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禅意识对书法理论的渗透

也许是由于书法这种艺术不立文字、不著色相，所以更为禅僧们所喜爱，他们继承了张旭、怀素以来书法表现自我的传统，力求以书道通于禅理，于是在禅宗流行的晚唐五代便出现了不少能书的释徒，他们关于书法的理论虽然往往仅寥寥数语，然也可见禅风影响下的书论面貌。
贯休，俗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七岁出家，一生游历，广事干谒，昭宗天复(901—904)间入蜀，受蜀主王建礼遇，赐号 “禅月大师”。他是当时著名的诗僧，又工画，善草隶，当时南方人将他比作怀素，据元刘有定《衍极注》中说，成中令曾向他请教笔法，他说：“此事当登坛而授，安可草草而言？”可见他对书道极为重视，其《禅月集》中有《观怀素草书歌》一篇，表现了他的论书主张。
禅宗是讲究梵我合一的，在禅僧看来，我心即佛，外在世界的万事万物无非是我心的外化，所以风吹幡动在他们眼中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惟人心动。这种禅宗意识渗入到艺术批评中，便是绝对地提倡“意”的作用，认为一切艺术创作只是自由意志的外化，书法艺术也只是一种自我情感与意志的表现，贯休对怀素草书的赞赏正着眼于此。他以为前代张谓、任华、叶季良等人单纯刻划怀素草书的态美，“未能道着其神力”,什么是怀素的神力？且看下面的描写：
闪电光边霹雳飞，古柏身中龙死，骇人心兮目𥅯,顿人足兮神辟易。……天台古杉一千尺，崖崩崖折何峥嵘，或细微仙衣半折金线垂，或妍媚桃花半红公子醉，我恐山为墨兮磨海水，天与笔兮书大地，乃能略展狂僧意。
他以为怀素的书法只是自展其“意”,他的神力便在一任意志的驱遣，冲破一切束缚，犹如鬼使神差，表现其万象混化，物我同一的自由精神，因而贯休论书也强调不立规矩，不拘笔法，他说怀素： “醉来把笔猛如虎，粉壁素屏不问主，乱挐乱抹无规矩。”又说其书：“固宜须冷笑逸少，争得不心醉伯英。”可见他歌颂狂放不羁而蔑视传统的精神。他诋讥世人徒事钻研笔法，龂龂于规矩： “锥画沙兮印印泥，世人世人争得测。”显然以为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一切言词规律所不能说明的，这正是禅家 “我心即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坛经》)思想的体现。禅家推倒偶象，主张自我彻悟的思想正是贯休论书的基础。
亚栖，洛阳人，他是生活在唐昭宗时代的僧人，《宣和书谱》中说他： “喜作字，得张颠笔意，昭宗光化中对殿庭草书，两赐紫袍，一时为之荣。”他自已有 《对御书后》一绝云： “通禅笔法得玄门，亲入长安谒至尊，莫怪出来多意气，草书曾悦圣明君。”可见其得意与自负之情。明李日华 《六研斋二笔》中云： “亚栖书开元寺壁，笔势浓郁，古帖有之，亦是晚唐奇迹。”他不仅善于书，而且也喜论书，《宣和书谱》载其草书十五种就有《对御草书歌》、《观智永草书歌》、《观怀素草书歌》、《观高闲草书歌》等，今俱不传，所传 《论书》一则曰：
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
这里他强调了书法创作中的推陈出新，通变的观念，本乎《易 ·系辞》“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刘勰 《文心雕龙》中立《通变》一篇，他提出：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揭示了文学创作中继承与创新的辨证关系，强调了因时变化的必要性。唐代释皎然的 《诗式》中立《复古通变体》,以为“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后辈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也意在提倡创新，要求复古而能“通于变”,释亚栖便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而更注重新变。