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文 | 华北农民“闯关东” | ||||||||||||||||||||||||||||||||||||||||||||
| 释义 | 华北农民“闯关东”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大量离村，是华北社会、政治、经济急剧动荡的产物，在当时也是全国注目的问题。离村农民的主要去向就是“闯关东”。“闯关东”始于晚清，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这次移民运动，规模大，人数多，对华北地区及新迁移地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长期处于天灾与兵匪之祸的煎熬之下，社会动荡不安。20世纪的前50年间，华北地区有25年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战争。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粮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①。华北其他诸省的状况也大致相同，“黄河流域之农民以不堪战乱之骚扰，及饥馑之逼迫，于是相率避地，均以垦辟满洲为惟一生计”②。而抗日战争中，华北各省的大多数地区都有连续不断的战斗； 日军在各地持续不断地征兵、摊派、烧杀，打乱了华北农民的基本生活秩序。再加上土匪的骚扰和作战，使华北农村的社会及生产秩序被严重破坏。仅据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统计，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诸省的土匪数量均有数万人之多。他们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苦但又无力应付。上述是华北农民离村的一个主要原因，东北地区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是对华北农民的最大吸引力。 华北平原幅员辽阔，山区和平原地理条件差异较大，气候干旱，旱灾及虫灾时常发生；华北地区的河流较多，由于雨量集中，黄河、海河、滹沱河等大河时常发生灾害。1917年，河北、山东、山西三省遭受水灾，仅河北省就有103县被淹。1920年，冀、鲁、豫、晋四省大旱，灾民达2 000万余人。1921年，鲁、豫、晋三省水灾，被灾县份达108个之多，灾民约981万人。1923年，华北四省遍存水旱灾害，死亡人数当在10万人以上。1926年，山东省内黄河南岸决堤，淹没土地800平方里，损失在2 000万元以上。1927年，山东省内56个县大面积蝗灾，灾民2 000万人，当年收成仅及正常年份的2%,有的不到1%③。处于小生产状态下的农民，根本无法抵御天灾人祸对农村经济的打击，长期以来处于贫困经济状态之中。 华北诸省人多地少、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民国年间，鲁、冀、豫三省总人口约为1亿左右，耕地面积不足3亿亩，人均耕地不到3亩；由于地主、富农阶层40%—50%的高占有率，这个平均占有量实际上又大打折扣，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少地或无地状态；再加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盘剥，农民仅靠种地维持生计已相当困难。 1935至1936年间，在华北地区的晋、冀、鲁、豫四个省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导致农民大量离村迁移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天灾、兵患、匪祸(平均38.03%),贫困(平均21.48%),耕地过少(平均6.83%),人口过密(平均4.98%),捐税太重(平均3.8%),农村经济破产(平均3.35%),金融困敝(平均2.45%)④。1937年7月后，为逃避连年不断的战争和日军的残酷杀戮，农民离村的规模更大。正是出于无奈，向以眷恋土地而著称的华北农民，才不得不远走他乡。 东北地区由于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这也是吸引华北农民出关劳作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东北地区的劳动力价格相当于关内的四五倍。 相对于华北地区的天灾人祸，30年代前的东北地区以其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秩序相对安定而引人注目。从清末到民初，政府均采取了垦荒免税补助政策，鼓励移民北上垦荒；民国初年，北京国民政府曾制定《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鼓励商人去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行投资开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俄政府为从东北获取物资，以优厚的价格鼓励农工商业发展尤其是粮食和原料的生产，从而刺激了向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地区的移民。1925年，控制东北的张作霖在天津专门设置了移民局，对向关外移民实施资助。1928年，东北地区成立了屯垦委员会，全面研究东北地区的垦殖计划。1930年，东北各省先后公布《辽宁移民垦荒大纲》和《黑龙江省沿边荒地抢垦章程》,这些机构和章程，无疑对向东北移民起到了刺激作用。东北的地方官员及新兴地主，则从廉价劳动力身上看到了获得大量利益的前景，故而也积极承办移民垦殖。 从20年代起，各地新闻媒介如《大公报》、 《民国日报》、《国闻周报》和《东方杂志》等，都发表了大量有关报道、调查和评论，呼吁向东北移民。