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天文到中国

据《隋书· 经籍志》记载，天文类书籍中有《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天文》、《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阴阳算历》等书。历算类书籍有《婆罗门算法》、《婆罗门算经》等等。
当时政府之间的往来，主要是交换些珍奇物品。商人们往来，主要是交换商品。文化往来主要靠僧侣。可以想象，僧侣们不仅带来了印度的天文学知识，像求那跋陀罗一样，而且一定会带来印度的天文历算书籍。上面那些天文历算书，也可以推断是由僧人们带来的。
这些书都是外文，《隋书·经籍志》载有这些书，很可能已经译成汉文，至少是有许多人在研读这些书。而当时能从事翻译工作的，又只能是僧人。可以说，印度天文学进入中国，首先是由于僧侣们的传播。
唐代初年，印度天文学家就在唐朝天文机构中正式任职，成为唐朝政府的官员。
印度天文学当时分为三派：瞿昙派、迦叶派、俱摩罗派。三派之中，瞿昙派最为出名。唐高宗时，瞿昙罗担任太史令。瞿昙罗制订了经纬历，和麟德历互相参照，颁行全国。
麟德历是李淳风所制。李淳风是唐初著名的天文学家。麟德历的蓝本，是隋代刘焯的皇极历。皇极历虽未得到国家承认，但天文学家们认为那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李淳风改进皇极历而造麟德历，也是唐初最精密的历法。瞿昙罗的经纬历和麟德历参照执行，说明这部历法具有相当的水平。
不久，武则天上台，命令瞿昙罗造新历。瞿昙罗造成了光宅历。由于这部历法仍沿用旧的方法，精度不高。
这个事件表明，印度天文学家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天文事业。瞿昙罗担任的是国家天文机构最高官员。可以推想，在此以前，一定有一些印度天文学家已经在中国的天文历算机构中工作。
瞿昙罗之后，瞿昙悉达又担任唐代的太史监(令)。开元六年(718),唐玄宗命令瞿昙悉达将印度的九执历译成汉文。
“九执”即“九曜”,指日月、五大行星，加上罗睺、计都二曜。罗睺、计都是日行的黄道与月行的白道的两个交点。印度天文学认为，在这两个交点上隐藏着两个发光的星体，因此，它们和日月五星一起称为九曜。
九曜历开头就说，它是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习传授。这一点和中国古代一样，把科技成果的创造归于神或圣人。
三年以后，唐玄宗命令一行造大衍历。经过数年艰苦的工作，一行制成了大衍历。这是当时最优秀的历法。
一行制历的时候，也是九执历正在翻译的时候。几年以后，大衍历制成，南宫说和瞿昙譔由于没参加改历工作，颇有怨言，于是一起非难大衍历，说大衍历是抄袭九执历。参加改历的陈玄景也非难大衍历，说它抄袭九执历，而且还没有抄好。
为了弄清事实，唐玄宗下令让侍御史李麟和太史令桓执圭进行观测，以验证大衍历的好坏，比较它和九执历的优劣。结果，大衍历的准确率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九执历才百分之十至二十。
从此以后，不断有人研究大衍历和九执历的关系，直到现在为止。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大衍历的方法及结果与九执历无关。
大衍历和九执历无关，但不是与印度天文学无关。大衍历载有的得摩罗推日食法，就是受了印度历法的影响。
中国历法推算上元积年，数字搞得非常繁琐。印度历法推算上元积年也很繁琐。但九执历没推上元积年，它只取一个较近的日子作为历法的起点。后来，我国古代有的历法就不再继续推算上元积年，经过二三百年的斗争，到元朝的授时历，终于取消了这个繁琐无用又带有神学色彩的历法项目。中国历法取消上元积年，固然是由中国历法本身的进步，但不可否认九执历的出现所带来的影响。
当时中国有不少天文学家，都支持九执历，反对大衍历。说明当时九执历还是造成了广泛影响。大约由于九执历在争论中的失败，印度天文学的影响也就逐渐缩小，而印度天文学家也就不再担任中国天文机构中的重要官员了。
九执历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及印度数学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影响，是无法完全消失的。这种影响有些是潜移默化的，说抄袭不够恰当。完全否认它的影响，也不符合事实。
唐代末年，印度僧人金俱咤来华，他的《七曜攘灾诀》提出了一个纯阳历的构想，提出以节气为每月月首，不再根据月亮作为计月的标准。约二百年后，沈括也提出了一个纯阳历，以节气为月首，以中气为月中。现代不少天文学家认为，沈括的历法构想，是比现行阳历更为合理的历法。沈括的构想，可能和金俱咤异曲同工，也可能是受了金俱咤的影响，因为沈括了解印度天文学。
在《梦溪笔谈》中，沈括讲述了他演示日月食的实验，最后他说，中国计算日月交点所用的方法和印度不同，印度的方法，罗睺和计都是倒着推算，罗睺是升交点，计都是降交点。
这说明，印度天文学对中国还是发生了不少影响，不少中国学者都学习了印度的历法。在这个交流中，僧侣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