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进行抗战，威震全国，但触犯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浴血奋战、英勇抗击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立下卓著战功的十九路军将士，反被蒋介石斥责为不服从命令，欲加以整肃、肢解，达到消灭的目的。4月26日，蒋介石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召集蔡廷锴等人至南京予以严厉训斥，要求他们“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1],这不能不引起了十九路军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十九路军将士在一系列事实启示下有所省悟，从而逐步由拥蒋反共转向抗日反蒋。
上海停战后，蒋介石便采用多种措施，对十九路军进行控制与肢解。他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十九路军的上层领导，企图控制实权，又从该军抽调了一百二十多名中、下级军官到南京中央军校“受训”,灌输绝对忠于蒋介石的思想，并秘密发展复兴社分子，培植瓦解十九路军的蠹虫。1932年5月6日，即《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即以“剿共”军事紧急为由，令十九路军所辖三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湖北、安徽，而军部则留在南京。十九路军将士对这种倒行逆施表示强烈反对，蒋光鼐、蔡廷锴据理力争，以至不惜提出辞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请愿挽留。蒋介石不得已，于5月21日改令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参加反共战争。国民党当局多方谋划，使十九路军这支爱国善战之师远离宁沪重地，以便免除肘腋之患；企图驱使他们处在反共战争第一线与红军互相厮杀，使之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还企图利用陈济棠等广东地方实力派对十九路军的猜疑，挑拨离间，制造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已有所察觉。他们权衡利弊，为了使这支转战多年、伤亡重大的部队，能利用偏安一地，稍事休整，免遭肢解的厄运，并能利用占有地盘积蓄力量，以图发展，因此他们表示接受国民政府关于入闽的调令。1932年5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十九路军全部由海道入闽。当天路透社发电讯：“十九路军今日接军事委员会命令，立即开往闽省，剿治匪共，故驻京之十九路军将士将于二三日内南下，其驻京沪路一带者，须在五月二十八日后开拔。”^[2]京沪一些民众团体曾发表告同胞书，挽留十九路军留守卫戍这个重要地区。广大民众发出呼吁：“请共起作攀辕卧辙之请求，挽留此保国卫民之钢军，长驻于长江流域，万勿撤此长城。”^[3]国民政府无视民众的要求，于6月1日从洛阳发布命令，撤销十九路军卫戍长官司令部，改组为驻闽绥靖公署，蒋光鼐为主任，蔡廷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邓世增为公署参谋长。随后，十九路军按第六十一师、第六十师、总部、第七十八师的序列，在镇江乘船南下。第六十一师在泉州登陆，其余则在厦门、嵩屿、海澄登陆，然后分驻漳州、福州等地。
十九路军入闽之时，面临着复杂艰难的形势。当时的福建省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省主席方声涛是个吸食鸦片、腐化堕落的官僚政客，政令只通行省城福州及附近若干县份，地方政权土劣横行，敲榨民众，苛捐杂税多达二百余种。省内虽无蒋介石嫡系部队盘据，但地方土著、杂牌部队割据称雄。全省形成六块军阀割据地区，各自为政，互相攻击。其分布情况是：刘和鼎以所部第五十六师割据闽北建瓯一带；周志群以一个独立旅占据邵武等闽西北地区；陈国辉以一个独立旅占据闽东南的仙游等地；张贞所部第四十九师占据漳州等闽西南地区；卢兴邦以陆军第二师盘据尤溪等闽中地区；陈齐瑄以一个独立旅占据福安等闽东北地区。其中以陈国辉部军纪最坏，跋扈横行，掳人勒索，无恶不作。此外还有日本特务、浪人四处活动，恣意破坏。
当时红军的情况，在十九路军进福建前，闽西北和闽西南许多地区已解放，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九路军进驻后，红军第一军团已退出漳州、漳平、龙岩地区。但闽西、闽北的部分地区与江西毗邻，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为红军游击区。面对着反共战争和福建省的复杂状况，蒋、蔡深感步履艰难。蒋光鼐甚至认为十九路军前途险恶，缺乏信心。他于6月初从上海乘船至香港转往广东东莞县南栩乡家居，不愿赴闽就职。蔡廷锴在邓世增协助下，将十九路军带入福建，设绥靖公署于福州，十九路军总部则设于漳州。随后，蔡廷锴亲往广东对蒋光鼐劝驾，二人联袂返闽。蔡返漳州掌管军事，蒋至福州任所。7月16日，蒋光鼐发表通电，宣布就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职，在有病期间由蔡廷锴代理。
面对复杂的局势，十九路军首先是对省内割据称雄的势力加以整肃与编遣，对其中特别顽劣者进行严厉惩戒，不惜兵戎相见，武力消灭，以统一福建的军政大权；同时力图与粤、桂当局搞好关系，争取同盟军。
