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

张怀瓘不仅是一位书法理论家，而且是一位书法史家，他对书法史的认识在于肯定其变，认为各体书法都有一个嬗递发展的过程，他说： “文字之作，确乎权舆，十体相沿，互明创革。万事皆始自微渐，至于昭著，春秋则寒暑之滥觞，爻画则文字之兆朕。”( 《书断》)以为字体的演变犹如季节的更换，由微变著，互相更替。故他十分强调变的作用，如论古文曰：“大历梁丘藏《穆天子传》及《魏史》至安厘王二十七年，其书随世变易，已成数体。”论章草曰： “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神化自若，变态不穷。”论飞白则借王隐、王愔的话说： “飞白变楷制也。”论草书曰：“杜氏之变隶，亦由程氏之改篆，……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由此指出了书体发展中的因变现象，以为书体随世变易，新体是在改变和发展了旧体基础上而产生的。
张怀瓘也肯定书法风格上的通变，他说：“物极则返，阴极则阳，必俟圣人以通其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评书药石论》)因而他提倡书艺的创新，不变则书法就失去了生命。他在《书断》中称赞张芝的草书“实变造化之姿，神变无极”;王羲之“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批评陆柬之 “工于仿效，劣于独断，以此为少也”,可见他肯定新变的倾向。故以为： “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材，书亦如然。为将之明，不必披图讲法，精在料敌制胜；为书之妙，不必凭文按本，专在应变无方，皆能遇事从宜，决之于度内者也。”(《评书药石论》)他以用兵作比喻，以为作书不能按照固定的程式，而要能随时变化，因而他在论古今之书时能破除贵古贱今的陋习，以为“昔之评者，或以今不逮古，质于丑妍，推察疵瑕，妄增羽翼，自我相物，求诸合己，悉为鉴不圆通也”(《书断序》)。三国时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就指责了 “贵远贱近”和 “闇于己见”的批评风气，张怀瓘即继承了此种主张，以为“今不逮古”、“求诸合己”等倾向都是批评中偏执而不圆通的表现。他自己不荣古虐今的态度最鲜明地表现在他对王献之的评价上，其 《书议》 中说：
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 “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兹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张怀瓘在《书估》中也表现了相类似的意见，以为献之“及其业成之后，神能独超，天姿特秀，流便简易，志在惊奇，峻险高深，起自此子”。可知他之所以盛赞子敬，因为子敬能突破前人樊篱而有所变通，他不仅劝其父“改体”,而且自己的书风也能另创新格，故张氏称其“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在评品二王父子成就的高下时张氏虽说： “子敬可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逸少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书断》)显然受到唐太宗称赞王羲之书“尽善尽美”(《王羲之传赞》)的影响。但他也肯定了献之有突过乃父之处，他说： “如小王书所贵合作者，若藁行之间有与合者，则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子弟尔。”( 《书估》)又说： “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虽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为遒拔。”(《书断》)又论献之曰： “幼学于父，次习于张，后改变制度，别创新法，率尔私心，冥合天矩，观其逸志，莫之与京。”(同上)显然都以为献之在创新方面超过了羲之。
张怀瓘特别肯定了献之书法的“逸气”,所谓 “逸”就是能“不拘常法”(朱景玄语),这正与子敬的书风相合，后世以 “逸品”置于 “神品”之上，也可见张氏对献之的推崇。他对羲、献的评价也不同于孙过庭。孙过庭对献之的訾议是从伦理角度出发的，因献之答谢安之问曾说自己的书法胜过父亲，故孙氏以为 “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 《书谱》)。而张怀瓘则说：“安问子敬，君书如何。答云：‘家君固当不同。’安云：‘外论殊不尔。’又云：‘人那得知！’此乃短谢公也。”(《书断》)张氏以为献之的话是针对谢安的无知而言的，并非有意贬低其父，故不存在 “胜母之里”云云的疵瑕，他的观点显然是有意矫正孙说。故后来明代的李日华曰：“张彦远(应为怀瓘)作《书估》,意在推翼子敬而稍薄右军。至云 ‘若藁行之间有与合者，则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子弟尔’,又云 ‘子为神骏，父得灵和，既灵且和，五气俱备’。若与彦远(应为怀瓘)握麈谭真，必当以五千文次 《逍遥》、《齐物》之后乎！ ” (《六砚斋笔记》卷四)已说明了他扬献抑羲的倾向。总之，对于王献之的称颂出于张怀瓘对书法中新变的肯定，体现了他的书法发展观。
张怀瓘在强调新变的同时也不废古雅的标准，他评钟繇曰： “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说王羲之： “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又评萧子云之书：“妍妙至极，难与比肩，但少乏古风，抑居妙品。”(以上 《书断》)可知他也颇重古质的风格。总之，他不欲以时代先后定书之高下，故云： “钟、张虽草创称能，二王乃差池称妙，若以居先为胜，钟、张亦有所师，固不可质文先后而求之，盖一以贯之，求其合天下之达道也。”( 《书断》)可见他的主张是很通达的，在文与质、古与今之中，他并不偏执一端，而以客观的标准去衡量历代书家，即力求合乎 “天下之达道”。
张怀瓘在书法理论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论用笔十法》总结了运笔的方法，不仅分析了各种笔法，而且注重笔画与结体及章法的联系；他的《玉堂禁经》中介绍了钟繇、王羲之以来书家在用笔、识势、裹柬(即结体)等方面的经验； 《评书药石论》指责当时书法上的流弊；《书断》中对历代书家的批评，其中都不乏精到缜密的见解。张怀瓘以论书名世，他对书法流变作了较系统的批评，在理论上颇多阐述，是一位自觉的书法理论家与书法史家。他在 《文字论》中说： “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显然是他的夫子自道，可知他在书法批评上的精思冥求。故窦蒙说他 “利无推斥，道在专精”(《述书赋注》)。他又自称其 《书断》:“其一字褒贬，微言劝戒，窃乎《春秋》之意也，其不虚美，不隐恶，近乎马迁之书也。”可见其意在作一部客观的书史，在书法理论史上，如此自觉的批评意识是前所罕见的。
张怀瓘书论的出现说明盛唐时期书法理论的更趋成熟与完备，反映出当时对文艺的重视和在思想自由的氛围下带来的艺术批评的繁荣。张氏与在他之前的孙过庭可以说是唐代书论史上的双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氏的朋友赵撰即赞其《书断》:“统之美而绝举，成一家之孤振，虽非孔父所刊，犹是丘明同事。”宋代朱长文仿其体而作《续书断》,并说： “其善品藻者得三家焉：曰庾肩吾、曰李嗣真，曰张怀瓘，而怀瓘者为备。”(《续书断序》) 可见当世与后人对他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