信，认为错误“若不及早纠正，闽西苏区的发展与巩固是绝对不可能。”1932年2月19日，苏区中央局致信闽粤赣省委和即将召开的省党代表大会，再次指出了闽西在“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要求闽西苏区切实遵照中央和中央局对闽西的历次指示，坚决纠正。1932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作了检讨，痛心地认识到，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紧接着，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2年3月18日在长汀召开。在大会决议中，再次总结了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错误的沉痛教训，向全苏区军民作了公开的检讨。至此，祸害长达1年零3个月的肃“社党”运动基本上得到了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