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同志军猛扑成都

9月7日，当赵尔丰的大屠杀开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人，跑到成都南门外的农事试验场内，用木板数百片，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的字样；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江中。木片顺流而下，人称“水电报”。下游的人迅速知道了省城出事，纷纷揭竿而起。
秦载赓首先闻警，立率所部同志军千余人，于9月8日上午，冒雨赶到了成都东门外，与清军接仗。秦部攻城，清军闭关抵拒，相持不下。侯宝斋率所部也在当天扑向成都与清军战于红牌楼。9日再与清军搏击于南关外，连获胜利。翌日，四方同志军响应而来者万余人，在秦载赓指挥下，与清军大战于东山庙、琉璃厂一带。
张达三、张捷先等统率的西路同志军听到消息后，由郫县出发，学生军五百余人为先锋，行至犀浦附近和巡防军发生遭遇战，短兵相接，血战数小时，督队官、队长及战士八十余人战死。
龙鸣剑、王天杰所部荣县民军五千余人，也急速向成都进军，行至仁寿附近为清军所阻，发生激战。
武装起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八天中间逼近成都附近的起义军，西面来自温江、郫县、崇庆、灌县等地，南面来自华阳、双流、新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地，共十余州县，“每县数起，每起或至万人”。约一二十万之众，从四面八方向成都汇集。这些起义力量，不管是有计划的或者是自发的，当时均利用保路名义，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民军”。这些围城的起义军队，截断交通，扼守要道，不断与奉命出击的清军交锋。逼得赵尔丰防内攻外，顾此失彼，心情焦灼，通电求援。
警电传至北京，把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一帮贪狠官僚吓得六神无主，以至“主剿主抚不一其说”。罪魁祸首盛宣怀更是“忧惧万状，几废寝食”,一会儿要挂冠请辞，一会儿又要强硬对付^[1]。阁议的结果是饬派湘、滇、鄂、粤、黔、陕六省援军赴川，并廷寄端方“催令迅速起程”西上^[2]。另外又起用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四川的燎原之火，也把邻近各省的清廷大吏吓得惴惴不安。湘、黔、陕、滇等省，都调拨军警，严防川乱蔓延，禁止路事演说。
英、法、德、日、美等帝国主义政府为对付四川人民，电令各该国在长江上的军舰升火西上。英国还打算派印度兵经藏入川。清政府害怕外人卷入，引起更大麻烦，急忙照会各国公使，劝阻各国军舰停泊在重庆。
不管反动派采取什么措施，都阻挡不住清朝灭亡的趋势。到了保路同志军在四川全省兴起的时候，连清朝的军队也已不稳了。例如：9月8日新军统制朱庆澜召集凤凰山的新军训话，“以保路同志军为正当者，立左；否则立右。……右竟无一人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