为了向东北的移民提供帮助，各铁路、轮船公司先后实行了降低票价、免费携带行李等办法，向移民提供方便。一些社会团体还以募捐的方式为移民提供费用，使一部分贫困移民得以迁移东北。 到20年代末，“闯关东”成为华北四省人口最大流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华北地区向东北地区的移民现象， 由来已久。 明清之际，由于明清军队间的战争，辽东地区受到极大的破坏。为了恢复生产，清初曾制定政策奖励向东北移民，致使华北地区的农民大批出关谋生。据统计，嘉庆十七年(1812),黑龙江省人口不过45万余人，而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则激增到257.74万人⑤。除去自然增长，黑龙江省人口中应有百余万移民人口。 清末，为了消除边疆危机，缓和国内的满汉民族矛盾，清政府一度取消了中期对关外实行的封禁政策，开始放荒筹饷和移民实边政策。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沿边招垦章程》等条例，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设立了招垦局，统一移民事务，鼓励华北农民移出关外。所以，清末民初之际，华北向东北移民数量急剧增加。据1910年统计，仅山东省劳工每年从烟台、登州和龙口渡海到东北的人数，“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⑥。可见势头之猛。 移民东北的潮流，民国之后不断增强，呈现出不少特点。这一时期，向东北移民具有组织性、计划性。移民多为结伴而行，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有的甚至是整村的迁移。他们去向与目的地一般比较明确。华北等省的地方政府，对移民东北较为关注，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而东北各地当局，专门成立了垦务机关，对移民安置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从而减少了移民的盲目性和分散性。向东北移民的数量也急剧上升。1927年后三年内，均在百万人左右。“闯关东”的移民中，87%—99%的人原籍是山东、河北两省⑦,但也有来自河南、山西、江苏、安徽甚至浙江省的移民。1925年前的移民，在东北地区多集中在南满一带。1927年至1928年间的移民，则开始向北满迁移，直至遍及整个东北地区。1924年前的移民，回流者居多，达80%,他们春去冬回，不带家属。1924年以后，移民居住性增强，1927年高达67.49%。不少移民携带家属永久安家在东北各地。大批农民进入东北，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如1915年，黑龙江地区土地耕种面积为391万余垧，而1930年竟达到了731万余垧，增加了近一倍。 进入30年代，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决策部门认为，“在东北应防止中国汉民族势力扩大，从而为将来日本人的发展留有余地；不能让反满抗日的‘不良分子’进入；工资低、劳动效率高的华北工人大量进入，将导致当地工人的失业以致最后导致‘匪贼化’;应防止因华北工人大量进入而造成工资外流。”⑧基于上述考虑， 日军开始对向东北移民采取限制措施。1935年3月9日和21日，日本关东局和伪满洲国民政部分别发表了《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而华北农民则对日军的残酷统治极度恐惧，向东北移民大量减少。于是，1931至1938年间，“闯关东”的人数急剧减少，回落到1926年的水平。 这一时期，移居东北的移民又再次表露出流动性增强的趋势。九一八事变前七年，移民在东北留住者占人满人数的49.87%;事变后，留住东北者占当年“闯关东”人数比例大为减少，1931年为3.12%,1932年为-7.63万人，1933年为21.32%,1934年占36.3%,1935年占4.59%,1936年为-2.32万人，1937年占19.71%,七年间平均留住东北者仅占入满人数的10.7%⑨。 随着战争的进展， 日本决定移民东北500万人的计划，由于国内劳动力短缺无法实现。日本当局和伪满洲国为了从1937年开始实施“产业五年计划”和后来推行“北边振兴计划”,首先就必须要解决东北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于是又不得不放弃实行数年的禁止华北农民移民东北的政策。 为了重新从华北招募大量劳工，也为了改变日军的丑恶形象，伪满洲国开出了一系列的移民东北优厚条件。与此同时，日军与伪满洲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招募劳工出关的行动。1938年，伪满洲国设立满洲劳工协会，专门从事招募劳工事宜。日军还在华北各地铁路沿线设点招募工人出关。在华北的日军，也在各地捕捉劳工出关。 30年代末期，遍燃的战火和1939年大面积的河北省水灾及山东省旱灾，致使民不聊生，人口流动更加无序，规模也更加庞大。据日本《满铁调查月报》统计，1938年华北的一些乡镇人口逃亡人数占总数的50%左右；平津失陷后，仅天津英租界内就有50万以上的难民⑩。据孙艳魁统计，沦陷区人口的20%可以作为难民的总估数(11)。依此估算，华北地区的流民人数当在2 400万左右。 为了生存，“闯关东”的农民又再次大量增加。从1939年直到抗战结束前的1945年，每年出关人数都在百万左右(参见下表)。 民国时期华北农民“闯关东”数量统计表 单位： 万人