1932年8月初，蔡廷锴以代理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在漳州召开漳、泉、尤、汀四属绥靖会议，令各师处长及各县县长皆到会。会议着重强调全省统一指挥，稳定地方秩序。蔡还宣称，“省防军第一旅旅长陈国辉，在泉属一带，勒种鸦片，抽收苛捐杂税，骚扰商民无所不至，致本省各地人民，团体，及南洋华侨等控告”,案积如山，经派员密查，均系事实，拟将陈旅全部改编，以儆效尤^[4]。9月22日，蒋光鼐利用陈国辉部防地纠纷，电召陈“即日来省，有所面示”^[5]。27日陈国辉到达福州进见时，当场被扣押，撤职查办。12月23日经绥靖公署军法处审讯，判处死刑，立即押赴东湖执行枪决。继而，派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率部迅速进驻仙游等地，将陈国辉旧部进行改编和遣散。同时以类似的办法解决了陈齐瑄部。原福建省主席方声涛鉴于自己所依赖的武装支柱土崩瓦解，便弃职逃往上海。接着，十九路军对实力较强的张贞第四十九师，经缩编后调往永定“剿共”前线。1933年夏，张贞辞职离闽休养，该师师长由张炎接任，从此成为十九路军的主力之一。刘和鼎、周志群、卢兴邦等部因未构成重大威胁，予以就地安置，暂时维持现状。
为了健全福建省政府，蒋光鼐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改组了省政府，并于1932年12月6日正式就任省政府主席的职务。随后，蔡廷锴奉蒋介石命升任驻闽绥靖主任，于1933年1月6日就职。蒋介石原想借此拉拢蔡廷锴，以便离间十九路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但未能如愿。至此，福建省的军政大权基本上操在蒋光鼐、蔡廷锴手里。在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着手在广东成立一个补充旅，这时也调来福州，扩编为补充师，归绥靖公署直辖。
十九路军为了有个后方，决定同粤、桂当局搞好关系。广东与福建紧密相连，物资丰富，粤当局曾允予每月资助十九路军30万元，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当时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实际是半独立政权”,既“不拥护‘中央’,亦不完全反对。它对十九路军的态度，是希望我们在福建能稳定下来”^[6]。1933年3月，由蒋光鼐派秘书长李章达为全权代表，到广州同两广当局拟订《粤闽桂三省联防草约》,以期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互相支援。条约正式签订后，虽未能切实履行，但也多少起一点作用。
闽西、闽北红军力量的存在，是十九路军入闽后面临的又一大问题。他们在进驻漳州等地后，着手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向闽西、闽北苏区进犯，企图消灭红军的力量，统一全闽的政权。其兵力部署是，设总指挥部于漳州，以主力第六十、第七十八师向龙岩、漳平、连城进攻，派四十九师向永定推进。
为了同红军争夺闽西，十九路军与闽西地方势力傅柏翠等结合起来，提出一些改良措施，以博取民众的拥护，防止红军势力的扩展。当红军主力退出龙岩、永定以西地区后，福建省当局决定成立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以谢仰麒为主席，魏育怀、刘侠任、傅柏翠等为委员，将闽西有关各县政权暂归驻闽绥靖公署直辖。1933年7月，该会改组为闽西善后处，由蔡廷锴兼任处长，邓世增为副处长，在闽西各县设立善后分会或分处，下设“农村复兴委员会”,办理户口调查登记，组织区乡守望队，创设闽西农民银行，训练农村工作人员，尤其是推行“计口授田”等工作。“计口授田政策”,是将“红军曾经分过土地给农民的地方，从新分配”^[7]。其实行办法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暂时保留分田原状，秋收时一律征收土地税，税额为原租十分之三，提出一成，暂作救济业主及逃难者之用，以二成为整理民团，及办理一切地方善后之用。第二步，归来之业主与难民待确实登记后，再按乡区田地面积，计口授田与农民，重行分配，以求其平均。第三步，一俟田地确实分配后，再行规定土地税征收成数，并即废止旧制之丁粮。第四步，每乡组织农村合作社，以管理各该乡田地及农产，俾农村经济得有调节及改进。”^[8]这种做法企图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地区，作某些改良，安定农民生产情绪，避免大起大落而造成社会震动。只有在曾被红军土改过的地方，如上杭、永定、龙岩等地，地主势力已被打倒，红军退出后，十九路军实行上述办法，贫苦农民不致马上遭受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暂时相安生产，收到一定效果。蔡廷锴等也趁机整顿闽西地方武装，收编一些“民军”,还组织一些农民自卫军。但贫苦农民既要缴纳租税，政治上也遭打击，要指望他们自愿组织起来对抗红军是办不到的。上述措施在漳平等地推行时，遭受地主、富农的强烈反对，即使在十九路军驻扎时勉强实行了，当该军开拔后，地富势力马上闹翻了天，贫苦农民很快大祸临头。
当十九路军入闽初期，中共临时中央在《为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中，要求福建各级党组织把组织该军士兵斗争与哗变问题，作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厦门和福州的中共组织曾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兵运工作。十九路军当局则采取了一些镇压措施。
