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的完善

秦代皇帝的印章独称 “玺”,以下大小官印统称“印”,这种笼统的区分带有明显的初创性征。到了汉代，尽管四百多年中时有变动，但就总体而言，官印大致可以分为玺、印、章等更为细致的等级，并辅之以印材、印钮、印绶色彩及尺寸的等级区分，昭示着封建官僚体制的完备。这首先表现在官印等级区分的细致化上。
官印等级区分的细致化
玺制。汉代皇帝沿用秦皇六玺旧物，而模仿皇帝玺的，是西汉初期的南越国(前111年为汉武帝所灭)的金质龙钮“文帝行玺”,为第二代南越王所用。但是，汉代的玺制远比秦代宽松，不独皇帝用玺，皇后、太皇太后、汉印妃、太子、诸侯王的印章也称玺。

皇后用玺，或许与汉初吕后专权有关。《汉旧仪》称“皇后用玺，文与帝同”,蔡邕也说 “皇后赤绶玉玺”。而遗存下来的一颗玉质螭虎钮“皇后之玺”(马国权《汉印概说》判定此印为吕后所用),其印材、印钮均仿效皇帝玺，只是未加 “田”字界格。这是汉代的创设，也许，只有像吕雉这样曾享有过皇帝的权力的女性才能有此创设吧？
诸侯王用玺，或应视为汉高祖刘邦恢复分封、实行郡国并行制所采取的宽优政策之一项内容。从遗存下来的汉初之物“淮阳王玺”看，汉初的诸侯王玺也采用玉质印材，只是印钮以复斗式以区别于皇帝玺、皇后玺的螭虎钮式，并且与皇后玺一样不加“田”字界格(遗存下来的诸侯王玺封泥“菑川王玺”、“河间王玺”.均不加界格)。这种玺制在汉武帝之后有所改变并定型。据《汉旧仪》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皇后玺同),皇太子玺为黄金龟钮，诸侯王玺为黄金橐驼钮。但从后汉初期之物“广陵王玺”看，诸侯王玺之印材、印钮与文献中皇太子玺相同。
太皇太后玺、妃玺、太子玺等，都是内廷之物，藏而不用，现已无从获见。只有东汉初叛臣隗嚣之母的那枚“朔宁王太后玺”可作物证，它也是金质龟钮。
印、章制。汉代的上层官印等级划分很细，大致上有四等： 金质 “印”,列侯用印，龟钮；金质 “章”,丞相、太尉、三公、前后左右将军用印，龟钮；银质 “章”,二千石用印，龟钮；铜质“印”,一千石以下用印，鼻钮。这种印、章制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大同小异。至于基层小吏印，仍用半通，它也和官印一样，逐渐省略了秦印的界格。
除了印材、印钮、名称的等级差别之外，印绶的色彩和长度的等级差别也是汉代印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详见陈振濂《篆刻艺术纵横谈》)。而这种印绶定制，正体现了汉代人的色彩观、数观、方位观、等级观与宇宙观融通一体的整体观念。
官印演变的时代特征及其成因
汉代官印的演变，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 西汉初期、西汉中后期、新莽时期及东汉时期。
西汉初期。这是汉制沿因秦制的阶段。此时汉楚战争刚刚结束，而汉王朝与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之间的斗争又继之而起，统治者尚无余力改革前朝官制印制。因此，汉初官印直接沿用秦代旧物，或仿效秦官印加“田”字界格、采用摹印篆，更不无可能，正所谓“明简易，随时宜也”。即使是新设的王公官吏玺印，省略了 “田”字界格(这是真正的汉印印式),但其印文书写仍有显著的秦摹印篆遗风。
在罗福颐主编的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一书中，“邦司马印”、“邦侯”等印被编列于卷二《汉初期官印》中。而沙孟海在《谈秦印》一文中则说：“汉代避刘邦的讳，用‘国’ 字代替 ‘邦’ 字(汉代诏书引用 《尚书》成语 ‘协和万邦’改作‘协和万国’,便是一个例子)”。他认为，这些印章“都不避 ‘邦’字，肯定属于秦代而不是汉代”。这一纠正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从那些被确认为汉代之物的印章来看(例如 “宜春禁丞”、“苍悟侯丞”等等),西汉初期官印与秦官印的直接继承关系是确信无疑的。如果说此时的印章中已经有一点汉代人的独创的话，那只是在一些作为殉葬品的制作草率的石质印章中(例如“长沙印”、“长沙司马”等石印),出现了明显的隶书笔意，甚至直接以隶书为印文，与印陶、印瓦中的庶民印文相类。事实上，早期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率与简略的书写形态。
可以说，西汉初期的官印承前启后，其印式混杂，尚未形成定制。