他以为变是书家成功的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书家无一不变，若执法不变，终不免书奴之讥。这种对于创新的重视也反映了禅家不立宗派、呵佛骂祖的精神，是与亚栖禅僧的身份密切相关的。故后来黄庭坚说： “颜太师称张长史虽姿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故能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如京洛间人传摹狂怪，字不入右军父子绳墨者，皆非长史笔迹也。盖草书法坏于亚栖也。”虽指责草法坏于亚栖，然由此也可知亚栖自我作古，蔑视传统之精神。亚栖对前代书家也有一些独到的看法，如 《宣和书谱》上说他论张旭： “世徒知张之颠，而不知实非颠也。观其自谓 ‘吾书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则果颠也耶？”他以为张旭的草书较守法度，颇得中庸之道，算不上颠狂，这说明了晚唐禅僧们为什么都心仪怀素而对张旭时有微辞，如释可朋《观梦龟草书》中说：“兴来乱抹亦成字，只恐张颠颠不如。”
䛒光，俗姓吴，字登封，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号广利大师。《高僧传》说他： “长于草、隶。”又说： “闻陆希声谪宦于豫章，往竭之，授五指拨镫诀，书体遒健，转腕回笔，非常人所知。昭宗诏对御榻前书，赐紫方袍。”《宣和书谱》上说他 “潜心草字，名重一时……当时称美著于篇籍者，不可胜数”。就以 《宣和书谱》中著录的各家书迹中可知，陆扆、李磎、陆希声、杨钜、崔远、张𫗱，薛贻矩、卢汝弼等人都有送䛒光的诗，可知他是晚唐书僧中极富盛名的一位。《佩文斋书画谱》引魏了翁 《鹤山集》载其论书之言曰：
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所传。
这是晚唐禅僧中以禅论书的最典型的代表。心印是禅门常用之语。“心”即佛心，它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真如本心； “印”即印可，指一种认识的方式。以心为印，就称心印。在禅宗看来，要达到真正的觉悟，须发掘出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之佛性，而发掘本心靠的是“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式，所以 《祖庭事苑》中说： “心印者，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心印即是一种自心觉悟的方式，它强调“以心传心”的认识过程，而排斥一切文字、语言的解析，因而它不是可通过口或手能由彼此传递的，而是靠心的感应和顿悟，这便是禅学思想的核心。释䛒光以为书法艺术也是如此，书法家凭借自己的悟性理解书法的玄妙，去发现本性，而不能通过口耳的传授去了解书道。在以前的书论中，特别是在玄风大扇的六朝，人们对于书法的奥妙曾持以不可知的态度，因而肯定了天资禀赋的作用，而在禅学盛兴的晚唐五代，僧徒们以禅悟的观点来论书，则偏重于求取人内在的真如本性，因而他们论书谈 “性”而不讲 “天资”,如据《宣和书谱》卷四上说杨钜曾作《赠䛒光草书序》: “钜之立论，以性之与习自是两途；有字性不可以无学，有字学不可以无性。故其为言曰： ‘习而无性者，其失也俗；性而无习者，其失也狂。’”晚唐的禅僧在“性”与“习”中自然更重视前者，主张通过发现本性而领悟艺术的真谛，这就要求书法家去开掘自己的精神世界，从内心领悟书法之三昧，然后付之于手，传之于笔，就能创作出成功的书法作品，这就是禅宗意识对书法理论渗透下的产物，故䛒光在当时也被视为以禅通书的代表人物， 罗隐说他：“一种苦心师得了，不须回首笑龙钟。”(《送䛒光大师》)司空图说他： “大师草圣气偏高，一掬山泉心便足。”(《䛒光大师草书歌》)陆希声说他：“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䛒光上人》)都指出了他由心悟而通书艺的特点， 对䛒光以禅理通书理解得最深的是当时的诗人吴融。
