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收回矿权的斗争山西收回福公司霸占的矿权

在全国各地收回矿权的斗争中，山西人民收回盂、平、泽、潞各属矿权的交涉时间最久，影响深远。
自同治年间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德国人)的勘矿报告发表后，山西省的丰富矿藏便为列强所垂涎。英、意、商人于1897年合股成立了福公司^[1],专门揽办中国路矿企业。次年它通过山西商务局签订了承办晋矿合同，获得在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平阳等州县的开矿权，限期六十年。合同订立后，福公司一直没有进行勘查开采。义和团运动后，山西绅商发现与福公司原定合同有碍华人生计，成为山西人民自办矿业的巨大障碍，曾多次与福公司谈判，试图挽回已失利权，但均遭拒绝。于是，在山西巡抚张曾敭等支持下，绅商即于1905年集资购买矿地，自行开采，借以抵制福公司。然而，福公司依靠英国公使萨道义的支持，公然不准中国人自己开矿，说它在盂县等地有“专办”矿务的权利，无理要求山西商务局封闭各地已开土窑，并径自到处插旗开矿。萨道义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声明非经福公司允许，“无论华洋何人何公司皆不准在该处开采煤矿”^[2]。
帝国主义分子的蛮横态度，激起山西人民的愤慨，商务局也不敢答应福公司的要求。平定州各界于1905年组织“矿山会”,约定矿地不售给外人。同年12月，晋绅解荣辂、梁善济等三百余人联名上书，痛陈丧失矿权的严重性，要求废除与福公司签订的合同。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等学堂学生共千余人联名具禀，声明山西主权属于山西人民所有，福公司采矿合同未经山西人民同意，不能发生效力，并主张筹款赎回矿权。太原商会通电痛斥福公司垄断矿权，指出山西人民有优先开采之权。留日学生创刊《晋乘》杂志，以收回矿权为杂志的“六大主义”之一。同盟会员景梅九以山西籍留学生代表的名义回国，积极参加斗争，借争矿问题“做了许多文章，暗地鼓吹革命”^[3]。《民报》第四期曾刊载他写的《清政府决意卖送汉人矿产》一文，揭露清政府卖矿的罪行，号召人们把收回利权同反满革命结合起来。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对清政府卖矿深感恚愤，竟于1906年10月13日蹈海自杀，在绝命书中他悲愤地说：“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晋人即可停止纳税义务，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力也。”^[4]此后，东京留日学生和太原、平定州等地群众先后为李培仁召开追悼会，出现了一个群众争矿的热潮。
在此期间，山西绅商一面举派代表前往北京，与福公司直接谈判废约；一面将原有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改组，筹备创设保晋矿务公司。
保晋公司于1907年正式成立，推举著名富商渠本翘为经理。渠本翘，祁县人，山西票号大股东。1892年中进士，曾为内阁中书。1902年在太原创办双福火柴公司，以后又陆续投资于新式工业。保晋公司成立后，立即在平定州、盂县、潞安各地开煤井数十处，又按照太原矿业公会的办法，规定矿地不准售予外人。
