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国民大会问题

天津会议讨论了吴佩孚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虽未做出正式决议，但曹锟、张作霖、靳云鹏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因此，8月1日，吴佩孚发表关于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通电。电文指出：“九年民国，变乱相寻，追原祸始，军阀与政客，阶之厉也。军阀以政客为灵魂，政客以军阀为武器，伪造民意之术日精，而国民愈无所控诉。迭次政变，委曲迁就，敷衍一时，祸不旋踵，而天下之乱亟矣。比年来安福逆党，朋比军阀，以武力造法律，以外债成国会，遂至二三竖子，颠倒众生，痡毒四海，可为痛恨。幸涿鹿一役，天诱其衷，群丑溃亡，元凶束手，正为拨乱反治之机。”他认为，为了解决历年的纠纷，拨乱反治，“发扬真正之民意，俾军阀无所施其力，政客无所取其巧，奠民国之丕基，而为一劳永逸之计”,只有召开国民大会，一切重大问题，由国民公决。他拟订的国民大会大纲如下：一、名称：为国民大会。二、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公决，他方不得藉口破坏。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选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本会为限；如无农工商会，宁阙勿滥。然后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上海或天津开成立会。五、监督：由省县农工商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公同组织为该省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七、经费：由各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八、期限：以三个月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决议公布，即行闭会^[1]。吴佩孚认为实行此八条办法，可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一切纠纷均交国民公议解决，“既可免军阀干政、政客投机之弊，更可免权利冲突、意见争执之嫌”^[2]。为了表示召开国民大会不是他个人哗众取宠，自作主张，他在电文末尾还特地说明，曹、张两帅在天津会议已对此表示赞同。
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提出来后，立即获得社会各界人士和舆论界比较热烈广泛的响应。人们认为，上述大纲尽管办法未必周全，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国民大会能否开成也有疑虑，但都一致表示，它反映了群众的呼声，是民意的体现，为解决当前国是提供了一条正确办法，应予赞成。他们说：“对于民国九年以来之感想，得一个最正确之公式，此公式为何，即人心之向背是已。……吴子玉将军主张国民大会，其用意正大深远，吾辈亟应赞成。”^[3]“这次吴子玉将军主张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颇含职业的民主主义的原理，把这个精神扩而大之，很可以开一个新纪元。”^[4]上海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团体。北京成立了国民大会促成会。北京学界蔡元培、李大钊、孟寿椿、陈启修等发起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以“解决目前切要事件”,并拟订临时国民大会提案七条：一、解散非法国会，并不承认非常国会继续存在；二、肃清祸国党孽，禁止起用复辟帝制犯；三、裁减军队，废除督军及与督军同等制；四、凡国民应享之一切自由权利禁止侵犯；五、实行地方自治，并得由各地方自行编练民团；六、公布国家会计，禁止秘密借款；七、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方针，并取消一切卖国密约(七条每条均附说明，从略)^[5]。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颇有代表性的。
首先起来反对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主张的是张作霖。原来张作霖在天津会议上没有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以为这只不过是吴佩孚的一种空谈，说说而已，没有认真看待；现在吴居然用正式文件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颇具号召力，于自己不利，他就不能坐视不理了。8月2日，吴佩孚应曹锟之召到天津谒见张作霖，并陈述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时，张即表示反对。吴退出后，张对曹锟说：“吴某通电，三哥曾否赞成，我则事前并未与知。如三哥任其所为，则我将单独通电反对。”^[6]张作霖还指责吴佩孚“有过激气味”^[7]。曹锟本来胸无主见，开始他同意吴佩孚的主张，现在张作霖站出来反对，他不敢助吴而与张争，只好退让，当即指令经略使署电政科通电各省各机关，并关照电报局：“第三师长吴佩孚通电召集国民大会一节，经略使已认为无效。凡各省机关若接得该电，概不可认为事实，各电报局接得该电，可以随时扣留。”^[8]因此，吴佩孚这一通电，当时天津电报局并未发往全国，只是京、沪一些报纸事先获知电文内容，才予以披载。吴佩孚的电文被扣后，张作霖拟好的通电才予以撤销。张作霖后来一再表示反对召开国民大会。8月13日，他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国民大会，非可为问题也。该会系吴子玉将军所主唱，然其背后，有某国人煽动操纵，吴氏不过为其傀儡耳。就中国现状观之，此事万属不可能。”^[9]
徐世昌也是反对国民大会的。这是因为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的总统地位就成了问题，徐左右一些人，当时也都向他明白指出了这一点^[10]。8月5日，曹锟晋京同徐世昌谈及召开国民大会时，徐当即表示不赞成说：“国民程度过浅，且此事为吴子玉一人之主张，各省未必全数赞同，究竟能否实行，尚待研究。”^[11]
但吴佩孚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8月初，他连续致电北京政府，催促召开国民大会。他提出的主张是：“第一，希望先将此案提出国务会议，以示正式通过，中央决无延缓之意；第二，主张以明令颁布后，凡中央地方行政手续即不能干预，俾听国民之自决；第三，以此项应由人民自定范围，当局不应加以限制。”^[12]8月6日，他入京和曹锟、张作霖讨论善后问题时，提出“先开国民大会，后议内阁问题”^[13]。稍后(8月12日),他在复上海商业公团的信中指出：“前所主张国民大会，盖鉴于全国纠纷，解决无术，此疆彼界，难期统一，故愿以全国民意之主张，为解决时局之标准，办法如何，胥赖国人之研究。纵不能全国一致，即由各地国民自由集合团体，发表正大之主张，当于国家统一大有裨益。主权在民，载在我国约法，国民自决，更为世界潮流。”^[14]
8月7日，在徐世昌主持召开的公府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除曹锟未表示反对外，其余各人均持异议，以为决不可行。“故一场会议，殆不啻对于此事为否决之一手续。”^[15]会议最后决定 留待新阁成立后解决，而新阁总理靳云鹏就是国民大会的一个坚决反对者。有记者问靳，政府是否认为国民大会有必要并予以承认时，他回答说：只有在大乱之后，纪纲毁坏，法政失效，秩序破裂，没有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条件下，才不得不以国民大会来补救。现在政府尚在，秩序未乱，纲纪法律虽有废弛，但未至失败毁坏的地步，政府可“从而整饬之，自有正轨可循，不当诿其责于国民”,“即不应有国民大会，故当然无从承认也”。关于吴佩孚提出政府应遵从民意的问题，他说：“一般国民，但求安居乐业，而不欲闻国政之何如，此为真正之民意。民无意于国政，而谓解决国政之大会，为出于民意之自动，谓非少数之民假借名义而何？真民意初不能发抒，徒供假借名义者之利用，谅非主张者所乐为也。”^[16]
这样，国民大会就成了吴佩孚的独角戏，而吴佩孚又何尝能代表民意？因此，所谓国民大会在社会上喧腾了一阵之后，不久也就烟消云散，杳无声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