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评论

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史学，是研究史学本身发生、发展、变迁、递嬗的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是近百年逐渐建设起来的。但是，作为对史学得失的评论，却源远流长。一般说来，史学史研究的具体对象主要是史家和史书。如此，则中国先秦时期，就已有史学评论的萌芽，孟子是其代表。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王者之迹”,是指西周的采风制度，周天子用这种办法去了解民俗民情，从而调整国策，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后来，周室衰微，诸侯纷争，南夷北狄交伐中国，采风制度也随之瓦解了。于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以鲁国国史为基础而修《春秋》。所以，《春秋》是对《诗经》作用的继承和发扬。孟子是第一个对《春秋》这种作用评论的学者。孟子又评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孟子·离娄下》)。孟子指出史学的三个要素，即“事”(事实)、“文”(文章、文采、史书在文字表达方面的标准)、“义”(义理),可以说是史学研究的嚆矢。
随着史学的发展，评论史家、史书的工作也更加发展。两汉时期的司马迁、班固为了著史，自然对前人的史学成果要有所借鉴，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发表了一些史学评论。如司马迁对《尚书》、《春秋》的评论(参见《史记·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序》),他对《史记》的自我评论(参见《太史公自序》),以及刘向、扬雄、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论，都属于史评之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班彪的史评专论《略论》(全文见《后汉书·班彪传》)。它叙述了史学的源流，并评论了《史记》所载的内容、历史观点、创始体例、叙事才华以及治史态度，也指出《史记》的缺点。班彪在评论《史记》的史学思想及体例书法时，有褒有贬；溯源流时，按时代顺序一路说来，颇有条贯。这是中国史学评论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的评论史学的文献，是史学评论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一个转折点。
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作《文心雕龙》,其中有《史传》一篇，这是中国史学评论史上第二篇比较系统地评论史学的文献。关于史学的功能目的，刘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修《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的观点，提出“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的观点。他这种端正世风说和彰明制度说分别是对以往的惩恶劝善说和以史为鉴说的细致发挥。
关于修史的基本方法，刘勰初步总结为“寻繁领杂之条，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术”。又说“晓其大纲，而众理可贯”。即要广泛搜集史料，鉴别、整理史料，明确首尾断限，研究修史条例，抓住撰史要领，这样就可以达到修史的目的。
关于史体的评论，刘勰指出编年、纪传二体的各自优点和缺点。注重史书体例的探讨，是魏晋南北朝史学评论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如韦昭《国语解叙》、杜预《春秋左传序》、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范晔《后汉书·自序》等，都引古证今，阐说自己著作的义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史书体例的热烈讨论，其结果是形成了纪传体史书与编年体史书的竞相发展。同前人相比，刘勰的独到处在于对纪传、编年二体的优长偏短的分析深刻中肯。如他指出纪传体有较广泛的兼容性，善于分门别类表述历史，但“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之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编年体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易于表述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但“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这些评论，都是他的创见。
刘勰对历代重要的史书评论的重点是《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对于《春秋》,他大力肯定其褒贬的社会意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条例。他大力肯定《左传》,是由于它传述了《春秋》的微言大义。对于《史记》,则特别肯定它叙述史事的系统性和给人物作传“详而易览”,克服了《左传》写人物所产生的矛盾，因而为以后史书所宗奉。对于《汉书》,则特别肯定其“十志”内容的完备和丰富以及赞序文字的宏丽。
刘勰的《史传》标志着史学评论的水平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它所含的内容比之班彪的《略论》丰富得多，比之以往其他史家史书那种不太自觉，且失之于孤立、零碎的评论，显然提高了一个层次。经过刘勰的总结和发展，史学评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已初具系统，使学者能更自觉地、真切地意识到史学评论的内容、特点和必要性，为史学评论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道路。
