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国春秋

《十国春秋》。纪传体国别史。一百一十四卷。清吴任臣撰。书成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
吴任臣，字志伊，一字尔器，初字征鸣，号托园。生年不详，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浙江仁和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博学鸿儒试，列为二等。由内阁中书王谷振荐举，授检讨。充纂修《明史》官。《明史·历志》即出于他手。曾与当时著名的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交往关系甚密。著作有《周礼大义解》、《礼通》、《春秋正朔考辨》、《山海经广注》、《字汇补》、《托园诗文集》,以及《十国春秋》。时人对他的史才甚为推崇。《清史稿》《文苑·潘耒传》中说：“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朱彝尊、汪琬、吴任臣及耒为最著。”
《十国春秋》采用《旧五代史》分代成书的体例，十国各自单独成书。有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各部分都是一个独立部分，有本纪，有列传。最后还有综合十国内容的五种史表。有《十国纪元表》一卷，《十国世系表》一卷，《十国地理表》二卷，《十国藩镇表》一卷，《十国百官表》一卷。此书对于五代时期的十国史事作出了全面的记载。
《十国春秋》所录内容，取材甚广。吴任臣首先充分地利用了号称史料详赡的马令和陆游的《南唐书》。除此以外，在记载十国君主事迹及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上，他主要依据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薛居正与欧阳修的新、旧《五代史》中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资治通鉴》中有关五代史事的记载，是出自刘恕、范祖禹所编的《长编》,其叙事和考证都很详确。《十国春秋》的众多人物传记，是广泛地搜集采录五代和两宋时期各种杂史、野史、笔记、地志、类书、文集中的有关记载编辑成书。仅就《地理志》而论，所采史料注出书名的就有《新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册府元龟》、《舆地广记》、《太平寰宇记》、《九域志》、《顺存录》、《五代会要》,以及明清时期的一些地方志。《十国春秋》中除有正文之外，吴任臣还采用小注的形式，存录了不少史料。其中有些是对正文的补充，有些是备载异闻以资考证的，有些是辨驳旧史的谬误。其体例颇似裴松之注《三国志》,使大量史料汇聚于一书。清朝人对于《十国春秋》对十国史料广采博收的贡献非常肯定。清后期以读书极博著称的李慈铭，他在《越缦堂读书记》中曾几次论及《十国春秋》。他虽有评论苛刻之名，但对于吴任臣也十分佩服。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十八日的日纪中称：“志伊采取极博，后之考据家多不可及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吴任臣《十国春秋》有比较确切的概括评论，其中说：“任臣以欧阳修作《五代史》于十国仿《晋书》例为载记，每略而不详。乃采诸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言，并证以正史，汇成是书。……其诸传本之文之下，自为之注，载别史之可存者。……其间于旧说虚诬，多所辨证，如田頵擒孙儒，年月则从《吴录》,而不从薛史；吕师周奔湖南，年月则从《通鉴》,而不从《九国志》;南唐烈祖世家则从刘恕《十国纪年》及欧史，而不从《江南别史》、《吴越备史》,皆确有所见，其他类是者甚多。五表考订尤精，可称淹贯。”清学者王鸣盛也曾盛赞《十国春秋》的表，他在《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中说：“此书佳处在表，《地理表》与欧阳氏《职方考》参观，则五代十国全局如见。至十国之官制，虽大抵沿唐，而一时增改，亦已纷冗不可爬梳，任臣为作《百官表》,甚便考览，尤其妙者也。”