1932年下半年，十九路军进驻龙岩等苏区。8月18日，泉州发生部分官兵酝酿反对进攻苏区的哗变，六十九人遭到枪杀。又有不愿参加进攻红军的数千名士兵被缴械，责令进行筑路劳动，并分批逐出福建。对此，中共中央曾于当年10月1日发表《告上海工农劳苦群众书》,揭露、谴责十九路军领导的反共行径。
1933年春，蒋介石谋划向红军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6月，开始实行“五省三路包剿计划”,顾祝同任浙闽赣粤湘五省“剿共”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黄绍竑受蒋介石派到广州，召开粤、桂、闽三省军事会议，决定广东出兵二十个团，广西出兵六个团，开往赣南，十九路军进入闽西，以陈济棠为五省南路“剿共”总司令，蔡廷锴为前敌总指挥。7月蒋介石坐镇南昌，一再迫令十九路军向苏区进攻，限令以八个团的兵力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之线。蔡廷锴派出驻防闽西的区寿年部第七十八师由南靖、永南进犯连城、朋口等地。这时由彭德怀指挥的红军第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在连城、朋口等地歼灭了区部七十八师的三个团，接着挥师北上，于8月26日解放洋口、峡阳，包围了延平、顺昌、将乐。9月，东方军又在青州附近歼灭了十九路军最精锐的第三六六团，直奔水口，威逼福州。蔡廷锴等一再向蒋介石求援，均告落空，还遭到多方责难。在严峻的形势和一系列事实的面前，十九路军的领导者进一步认识到，“归根到底，两条路变成一条路，‘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积极反共固然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9],遂下定决心走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
十九路军入闽后，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但屡遭蒋、汪政府的阻挠，使蒋、蔡等人进一步认识到南京政府是抗日救国的根本障碍。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而蒋介石仍坚持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奉行不抵抗主义。十九路军将士强烈要求抗日，1月6日蔡廷锴发表通电表示：“榆关、热河危在旦夕……廷锴谨率所部待命北上抗敌。”^[10]蒋介石则一再以催促出兵“剿共”来转移和压制广大官兵的爱国热忱。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愿在三项条件下与任何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在十九路军中产生强烈影响。后经过一再请求，蒋介石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允许十九路军抽调志愿官兵，组成“援热先遣队”两个纵队北上抗日。当抗日先遣队从漳州等地出发，行军至湖南郴州、耒阳时，长城各口已失，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蒋介石严令“援热先遣队”“火速回闽”。十九路军为抗日绕道进军，用掉军费20万元，反遭责难。蒋光鼐、蔡廷锴对此十分不满，先是联名通电指出：“贼寇入室，唯有痛击，乃不可认贼为父，但图日夕之安。”^[11]接着又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反对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再次“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从而使十九路军的官兵感到要抗日须反蒋，并在实际上加强对蒋系特务的斗争。
早在1933年春，蔡廷锴为抵制蒋系特务对十九路军的渗透和破坏，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官兵腐化变质，在徐名鸿的协助下，在军内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改造社”。由蔡任总社长，徐任书记。每师成立分社，师长兼分社长，分社下设支部。从忠于十九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中发展社员。“口号是对外主张团结抗日，对内防止腐化，发扬十九路军光荣历史”^[12],实质上对蒋系特务的斗争是首要任务。同年夏，“改造社”在厦门查获一起由南京化名汇款给十九路军中的复兴社分子作活动经费的事件。经查明，是蒋介石在十九路军搞颠覆，密令潜伏下来的特务履行使命，如“谁敢违抗领袖、反对政府就要制裁(杀害)”等情。据此，蔡廷锴下令对复兴社恐怖分子进行一次清查，查明全军团以下已有百余人参加蒋系特务组织，均加以拘捕，对其中数十名情节严重者予以秘密处决。通过这一斗争，有力地激发了十九路军官兵的反蒋情绪，加强了内部团结，也增强了蔡廷锴等人的反蒋决心。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国内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营垒中也逐渐分化出来一些抗日民主派，陈铭枢加入了这一行列，并成为推动福建事变最积极的人物。他与十九路军有深厚的历史关系，蒋光鼐、蔡廷锴对他很尊重，彼此配合默契，成为从事重大政治活动的武力后盾。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积极联络李济深、冯玉祥以及第三党，酝酿以十九路军为主力，组成抗日反蒋联合阵线，发起反蒋斗争。