在谈判过程中，福公司迫于形势，为缓和山西人民的反抗情绪，提出中外合办矿务的方案，表示可以容纳华股并选晋绅一名担任福公司董事。绅商代表坚持废约自办，可是由于担心下层群众“排外”,引起“国际交涉”,遂表示愿付“赔偿费”,以便尽快达到“赎矿自办”的目的。尽管如此，福公司仍不肯答应。嗣后，竟然又提出只许中国人用土法开采，不许使用机器的无理主张。这种殖民主义者的逻辑，充分暴露出福公司妄图扼杀中国民族矿业的野心，理所当然地遭到山西代表的驳拒。因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山西绅商学生各界闻讯，于1907年11月在太原召开群众大会，到会者万余人，各界代表演说，一致主张抵制福公司开矿。会议决定，如福公司执迷不悟，强行开采，则有矿地之家不准售地，附近之人不得为之作工，不得与之贸易。有违背此决议者，开除其山西籍。同时，平定州等地绅民大会也相继通过决议，禁止出售矿地给福公司。山西人民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持。福公司无技司施，见势难开采，遂被迫接受了赎矿的原则，转而凭一纸合同，进行讹诈。经过长期交涉，1908年1月20日，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以银二百七十五万两作赎款，将盂、平、泽、潞各属矿权全部收回。安徽、山东收回矿权
英商华伦公司与安徽商务局于1902年5月签订勘查歙县、铜陵、潜山等处煤铁各矿的合同，规定以八个月为限，逾期不办，原合同作废。以后展期四次，直到1904年1月又届满期，华伦公司仍未进行勘矿，而且再次要求展期。安徽各界人民遂提出收回矿区，自行勘矿。留日学生也派代表回国力争。全省人民爱国情绪极为高涨。安徽巡抚诚勋害怕舆论指责，不敢再议展期，遂让华伦公司代表凯约翰(John L.Kaye)赴京直接与外务部交涉。同年6月5日，外务部与凯约翰签订开采铜官山矿的合同，期限一年。
当1905年5月开矿限期已满时，安徽各界人士再次掀起收回矿权的热潮，纷纷致电外务部，要求废约。革命党人房宗岳、陈独秀创办的《俗话报》,以口语式的文字，揭露英商掠夺安徽矿山土地的罪行，鼓动群众奋起反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外务部与凯约翰谈判过程中，凯约翰故意拖延时间。至1907年，他又拉中国驻英公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担任公司华董，妄图以中英合办为名，长期霸占。李经方主张用款赎回，凯约翰要价四十万，多次谈判，均未达成协议。后来，安徽各界人士反对李经方插手，声明“铜官山矿合同逾期应废，已成铁案”,断难更改^[5],并要求直接参加谈判，以便尽快争回矿权。凯约翰为了达到要挟中国官绅的目的，于1908年又玩弄新花招，竟然私招日本三井洋行商股，并由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分别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外务部迫于舆论的压力，据理反驳英、日公使。两江总督端方因见案情有扩大的趋势，便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建议中英合办该矿。
端方的建议传出后，安徽绅商各界一致反对，全省再度出现要求收回矿权的高潮。安庆、芜湖等地报纸，广泛展开了反帝爱国宣传，大大促进了各界人民的觉悟。革命党人韩衍在安庆创办《通俗报》,支持铜陵人民驱逐英国工程师麦奎的斗争，持论尤为激烈。因此得罪于买办，韩衍竟被歹徒刺伤。同时，安庆绅商集会，决定一面派代表入京与英商直接谈判，坚持无条件废约，并要求外务部“抵死力争”;一面筹组全省路矿公会。1909年4月30日，路矿公会在安庆召开大会，由会长兼津浦铁路公司协理洪思亮主持，全省绅商学界代表和上海、南京、南昌等地代表均来参加。会上各代表演说，一致表示坚持“废约自办”的宗旨。接着，芜湖商会、皖南教育会及各学堂联合于5月8日召开大会，群情激昂，大会决议，如凯约翰拒绝废约，则“必当联合沿江各省实行文明抵制之策”^[6]。与此同时，上海安徽路矿公会邀集各省旅沪团体，举行特别大会，筹组“铜官山矿共济会”,拟定自办矿山方案。留日学生也电呈外务部，支援安徽人民的斗争。