唐代是中国古代的盛世，也是史学发展的盛世。唐初设馆修史，产生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南史》、《北史》等八部纪传体正史。杜佑以“将施有政”的明确目的，写出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通典》。唐代修史的成就，把中国古代史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但唐代史学领域的弊端也不少。刘知几这位天才的史学家，身为史官在史馆修史，却不能按照自己的见解进行撰著，一切都要仰承监修的旨意，常常受到讥笑和排挤。刘知几与当道不合，他追求思想解放，退而撰《史通》一书以明志。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就这样诞生了。刘知几也当之无愧地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史学史大家。
《史通》一书，所论内容十分丰富。如《史通》论述了历代史官的建制沿革、史书的著作和分类等史学发展的情况；评论了史书编写的对象、体裁、态度、编纂方法以及某些史书；论述了史料的搜集、鉴别和取舍以及自述其写作《史通》的目的、经过，评论史馆监修的利弊，提出史家应当具备的条件等问题，全面总结了自远古到唐中叶的史学，指出了今后撰史的方向。刘知几的这些史学评论，曾振聋发聩于当世，并启迪后人。但毕竟事属草创，难以全备，《史通》一书的视野主要停留在对史官沿革和史书编纂理论的研究上，尤其是关于怎样写著历史，《史通》论述最详。而对史家的思想根源、史书的背景等还缺乏必要的透视。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高峰，古代各种史学现象无不具备，诞生了一大批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家和史书。纪年体、编年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等体裁的史书空前发展。史学范围空前扩大，方志盛行。写史广泛搜集材料，不为正史所拘，运用金石考史。社会上读史成风。在这样的氛围中，对史家、史书的评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很多学者发表了史评的论著，欧阳修、司马光、郑樵皆如此，而以郑樵更为后人所瞩目。
郑樵和刘知几不同，他既没有写过专门的史论著作，也没有全面阐发自己对古代史书的评论，但是在他的《通志》一书中，明显地体现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主要是“会通”观点和批判精神。郑樵主张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书。他认为历史是一个整体，如同长江大河，后代与前代存在着“相因依”的关系，不能把它截断，而要了解这种“相因依”的关系，只有通史才能办到。因此，他盛赞司马迁，贬抑班固。《通志》全书即是郑樵竭力表彰“会通之义”的产物，尤其是“二十略”部分，突出地反映了他“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愿望。在批判精神方面，郑樵提倡“自得”、“独断之学”,修史成“一家言”,反对不能出自胸臆的因袭和依傍。强调据实直书，反对“妄学”《春秋》任情褒贬之法。反对“五行相应之说”,批判神权主义“欺天之学”。倡导求实的学风，反对空谈义理与专务辞章之学。“会通”思想是宋代的史学的主流，北宋司马光的《通鉴》和南宋郑樵的《通志》,一为编年，一为纪传。同为贯穿古今的鸿篇巨制，宋代“通史家风”,遂由此而臻于极致。而司马迁之后，能以“异端”史学力主会通明变者首推郑樵。他本人著书立说，并不能完全实现这些主张，如《通志》并没有把历史作为一整体去考察、去探究历史发展的原因，而且是把典章制度的前后演变联系起来考察，在考察中对于制度之间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等，都没有加以研究，更谈不上研究历史现象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尽管如此，他的“会通之义”对史学通变思想的日趋理论化还是有着独到的贡献，它给时人和后人以这样的认识：史家写通史无须为一朝一代的史实曲笔忌讳，比较容易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通过贯通古今的通史，可以“极古今之变”,对典章制度的演变发展，也能够看出它的前因后果。对这种“会通”理论，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是中国历史上后于刘知几约千年的又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在考据学大盛之际，独树一帜，在史学理论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对治史的宗旨、任务、态度以及历史编纂体例等方面所发表的若干杰出见解。首先，章学诚系统阐述发挥了《六经》皆史的理论，使其成为他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核心。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扩大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同时，这一理论还针对时弊，批判了空谈义理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从而使他提倡的学者应面对现实，重在发挥、创造，反对死守章句，力主通今致用的观点更为坚实有力。其次，提倡“史意”,“成一家之言”。史意即史义，指史学理论观点。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文史通义·史德》)指出义、事、文这史学三要素应以“义”为主。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提倡史学要别识通裁，成一家之言，认为史学的任务在于“纲纪纪天，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文史通义·答客问上》)。所以，他主张通史，赞扬郑樵的“会通明变”的思想，反对刘知几贬低通史的观点，并专门写了《释通》和《申郑》篇来论述“通”的概念，赞扬郑樵“不徒以词采为重，考据为学”,著史具有“别识心裁”、“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申郑》)。这不仅是他对郑樵的推许，也是他对一个史家是否有成就的评定标准。在《申郑》篇中，他还以孔子修《春秋》,就史学事、文、义三要素中，孔子把史义放在首位为例，提出了一个评论史家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看史家在辞章上或考据上的成就如何，而是要看史家在史义方面是否有所成就。