陈铭枢曾努力促成蒋介石、汪精卫合作，改组南京政府，但蒋、汪上台后，对内专制独裁，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使陈深感失望，并遭排挤，无法立足。1932年6月5日，他发表通电辞去交通部长职务，随后在神州国光社成员欧阳予倩的陪同下，赴欧洲和苏联考察。欧洲之行使陈铭枢产生效法欧洲人民阵线与蒋介石独裁统治作斗争的设想，从苏联的观感中也加深了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某些道理。陈在巴黎曾与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商谈，认为不应再与红军打仗，并与其他一些人酝酿成立新党的问题。
李济深在蒋、汪联合掌管南京政府之初，曾与冯玉祥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东北军应反攻复土、武装抗日的议案，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蒋介石阳奉阴违，使这项决议无法施行。蒋心怀叵测，委任李为“剿匪副总司令”、“右路军司令”。国难深重，蒋、汪明争暗斗，使李济深对南京政府完全失望。1932年7月29日，李借故潜赴香港，继而活动于两广、香港之间，策划反蒋救国活动。陈铭枢回国后在香港与李济深联络，双方取得共识，于是携手共商大计。接着，他们奔走于香港、两广、福建之间，与第三党、国民党内反蒋民主人士一起，多次进行联络和洽商。
1933年6月初，陈铭枢由港至闽，经与蒋光鼐、蔡廷锴、邓世增等人密商，提出了反蒋三策：上策是闽、粤、桂三省联合反蒋；中策是广东一旦拒绝，则先联合广西，赶走陈济棠，夺取广东为反蒋基地；下策是两广均不愿加入，就在福建联共反蒋抗日。会后，陈、蒋分别赴港与李济深磋商闽、粤、桂三省联合反蒋问题，又往广东与陈济棠联络，但遭拒绝。陈又派尹时中往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也不被采纳。这样，上、中二策均走不通，只好探寻联共反蒋抗日之路。陈铭枢同李济深、谭平山密商后，先后联系朱蕴山、刘伯垂、梅龚彬等，请他们在上海找中共中央洽谈，均未告成功。9月，蔡廷锴决心推行“联共反蒋抗日”方针，决定派陈公培代表越过前线直接与红军军部建立联系。
陈公培(即吴明)携带蔡廷锴用绸子写给红军的联络信，化装为农民，把信和密码本装入衣领内，从延平西南进入苏区。9月22日，陈等一行五人到达红军驻地王台。红军东方军总部军团长彭德怀立即电告中央，遵照周恩来电示，彭德怀同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红军与陈公培等人进行了谈判。彭、袁既肯定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爱国行动，又批评其助蒋“剿共”的错误，重申红军与一切爱国军队“共同抗日的三条件”。陈公培向红军方面说明十九路军决定“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表示与红军停止内战的迫切愿望。随后，彭德怀把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进行谈判^[13]。
十九路军与红军初次谈判成功，双方在延平前线开始休战。蒋、蔡听取了陈公培汇报后，于10月初电告陈铭枢，不久共同决定派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赴瑞金与中央红军会谈合作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与十九路军的谈判，派中央局宣传部长潘健行(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谈判。10月下旬，徐、陈到达瑞金，向中共方面递交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毛泽东同朱德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和陪同人员第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吴明),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赞同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的合作”^[14]。双方通过会谈，于10月26日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抗日作战协定》^[15],亦称《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主要内容有：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四、福建方面赞同其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五、福建方面应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的准备；六、双方派出代表常川互驻；七、双方给予代表发护照通行证，保护安全；八、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九、双方及早另订具体作战协定；十、双方贸易关系，另订商务条约^[16]。上述协定的签订，使十九路军解除了西顾之忧，给“闽变”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