资料来源：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0页。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土地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336页。 民国时期华北诸省的“闯关东”与人口流动，是该区域内社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华北平原，在太行山谷，在胶东半岛，时常流动着一股迁徙的洪流，“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老妻喘喘的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掘青草野菜拾柴。”(12)这幅凄楚的流民图，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它留下的悲凉中也潜伏着农村社会结构变动的胚芽。 近代以来，“闯关东”的农民达到2 000余万人，他们在东北地区的垦殖，“将东北造成高度近代化的农业移垦地区”(13),给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 大量移民首先使东北大批荒地得以开发和利用，东北迅速成为中国主要粮仓和农产品基地之一。 民国时期的移民，其垦殖重点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民国后，东北兴办了不少农牧垦殖公司，专事荒地的开拓。1913年至1920年间，东三省创办的农垦公司达到147家。这些公司资金雄厚，设备先进，在播种、收割时都使用机械农具，效率大增。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农场就诞生于此时。在手工和机械的双重努力下，东三省荒地开发进展迅速。仅黑龙江一省，在民国时期就开发出400万垧荒地，松花江、牡丹江、嫩江等流域的大片土地都得到了开发和利用。由于移民多善于耕种，使原来东北地区较为落后的农业得以发展。移民垦殖的主要农作物有大豆、玉米、高粱、小麦、稻米、柞蚕丝、烟叶、甘草、亚麻等，其中大豆、玉米的产量居全国之首。1930年，东三省的大豆产量达到历史性的640万吨，玉米208万吨，高粱580万吨，谷子390万吨。除了供应内地外，东北的农作物也成为出口外销的主要品种，如大豆出口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批移民的到来，促进了东三省的工商业发展。清代封禁以后，东北地区的工业与商业十分落后，除了一些手工作坊外一无所有。随着清末民初华北移民的不断增加，移民中的能工巧匠也将自己的手艺带到了东北。东北工业最早发展起来的榨油厂、面粉厂、酒厂、豆腐厂、农具厂、皮革厂和服装厂等，多是在移民的工艺传入基础上兴办的。而一些商人看中东北社会安定、劳动力廉价的优势，结合东北特点投资办厂，使东北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崛起。1909年，大连、哈尔滨和营口等地分别建有35家、6家和23家油厂；而1923年时，三地分别拥有了87家、42家和29家油厂。面粉加工业也有大的发展，到1923年，东北地区大型面粉加工厂有48家，加工能力一天可达152 600普特。除满足东北地区用量外，还占有了部分国内市场。柞蚕丝工艺是山东农民带到东北的，民国以后，柞蚕丝是东北的第二大宗出口商品。 华北移民大量移入东北边境地区，客观上起到了移民实边的作用。近代以来，东北三省一直是俄国、日本等列强争夺的要地。沙俄竟想移民50万人到黑龙江省，以建立“黄色俄罗斯”。不久，在“满蒙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将东北视为其征服世界的根据地，不断在东北各地进行渗透，东北边防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大批华北移民的到来，使过去地多人稀的边陲地区甚至黑龙江省的漠河地区，都开始有了村庄，有了集镇。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县份达到了30个，居民骤增，边防实力得以加强。1928年的英国报刊曾载文称：“东三省华人既这样发达， 日本人欲在这三千万群众之中，施行其自由行动，恐非易事。反言之，倘日本人执迷不悟，遇事横行，东三省人民势必群起而逐之。”(14) “闯关东”使得东北与华北地区在文化上进一步融合，既推进了东三省的文化事业发展，也加强了东北与关内在文化与经济上的联系，减少了隔阂，缩小了差距。自古以来，东北地区都由中原政权掌握，但由于民族矛盾和经济差异，华北与东北地区总是存在着隔阂，中央政府也总是把东北当作一个特殊地区看待。华北大量移民东北后，汉民族在东北地区的人口中逐渐占据主体，达到90%以上。汉民族的语言、文化与习俗渐渐成为主流，满汉通婚，汉语成为官方语言，汉人的鬼神崇拜被满人接受，汉人也接受了满人放足的影响，逐渐废除了妇女缠足的陋习等。1928年，美国人奥特·扬(W.Yowlg)考察东北三省后认为：“从辽河口岸直达黑龙江，至多只能看见从前游牧人民的一点行将消灭的残遗物迹而已。”“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语言，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15) “闯关东”风起后，华北移民大量进入东北，东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客观上解决了东北地区土地广大、人口较少的问题。民国初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2人，而吉林省为32人，黑龙江省仅为7人，只有辽宁省为78人，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30年代初，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人，吉林、黑龙江和辽宁三省的人口密度分别达到了每平方公里51人、17人和94人。东北地区人口密度的增加，大大加强了东北三省的工农业实力，其接纳了华北各省迁出的2 000余万人，极大地减轻了华北各省的人口压力，缓解了财政上的困难，有利于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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