这时，清政府外务部不顾安徽各界人士的反对，坚持赎矿方案，与英商谈判六个月，至1911年春议定以五万英镑赎回，由安徽绅商筹资组成“泾铜矿务公司”,自行开采。
德国于1898年强占胶州湾之后，立即成立德华煤矿公司，取得了胶济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采煤权，开采沿线坊子、马庄、博山等处煤矿。1899年又组成德华山东采矿公司，将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等五处共十余万方里地区内的勘矿权攫为己有。茅山矿在烟台境内，最为著名，因此，当时人们称上述五地为茅山五矿矿权。至1907年，原定勘矿期限已逾多年，该公司借口“实未探竣”,要求延期。于是，这年8月山东巡抚杨士骧派矿政调查局道员朱锺琪与该公司代表郭思曼谈判，签订新合同。合同虽然规定缩小矿地范围，但却“加展探矿期限两年”^[7],这样，该公司就得以继续霸占。
山东各界人民对德国霸占矿权的侵略活动早已不满。当山东省地方当局与德华采矿公司签订新合同的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纷纷设立保矿会。保矿会不仅提出收回茅山等五矿，而且大声疾呼保卫津浦路沿线各矿区，因为当时德国正觊觎津浦铁路沿线矿权。1908年，同盟会员陈幹、周树标等联络各界人士递上公呈，声明签订茅山五矿合同时，“东省人民全未预闻，断不承认”,并表示如不废约，“当限制开矿，抵制德货，以为后盾”^[8]。同时，山东籍旅京官商范之杰、柯劭忞等也屡次集会，发起成立路矿研究所，联络各省路矿协会、上海路矿共济会及山东省商会等团体，以便协力抵制德商开矿，还吁恳清政府借绅士之力与德商作强硬交涉，勿稍退让。
德商迫于山东省各界反对，又发现各地矿苗不足，恐开采亏损，遂转而要求中国赎矿，“赔偿银八十万两”^[9]。对于德商的讹诈，本来应当据理驳斥，但是，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害怕引起外交纠葛，便答应了德商的要求，与其进行谈判。1909年12月以三十四万两银子将五矿赎回。合同签订之后，孙宝琦立即向省谘议局提出加税案，企图将赎款直接加到全省人民的头上。谘议局绅商一致反对加税，散发“抵制加赋，反对赎回废矿”的传单，指出“种种失败”,都是由于“孙抚一味迁延媚外”^[10]。最后，孙宝琦只得奏准由山东省库分期拨付赎款，了结此案。四川、云南及河南等省收回矿权
帝国主义列强早在十九世纪末年就觊觎四川的矿产。它们组成各种矿务公司，与四川矿务总局所属的“保富公司”、“华益公司”等签订“合办”合同，巧取豪夺，攫取了许多重要矿权。利权的不断丧失，给四川人民以极大的刺激。于是，绅商各界一边筹资自办矿业，以求抵制；一边则展开了收回利权的斗争，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因洋商未能按原采矿合同如期开办，1906年首先收回了法商利华公司揽办的巴县和万县的煤油矿权。同年，法商福安公司所取得的重庆等六府矿权，法商福成公司开办天全、懋功两县五金的矿权，以及英国矿业资本家摩赓(Pritchard Morgan)所组织的开东公司勘办四川煤油各矿的权利，都因逾期而被迫放弃。其中尤以收回江北厅矿权的交涉最为曲折。
