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路军、西路军战况

包围成都南关的侯宝斋所部民军于9月16日前后陆续撤离省垣，回师新津途中在双流与清军反正的周鸿勋部会合。周鸿勋，郫县人，同盟会员，原为邛州巡防营书记。9月初周鸿勋杀该营管带，率二百余人起义后，由邛州出动向新津方面活动，在双流县彭家场等处遭遇清军，发生激战。至是，与侯宝斋相遇，侯、周两部于9月下旬合力攻占新津县城，拘囚了县知事彭锡圭，镇压了顽抗的清吏。从此，新津成为南路的重心，各方面向新津汇集的民军号称十万以上，统称南路军，公推侯宝斋为统领，周鸿勋为副统领。
赵尔丰派陆军统制官朱庆澜和提督田振邦分率防军六营、新军一协，进攻南路军。10月1日这两支反革命军队从双流向新津进犯，次日他们在花桥场会合，发动攻势。这时周鸿勋正在邛州镇压反叛，闻讯赶回新津部署抵抗。新津是成都西南的门户，三面环水。南路民军采取了凭江扼守的防御战术，将部队分为三线防守：第一线战士持刀矛，潜伏河边草地；第二线是精锐部队，持快枪，散布于新津城外之保资山；第三线则在山顶安设土炮多座。他们还沿河筑垒，随处设伏。新津河流水势本急，这时又值涨水季节，故水势益猛。清军几次设法过河进攻，都不得逞，而民军则不时出兵袭击，使敌人颇受困扰。相持到10月11日，清军终于夺船过河，逼近新津城边，民军英勇抵抗，昼夜苦战，但城墙被敌炮轰毁，无险可守，次日侯部挟辎重出走洪雅。接着周鸿勋也带队去邛州。18日侯宝斋在撤退途中被叛徒杨虎臣(军需长)刺杀，周鸿勋先则转战于川南一带，至11月间在贡井为滇军杀害。
10月13日新津沦陷，受到了清军的洗劫，被害群众“多至数万”^[1]。
南路民军暂时失败，但他们的英勇奋斗，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清军，有助于其他各县民军斗争的开展，而且就在南路地区，反抗的火焰，也并未完全熄灭。
西路民军的学生军9月初的犀浦之战，因系初次上阵，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其后西路军作了较充分的准备，推举张达三为总指挥，统一指挥战斗。他们根据情报，得知新军一标和巡防军三营分两路来攻崇宁，张达三就将主力潜伏在崇宁北部天枢桥蒋家大林一带，并令前哨诈败以诱敌。等到巡防军进至设伏区时，引发地雷，十六门土大炮轮番猛轰，敢死队四面突击，短兵相接，取得一举毙伤巡防军二百余人的重大胜利。
西路军又联合温江民军吴庆熙部与崇庆民军孙泽沛部配合南路民军作战，砍断了官方电报线，拦缴了清军武器，破坏了桥梁交通，有力地支援了新津保卫战。他们还联合藏族人民共同进行反清斗争，一起转战于郫县、崇宁、灌县等地，屡予敌人以重创。
另一支从川南崛起的部队，是罗子舟领导的。罗子舟是同盟会员、雅安哥老会首领。当成都发生罢市时，他在雅安成立保路同志协会，集众千余人，进驻曹家坝建立民军大本营，杀了清军侦察员祭旗起义。成都围城之后，赵尔丰曾急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节制统率的边防军、新军等各部一万余人来援成都。傅部集结在清溪县，准备长驱直入省城。为了阻止傅部东进，9月19日罗子舟便率民军数百人往攻荥经。群众纷纷加入，一举占领了荥经。原驻荥经之清防军全部投降。罗子舟既得降卒，兵力加强；同时来附者日众，遂号称川南同志会水陆全军都督，并派兵扼住了通向成都的要道大相岭上的大关。9月20日起，傅华封出动部队数千，企图夺取大关。屡次仰攻冲锋，均不得逞。自是民军凭高抵御，与清军相持四十日，使清军不能越过大关一步。
在大关相持的同时，罗子舟又会合各县民军于10月6日围攻雅安城。清军闭城困守，不敢出战。有新降民军的哨官私率所部前往大关，扬言协防，实则叛变。到达大关后，纵火焚关，攻杀民军，10月29日大关陷落。
围攻雅安的各部民军，闻大关失守，于10月30日解围，分路撤退。罗子舟率军一部转到洪雅，后经嘉定、叙府进至马边一带与犍为胡潭等部会合，仍然牵制着应援成都的部分边防军。
胡潭(原名胡重义)是犍为一带著名的哥老会首领。在成都惨案发生后，他拉起了一支民军，在犍为嘉定地区进行斗争。进入10月以后，川南一带成了民军与清军战斗的主要战场。东路民军王天杰、龙鸣剑、范燮，南路民军周鸿勋，从雅安南下的罗子舟各部都曾先后转战到了川南地区。这是7月上旬新津会议上“进攻川东南，占领富庶地区”战略决策的具体实行。端方对各路民军这一行动，是有些认识的。他认为“匪徒若以少数牵制城内官军，而以多数沿江下窜，则全川将为震动”^[2]。因此，急速调集叙府巡防营朱登五部、江安巡防营徐甫陈部以及援川黔军新军一营、巡防两营来加强嘉定、眉州、青神等地区的反革命军事力量。
10月2日，朱登五部刚到犍为就受到一支四千余人的民军部队的打击。朱部惊魂未定，第二天嘉定就被胡潭的民军五千人攻占了。胡部武器装备很差，大多数战士用的还是土抬炮、鸟枪、刀矛之类，很少后膛枪。但他们勇敢善战，采用了“军多即避，军过则起，军弱则接仗”^[3]的比较灵活的战术，因此屡获胜利。胡潭占领嘉定后，积极配合兄弟部队进攻在犍为待援之官军，并号召铜(梁)、雅(州)三边民军牵制朱军。这时端方采用“力争上游，即以固下游门户”的办法，命令“朱军由犍(为)规嘉(定),黔军由叙(府)规犍(为),徐军复由泸(州)顾叙(府)”^[4],但到了10月22日，朱登五部反被围困在犍为，叙府也被民军占领。
除上述东、南、西各路的情况外，北路也不平静，那里的革命人民也沸腾起来了。如：共进会员吴从周、张雅南等于10月27日率领起义军数百人攻下垫江县城，至11月21日占领广安县城。
总之，四川各地民军的武装起义，汇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震撼和摧毁着清政权的腐朽统治。无论是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以及成都平原，各路著名的民军不下于三四十路。“散而复合，前去后来，竟成燎原之势”^[5]。无论是奉命“查办”的端方也好，还是坐镇省垣的赵尔丰也好，都陷入了四川人民的包围之中。到后来，11月22日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地方官吏俯首投降；25日，端方在资州被杀；次日，吴永珊又策动了内江起义。这时，赵尔丰在革命势力打击下，不得不收拾残兵败将，龟缩在成都一处，坐困愁城，苟延残喘了。
四川人民从保路斗争发展起来的武装起义，为武昌起义点燃了导火线，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