由此可见，《十国春秋》的主要价值是搜集前代有关五代时期十国的史料，使十国史事汇聚一处。在清吴任臣以前，关于十国史事的记载，宋初虽有数种，但它们大多只是记载某一国或某一地区。如《南唐近事》、《江南野史》、《江表志》、《蜀梼杌》、《锦里耆旧传》、《吴越备史》、三楚新录》、《湖湘故事》、《闽书》等多种史著，但很少有把十国作为总体而系统记述的史书。宋有无名氏《五国故事》二卷，记吴杨行密、南唐李昪、前蜀王建和后蜀孟知祥、南汉刘岩、闽王知审五国史事。虽前后蜀应分为二国，但也只不过记载了六国史事。北宋真宗时，路振著有九国志》,以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东汉(即北汉)、南汉、闽、楚为次。后来路振的孙子路纶增入荆南高氏，合为十国。至此才有记载十国总体的史书。但这部史书早已散佚，清人邵晋涵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很少的一部分，经周梦棠重加编次而成十二卷辑本。另外，新旧《五代史》虽记有一些十国史事，但编撰者以五代为正统，把十国作为旁支陪衬，记十国史事或各列一“世家”或列入《世袭列传》与《僭伪列传》。这不仅忽视了十国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于各国的史事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记载也太过简略。而清人吴任臣，在七、八百年之后，能够广泛地搜集有关史料，把散佚和零星片断的记载辑成一书，使十国史事完整而详尽地得以备载。这既可以使五代时期十国的史事、人物及文化等各方面得到系统而全面的反映，而且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方便。这既反映了《十国春秋》的价值，又说明了此书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正如清初古文家魏禧在《十国春秋序》中所说：欧阳修《五代史》亦于事为略，至十国尤不备。任臣生八百年之后，传闻阔绝，书籍散亡，毅然起而补之，其甚巨，事迹最难。”
但是，《十国春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吴任臣在记述一些开国君主时，因过多地采录小说家言，文中往往有符会祥瑞，显得怪诞不经。其次，吴任臣抱着以多为贵的态度，对于史料缺乏熔铸与剪裁，因此有些地方就使人感到冗杂支蔓。第三，此书虽号称搜集广泛，但仍有缺漏。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中说：“顾其为书之体，每得一人，即作一传，凡僧道及妇人之传，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乃徐铉《骑省文集》三十卷。其后十卷系入宋后所作，而前二十卷则皆在南唐时作也。其中碑志，若岐王仲宣、马仁裕、刘崇峻、陈德成、江文尉、乔匡舜、韩熙载、志伊虽皆有传，而其所叙事迹，遗漏者已甚多，若贾潭、方讷、陶敬宣、周廷构、冉廷禄、包谔、赵宣转、刘鄗，皆有事迹，志伊皆无传。”另外，《十国春秋》成书刻板后仍有不少地方留有空缺。这大约是吴任臣在编写中一时查不到材料而暂且空缺，以备将来补入而终未能补。周昂重刻时也未予补入。但周昂在重刻此书时，却根据他平时浏览所及，随笔札记，得有关史事三百余条，因又辑为《拾遗》、《备考》两卷，并作为全书的最后两卷，即第一百一十五卷和第一百一十六卷。而且周昂所辑的这两卷也有空缺字。所以，原书所空缺之字皆用空缺号“□□”标出。但也偶有漏略之处，若非仔细研究核查，则很难辨识。最后，吴任臣在史料的选择上存在着顾此失彼和疏于考证等不足之处。如赵蕤是唐玄宗时人。《北梦琐言》卷五之末历载著称于世的西蜀文士，最后又记载赵蕤事迹。吴任臣据此而疏于考辨，误把赵蕤当成前蜀时人，列有《赵蕤传》,并妄称赵蕤乾德(前蜀王衍年号)时著《长短经》十卷行世。再如卷五十二有《欧阳迥传》,卷五十六又有《欧阳炯传》,而二传所载实为一人。诸如此类者书中尚有多处，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同治壬申九月十八日日记中曾对此书个别失实之处作有纠正。因此，当我们利用《十国春秋》所载内容时，应持有审慎的态度。若有可能，最好核查它的史料来源。
《十国春秋》大约在康熙年间刻本问世。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周昂又据初版刻印，并改正了若干错字，但仍有错误和错字。中华书局于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点校本《十国春秋》,是目前最为完善的版本。此本是以周昂的重刻本为底本。根据《十国春秋》汇录史料的特点，点校者在校勘上以“它校法”为主，参校、核查了许多重要史籍和各种有关的书籍。改正错字、考辨史实，并查找有关史料补出了一些空缺之字。另外，此本还补入了因清讳而省略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