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唐昭宗龙纪元年(889)进士。召为左补阙，拜中书舍人，天复元年(901)受昭宗命，起草诏书十数篇，简备精当，进户部侍郎。后昭宗被劫去凤翔，融未能相从，客阌乡卒。他文辞富赡，工诗文，也长于书法。《宣和书谱》中说他：“作《草书歌》,痛论古人笔意。至于行书，字画称是，则知其留心于翰墨间复不浅耳，观其书自可以意得也。”
吴融与释贯休、释䛒光等人过往甚密，贯休的《禅月集》即由他作序，集中今存《送广利大师东归》、《赠䛒光上人草书歌》及《赠广利大师歌》三首均为赠䛒光之作，与《宣和书谱》卷十中著录其正书《赠䛒光送别诗》、《赠䛒光草书歌》相合， 可见他与禅学的关系很深， 他另有《览䛒光上人草书怀贺监赋》一篇也是论书之作。他的主张最与䛒光以禅论书的倾向相契合， 他的 《赠广利大师歌》曰：
化人之心固甚难，自化之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之，自化元须有其志。在心为志者何人，今日得之于广利，三十年前识师初，正见把笔学草书。崩云落日千万状，随手变化生虚空。……乃知性是天，习是人。莫轻何边羖𦍠，飞作天上麒麟。但日新，又日新。李太白，非通神。
这简直是一篇呵佛骂祖、即心即佛的禅宗教义，它重在内心的了悟，以为书法的要义在于自化，这种自化不同于对人的教化那样可以循序渐进，有式可程的，而是一次自我本性的发现，吴融称之为“有其志”,实际上就是禅家所谓的“心印”、“了悟”,所以他称䛒光为“在心为志”者。这与儒家所谓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的主张具有不同的内涵，他所谓的“在心为志”是指心即是佛，志与心合，艺与志通，故书法本于心源，正由于书法本于心源，故他重在性，而不重学，对书法的学习和钻研，只是一种发现其天性的手段，一旦悟通，寻常的山羊便能化作麒麟。因而他在创作上主张变化创新，“随手变化生虚空”,书法创作本身是一种无中生有、千变万化的过程，故他要求书法日有新变，因为它是一种发现自我、表现自我的艺术，应各具面貌，甚至想落天外的李太白，也已不再新鲜，故说他未必通神了。
吴融本于以禅论书的立场，认为书法创作宜排除一切尘滓俗秽，追求心灵空明澄净的境界，正如禅宗要求人“顿了本心清净”,达到物我两忘，静观冥想的精神状态一样。他的《览䛒光上人草书怀贺监赋》通过对贺知章作书的想像，表达了这种思想：
贺秘监东归会稽，雾隐霞栖，流镜湖水作沼，凿石篑峰为梯。叹非雌雉，畏其雄鸡。东皋子无乡不醉，漆园吏有物皆齐，孔子悠哉，顾龟印以寻解；翟公何尔，罗雀门而更题。一日豁层轩，幔素壁，攘袂高下，飞文络绎，风雨随生，鱼龙乍掷。……云情自远，鹤态难羁，但将健笔以为适，岂待闲人之见知。邈矣清风，兹焉仰止。今观上人之殊艺，可继伊人之逸轨。当时芸阁，犹于富贵浮云；此日桑门，得不尘埃脱屣。
这是一篇构思奇特的文章， 吴融记下了自己看到䛒光的草书而引起的联想，而对所要赞美的䛒光，只是说他可以上继贺知章的 “逸轨”,贺知章的归隐山阴，离吴融的时代大约已有近两个世纪，然而文章设想他当年恣情山水，心怀恬淡的情景，然后说他有一天开了窗，在粉墙上挂了幔布，随意挥洒，便写成了绝世的艺术珍品。这里他希望告诉人们的是： 书法艺术是一种在心神与外物极度和谐情况下遣兴适意的自然流露。书法家宜排除一切人世间的干扰，心和意适，自由创作，“但将健笔以为适，岂待闲人之见知”。这种要求撇开世情俗态，烦恼怨恨，进入空心澄虑的境界与禅定状态中的沉思冥想物我两忘是一致的。贺知章的草书达到了这种境界，䛒光的书法也继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以为贺监能视富贵如浮云，而䛒光也能弃尘世如脱屣，两者之间是相通的，因而吴融的《赠䛒光上人草书歌》中盛赞其草书，并曰： “稽山贺老昔所传，又闻能者惟张颠。上人致力应不下，其奈飘飘沧海边。”
总之，吴融的书论体现了晚唐时期禅宗思想对文艺批评与审美情趣的渗透，这种渗透到了宋代便进一步体现为士意识与禅意识的融合，我们将在宋代书论的考察中再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