也就是说，要看他对历史的见识如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看史家能不能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章学诚并不反对史家应有的文才和考据的功夫，但他反对把这二者代替对史义的探索。第三，区分史籍为撰述、记注两类，提出对历史编纂体例的改革方案。中国传统的史学分类是按史体来分类的，章学诚却提出了把史籍分为撰述(著作之书)和记注(为著作提供材料的资料汇编)的主张。他认为不同类别的史籍应有不同的写作要求，记注是记录具体史实的，因此要“赅备无遗”(《文史通义·书教下》),而撰述则不拘绳墨，通过史事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为将来之借鉴，因此要有“抉择去取”(《文史通义·书教下》),“独断于一心”,“成一家之言”(《文史通义·答客问上》)。他这一主张的提出，是因为他有鉴于唐宋以来学者一意模仿前人体例，以致出现许多“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文史通义·书教下》)的史书。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些史体的改革方案，尽管最终没有实现，但他的论述仍是对史学的重要贡献。第四，章学诚系统地论述了编纂地方志的理论和方法，对方志学提出了一整套卓越见解。清代方志盛行，这与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所阐述的理论和他所作的实践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被近人推许为“方志之祖”、“方志之圣”。
章学诚在清代考证、义理、词章三派学风的冲击下，追溯古今学术的源流，探索文史著作的规律，就两千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体系、文史类例义法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他的立论和探索使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水平达到了最高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的发生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史学评论的指导思想始终都是以儒学为归依，儒家思想是传统史学评论家在史评过程中万世不移的圭臬。儒学对史学评论影响的积极面是促使史学研究向前发展，其影响的消极面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刘勰提出“直笔”、“信史”论，肯定“实录无隐”之旨以及写史要“详实”、“准当”,但“立言选义，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史传》),要求修史应以儒家经典为准则。他又从“宗经矩圣”的儒家立场出发，认为史书体例应效法儒家经典，批评史汉以下各种著作都未像《春秋》和《左传》那样“举例发凡”。儒家思想带给他的局限性，使他不能认清史书体例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进步趋势。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有相当的进步性，对后世的影响相当深远，但他史学批评的目的，还在于使史学更好地为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他的所谓“劝善惩恶”,就是劝遵循三纲五常之善，惩违抗三纲五常之恶。他主张的“直书”、“实录”也主要是对于“贼臣逆子”而言的。他的名教观念很重，为了维护名教，他认为在史书的编写中，可以对尊者、亲者作些隐讳：“史民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史通·曲笔》)“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现合名教……讳之可也。”(《史通·惑经》)可见刘知几的“直书”、“实录”,是以不违背名教为前提的。刘知几的儒学正统史观也很重，他很不满意司马迁替项羽作本纪，也不满意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用了王莽的年号。他无视项羽在一个时期内在全国发号施令以及王莽曾一度统治中国的历史事实，这些都反映了刘知几在他的史学评论中的正统观念。郑樵在《通志》的总序、二十略及纪传中，都体现了“会通”的原则，但他强调“会通”的目的还在于“明经”、“达诗书之旨”、“宣仲尼之教”、使人“知周公之意”、“贵有常尊、贱有等威”,使人们更好理解传统的思想和制度，“使百代之下为人臣、为人子者，知尊君严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轻重之意行乎其间，以伤名教者”(《谥略·序论第一》)。章学诚强调“史德”,认为史德乃史家的“心术”,而他所说的“心术”,主要指儒家倡导的封建礼教。他说：“史志之书，其所以有裨风教者”,就在于它能“传述忠孝节义”,“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住”(《答甄秀才修志第一书》),可见他对史书的封建伦理纲常教育作用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我们从中国古代史学评论建设的历程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史学评论的每一步发展，都与儒学相连结。儒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儒学的发展对推动古代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些史学评论家在儒学的指导下，提出了有关史学的重要见解，取得了史学研究的较大的成就。同时儒学的局限也带给了史学评论的局艰，学者的评论史家和史书，基本上没有跳出儒学规范，因而也无力构架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总的说来，中国史学评论的不断深入发展是其主流，古代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学发展过程的不懈探索，为中国近代以后史学史这一学科的逐步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