西汉中后期。汉武帝的时代，是汉代文化渐趋定型的时代，官印制度也不例外。《汉旧仪》说： “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古以下铜印。”汉代官印制度在此时基本定型，但那种方正直朴的汉缪篆也还处在逐渐形成过程之中。而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官印特征，就是 “印章”连称 (例如“上将军印章”、“卫官侯之印”或 “护军之印章”等等),以此凑足印文五数制。沙孟海 《印学史》说： “《史记·孝武本纪》太初元年 ‘更印章以五字’。《集解》: ‘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为印文也。若丞相曰 ‘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阴阳五行说’是汉代人思想的特点，反映到政治上、学术上、生活上，不一而足。印章用五字，便是一例。”此后的汉印基本延续了这一制度。
新莽时期。马国权《汉印概说》:“王篡汉建立的新朝，只维持了十五年(9—13)。它继承了西汉的一些遗制，官印用五字，但西汉只二千石以上的才如此，新莽则上下通用。”故其印文更具有秦摹印篆的特征，其布置更加整齐秀美，其制作更加精巧细致(例如“校尉司马丞”、“校尉左千丞”等等);而颁发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印文首字必冠以 “新”字。这些都可以视为新莽官印的特色。
东汉时期。东汉恢复西汉印制，并继承和发展了西汉的那种平正方直的朴茂印风，进一步脱去了秦篆的圆笔而直接与方拙的隶书相通，是汉代印章所特有的缪篆的成熟期(例如 “材官将军章”、“武猛都尉”等等)。这一变化，既与当时隶书臻于极致有关，也与当时的印章的制作方式有关。西汉虽有凿印，但以铸印为大宗；东汉铸、凿兼用，但凿印远较西汉流行，而凿乃是比铸简便易行的一种印章制做法。换言之，以隶书化了的缪篆为印文，以简便的方式来制印，这是东汉官印的时代特征，也是真正的汉印印风的完成。
私印的种类及宗教印章的出现
汉私印也没有严格的制度，只是其印面尺寸小于官印而已。
因此，汉代印人的聪明才智及其对美的追求，在这里获得了自由发挥的余地。
就印文用字而言，汉私印既有直接以秦小篆入印者，以秦摹印篆印入印者，也有以汉缪篆入印者，甚至直接以隶书入印；而以美术字入印的也不在少数。例如，以鸟虫篆入印，打破了秦代及先秦时期的鸟虫篆的使用范围的限制；或以鸟虫篆的笔意作盘旋回曲的殳书印文；或在缪篆字形的基础上增加一两笔圆曲之笔或肥笔作为装饰，如此等等。它对文字线条的把握和处理，体现了与汉代画像石相类似的审美观。
就印式而言，汉私印既有方形、矩形印，也有圆形、椭圆形印，更有方边圆心或圆边方心或菱边方心印；既有阴文印，也有阳文印，更有半阴半阳印；既有不加界格的印，也有加界格的印，更有以 “四灵”肖形饰边的印；既有先上后下，自右至左的常规印文字序，也有按逆时针方向分布的“回文”字序；既有单面单体印，也有单面三圆连珠、四圆连珠、三方连珠、四方连珠印，更有双面印、双套印、三套印。而在印材使用、印钮使用方面，汉私印也是不加限制的。
就印文内容而言，汉私印有姓名印，有姓名后缀“印”、“之印”、“私印”、“印信”、“信印”等字的印，有表字印，有臣妾印，有官职爵位加姓名的印，有姓名加吉语的印，有少则一二字、多则数十字的吉语印，有吉语加肖形的印。等等这些，多属汉代人的首创。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还出现了不少以 “黄神”、“天符”、“天帝”、“天师”等等为印文内容的宗教印章。后人多依据葛洪《抱朴子·登陟篇》所述，判定这批印章为道教的辟邪之物。道教始创于东汉，而在罗福颐主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一书中，这批印章被列于前汉、后汉两期，即在西汉道教未兴之前已有这类印章存在。因此，这类印章当与西汉后期广为流传的纤纬神学有关，又在后汉为道教所沿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汉代印章中，官印体系与私印体系已经判然分离。这种分别在先秦古玺那里并不显著，而秦代的私印又主要是古玺传统的延伸——官印体系代表着一朝之崇尚，私印体系则反映着当时的现实生活。这两大印章体系的分离，乃是后世官印衰落、文人印章艺术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在明清文人艺术家那里，汉代官印始终是极受推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