江北厅盛产煤，矿脉绵延数百里至合州。早在嘉庆年间，当地商人就竞相开采，创建五窑六厂。1904年，英商立德乐见采煤的利润很厚，遂与四川矿务总局订立合同，取得了江北厅属龙王洞矿区的采矿权和运煤短程铁路的修筑权；接着又兼并了五窑六厂，成立了“华英煤铁公司”。公司成立后，任意划范围，广插标竿，越界侵占了不少田地。因而激起群众公愤。“全川绅士、海外留学生拍电争执，政府畏葸，不敢谁何，人情汹汹，将酿交涉”^[11]。为了抵制华英公司，当地士绅桂荣昌、杨朝杰、赵城壁等乃于1908年创办江合矿务公司。英商立德乐企图挤垮江合公司，公然捏造伪证，强指江合公司所购石牛沟矿权在其龙王洞矿区之内。重庆英国领事也照会川东道，责令江北厅将石牛沟矿交立德乐开采。江合公司股东忍无可忍，四出奔走呼号，要求官府强力制止，其上江北厅禀说：“外人之据我矿地，夺我利权，违约狡谋，祸患日迫，厅境民穷财困，力难与之抗衡，灾受剥肤，无门呼吁，一旦群情激动，终恐酿出衅端。”^[12]后来，在川东道陈遹声和重庆英领事的监督下，江合与华英两公司代表在重庆直接交涉，时断时续，拖延一年之久。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华英公司代表理屈词穷；立德乐又看到四川民气旺盛，不敢漠视，遂于1909年7月以二十二万两银子的代价，将其所占的江北厅各矿转卖给江合公司。江合公司作为民族资本企业，一直经营到民国期间。
云南人民同样展开了收回矿权的斗争。1902年，法商兴隆公司攫取了云南昆明、澂江、临安等七府厅的开矿权，合同经清政府外务部核准。由于合同规定，如遇矿产不佳，准允该公司更换矿地。所以，实际上云南全省矿权都落入法商之手。云南留日学生鉴于矿权的丧失，首先通电揭露地方官吏颟顸昏聩、出卖利权的劣迹。云南绅商各界屡次集会演说，表示“非将滇人杀尽，不能任外人开矿”^[13]。兴隆公司不顾人民反对，于1910年准备开矿，从而激起人民的愤怒。归国留日学生胡源、李德沛等组织“保矿会”,于7月10日、17日在昆明召开两次大会，到会数千人，一致力主废约。7月17日大会后，陆军小学堂学生二百人整队赴谘议局请愿，议长拒不支持争矿，学生赵永昌当场断指，表示废约争矿的决心。个旧厅锡矿工人也积极参加斗争，“椎牛饮血，誓以身命争之”。云贵总督李经羲一面压制群众争矿，一面不得不组成“矿务调查会”,并与法商交涉。至1911年9月，清政府外务部与法国公使交涉议定，用银一百五十万两赎回七府矿权。
在各省收回矿权斗争中，河南是比较激烈的省份之一。英商福公司早在1898年就和官办的豫丰公司签订合同，取得了黄河以北怀庆等府的开矿权。义和团运动后，福公司首先在修武县焦作地区开采，1909年开始出煤。当时，“豫省民窑林立，河北尤多”,“依煤矿为生者不下数百万人”^[14]。福公司用机器大规模开采的煤比较民窑以人力挖出来的煤价格低廉，若福公司在当地售煤，势必影响民窑业主和工人的生计。因此，河南巡抚吴重熹派交涉委员杨敬宸等与福公司交涉，于1909年2月议定福公司不在内地设行栈卖煤。但是，福公司不久就推翻前议，与杨敬宸重开交涉，于原议定书外附加二条，主旨是允许福公司在当地售煤。
消息传出后，全省舆论哗然。开封各界人士纷纷集会，筹商抵制之策。在同盟会员杨源懋等鼓动之下，高等学堂和法政学堂的学生、教习尤为激烈。他们联络绅商各界，发起组织保矿公会，一面派出代表入京请愿，一面以学生为“宣传员”,派往黄河以北各州县，劝说人民不购买福公司煤炭，作为实际抵制^[15]。与此同时，“黄河以北三府人民无可如何，遍发传单，希图肇事”。焦作一带民窑业主和工人聚众数千人，“声势汹汹，欲与公司为难”^[16]。河南巡抚深恐引起“国际交涉”,不得不同意与福公司重新谈判关于禁止内地售煤问题。同时，又派出代表入京，要求外务部废去原议定书附加二条，并说否则“恐豫中商学绅民别有要求，更难措手”。但是，外务部在福公司的压力下，不敢答应河南代表的要求，而于8月9日上奏清廷，批准百吨以上之煤准福公司在本地销售。实际上满足了福公司的要求。参加争矿斗争的广大群众，由于缺乏组织领导，也没有坚持原来的斗争目标，后来便不了了之。
此外，在1911年以前，各省人民经过激烈的斗争，还收回了奉天锦西暖池塘煤矿，黑龙江都鲁河及吉拉林河砂金矿，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以及山东中兴煤矿等处矿权。另外，还有一些矿区排除了外商的股份，促进了民族矿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