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的产生及史官制度的建立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史学的发生、发展。中国文字创始于什么时候，学术界意见尚不一致。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文字，是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但殷墟甲骨文属于殷商后期，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必然远在甲骨文之前，郭沫若说：“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 我认为，这可以以西安半坡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认为，这也是汉字发展的历史。”(《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根据传说，汉字为五千年前黄帝时代的仓颉、沮诵所创造，因此古籍所载的中国最早的史官，是传说中的仓颉、沮诵。如《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世本·作篇》、《鹖冠子·王铁》、《吕氏春秋·君守》、《说文解字·叙》等均作如是说。事实上，汉字的创造，绝非一人一时之作，如果说仓颉、沮诵创造汉字，那他们是先民从众多的汉字发明者中找出的作为纪念和表扬的代表，至多也只能说他们在先民创造的基础上做了规范化的工作而已。古人承认仓颉、沮诵是史官，恰恰说明了史学与史官的产生同时。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夏代应当有了广泛应用的文字。夏代进入了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正式确立了帝王世袭制度，设官分治其统治区域，有了刑法，有了礼仪制度，要说没有文字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夏代有国家机构性质的史官，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如《吕氏春秋·先识》就载有夏末时一位叫终古的太史令的故事，说夏桀暴虐无道，贪乐纵乐，终日不理朝政，于是“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奔如商”。终古哭着苦苦劝谏，桀不但不听，反而责骂他多事，终古只好抱着典籍逃离夏后投奔商汤了。夏代的太史令是记事的史官，兼管天象、历法，也是谏官。夏代还设有掌管天文的史官羲和。《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夏代仲康时的羲和是个贪杯的酒鬼，经常擅离职守回家喝酒，结果未能及时地观测出日食，引起“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的混乱局面。事后仲康命令𦙍候率兵前去观象台征讨他，把他按罪正法了。
商代设置史官，则更无疑问，今天看到最早的“史”字，就在甲骨文中。除“史”字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史官名称有“乍册”、“尹”等字。“乍册”,史籍多称“作册”,后世称为太史。作册的职务一是掌握刀笔，记录王言，刻写卜辞，制作策命。乙辛卜辞《前》4·27·3说：“王其宁小臣,乍册商□□,王弗每。”意即作册受王命赏赐小臣舍，并把这一史实制成策命，刻在甲骨上。二是记录王事活动，编写典章史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典是放在书架上的竹简，册是用绳子编着的竹简。这里说的典册，就是指作册官记载殷商祖先推翻夏王朝的历史文献。三是保管典章文书，并可按照王朝的典章制度力谏劝阻祭祀、典礼、册命等重大活动中的越规事宜。例如帝乙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启，小子叫受。启虽是长子，但不是王后所生、属“庶子”,受虽是小儿子，可他是王后所生，为“嫡子”。帝乙很喜欢启，欲立启为太子。太史官知道此事后，极力劝阻，认为这是嫡庶不分，不符合先祖们创立的宗法制度。帝乙没有办法，只好遵制立受，封长子启于微。受就是后来的殷纣王，启就是人们说的微子启。这次劝谏虽然成功，但给殷商王朝造成的却是无法换回的、极为悲惨的损失。商代史官的名称还有“内史”。内史又称守藏史，是一种专门管理典册的官，类似后世和近代的档案馆负责人。传说篯铿即彭祖曾任过商朝的内史(见旧题刘向《列仙传上》、葛洪《神仙传一》、干宝《搜神记》及成玄英《庄子·逍遥游疏》、陆德明《释文》引《世本》),《吕氏春秋·先识》说商末的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图法即典册，商王朝的典章制度、法规。商代史官的这些职称，直到西周初期还在沿用着，西商金文里就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作册尹”、“内史尹”等称呼。据王国维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所以有“作册尹”、“内史尹”的职称(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卷六)。
到了周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的繁多，国家机构也在增加、完善，于是史官也逐渐有了明细的分工，史官制度也得以确立。周代的史官名称颇杂，诸如太史、内史、外史、小史、左史、右史、御史等。《尚书·酒诰》中还有“太史友”、“内史友”之称。内史又分作册内史、作命内史、作册尹、内史尹等。从周朝开始，不仅王室有史官，各诸侯国也设史官。如鲁国有太史(参见《左传》文公十八年、昭公二十年、哀公十一年，《国语·鲁语》),郑国有太史(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昭公元年),齐国有太史、南史(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国、晋国有左史(参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国语·楚语》及《左传·襄公十四年》),赵国、秦国、韩国有御史(参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策·韩策》),秦国还有内史(参见《史记·秦本纪》),晋国还有董史(参见《左传·昭公十五年》)。有的诸侯史官还是周王赐予的，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伯禽在周初受封于鲁，周王就给他带去了“祝、宗、卜、史”。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王室和各国史官有名可考者有数十人之多，这些史官的职业都是世袭的。据《史墙盘》和同组铜器铭文所载，微氏家族就是世代的史官，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述其父司马谈之言说：“余先世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