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国大的开幕

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截至当日，国民政府公布代表名单为1580人，已报到代表1420人，到会代表1355人，占应到代表总数2050人的三分之二^[1]。蒋介石在开幕式演说中称，“宪法是全国共循的法典，一方面必须有远大的理想，一方面又必须顾及国家现实的情况，我们的理想就是国父遗留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国家的现实，就是国家社会自抗战以来经过长期间的演变和进步，惟有理想与现实兼顾的宪法，才是适合国情而完善可行的宪法”,其间含义不言自明^[2]。
对于国民党不待各方一致同意坚持召开制宪国大，其他各党派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11月10日和13日，马歇尔在国大召开前夕与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两次会谈，周表示，“政府单独召开国大，政治方面必然产生决裂，而军事方面亦将不无影响”;“如国大将不延缓召开，则是明白表示政府正走向政治决裂之路”。马歇尔对此无话可说，他明白任何调解此时都是多余的了^[3]。11月16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中共坚决反对及不承认一党包办国大的书面声明，并对记者表示：“自国民党召开所谓一党国大后，已经把政协决议破坏无疑，政协以来和谈之门已被最后关闭。”^[4]国共关系实际已经因为国大的召开而破裂。19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他在对一年来的国共谈判总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斗争的双方，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基本方针，对蒋来说，是要用各种迂回方法消灭中共；对中共来说，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民主，将反动阵营压下去。”^[5]
第三方面调解国共的努力终因国共在国大以及其他各个问题上互不相让而无结果。国大开幕之日，第三方面也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国民党对民盟的态度以及民盟的现实处境，终于使民盟决定与中共共始终。11月14日，民盟总部秘书处发表紧急通告，声明民盟留京中委于11日决定：民盟历次宣言维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当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前，暂不参加^[6]。其后民盟公开声明：“民盟拒绝参加十一月十五日举行的国民大会，理由很简单，这次召集的国大违背了政协决议的整个精神，破坏了政协决议的程序，并且这次国大不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制宪会议，这是举世共同承认的事实。”民盟今后的方针是“恢复和谈，停止内战”^[7]。
作为第三方面成员的青年党和民社党则与民盟表示了不同的立场。青年党原就靠拢国民党^[8],在调停失败后，青年党声明：“吾人为促成民主宪政之实施，并与若干社会贤达表示一致之行动，更不愿引起全国日益水深火热之人民发生过度失望之感，始将本党代表名单，毅然提出。”^[9]国大开幕当天，青年党代表向国大报到。社会贤达代表多数也参加了国大。此后，各方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民社党参加与否，如果形象较青年党为中立的民社党不参加国大，对国民党将是一大打击。
民社党内部对是否参加国大意见不一。张东荪、叶笃义等反对参加，张东荪且有言称，“民社党参加国大之日，即弟退出民社党之时”^[10],蒋匀田等主张参加^[11],但最后参加与否，关键在于主席张君劢的态度。张主张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政协会议前后一度与中共和民盟联系较为密切，被民盟中人认为“态度非常之好”,“站得稳，拿得住”。即使此前因为签名信问题而对中共不满，但他仍向民盟内人士表示：“我作人有个格，党有个立场，分裂的国大，我们不会参加的。”^[12]国大开幕前，他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重点对象。
11月1日，张嘉璈接蒋介石电自东北飞南京，据其自记：蒋“此次要我返宁，专为希望我劝君劢家兄采取独立立场，勿受共方影响”,并嘱其“多多与君劢接洽”^[13]。张嘉璈遂奔波于沪宁间，将蒋意传达给张君劢。私下接触外人难以度之，然张君劢的态度自此有了变化当属事实^[14]。11月16日，张君劢决定向国民党提出参加国大条件，20日，张君劢公开致函蒋介石，强调在彻底实行停战命令和政协决议之前提下，“倘宪草能一本政协之决议，而同时政府能迎之于机先，早日自动表示结束党治，一面彻底执行停战命令，一面彻底实现政协决议之精神，则民主社会党同人虽深以各党不克共聚一堂为缺憾，然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此函既发，显见民社党是在为出席国大及避免外界批评寻找借口，蒋介石立即顺水推舟，次日即复函表示“函中指示各点，或为政府所已办，或为政府方在实施，要皆真知灼见，与政府不谋而合。……总之，函中列举诸端，俱为政府所当为，亦即中正个人所愿竭全力以求实现者。……故此国民大会，甚盼贵党人士出席，共同参加制宪工作，俾宪政早日实施，则先生所有政治主张，一切皆可迎刃而解。务希贵党与各党人士及社会贤达，一本抗战初起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精神，与本党通力合作，以促进建国大业之完成，国家前途实利赖之”。经此一番公开对答，双方都找到台阶可下，民社党也就堂而皇之地参加了国大。23日，张君劢发表谈话称：“此次民主社会党与国民党交换之文件，纯粹以国家人民之需要为出发点，承蒋主席之答复，实为施行宪法前之重大表示。本党同人本此精神参加国大，以赞大法之完成。”^[15]至此，民社党向国大提交40名代表名单。
民社党虽已决定参加国大，但张君劢本人仍表示不参加，使需要借助张君劢声望充实国大门面的蒋介石仍不罢休，派出多人劝驾。张既主张民主，对国民党的一党统治自不无反对，何况其对政协宪草出力甚多，出席分裂的国大脸面上有点下不来，因此他只能声明：“至君劢个人，向来好致力于政治思想与学术研究工作，所以自重庆各方讨论提出国大名单时，即一再声明不愿担任任何名义，至于讨论宪草时，无论任何方面，如需要君劢说明或参加意见，无不乐从。”^[16]应该承认，张君劢对国大的态度是矛盾的。据张嘉璈的观察，张君劢在参加国大与否的问题上“有无限痛苦，认为中共问题不解决，即开国大会议，亦无补于国家统一与政治安定。但彼一生迷信立宪政治，总觉有法胜于无法，以致矛盾环绕于胸中”^[17]。而且他长期受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对蒋介石的“民主”承诺总抱着怀疑的态度^[18]。但张君劢不仅对中共也对与中共接近的民盟抱有疑虑^[19],与国民党有着比较密切的人事往来，其弟张嘉璈又是国民党高官，对于国民党的拉拢也不能过于拒绝，加之党内有要求参加以脱离在野地位而从政的呼声，因此他最终决定全党参加，但其本人不参加，以两面都留有余地^[20]。
民社党既已决定参加国大，12月24日，民盟秘书处致函张君劢称：民盟中央常务会第十一次会议议决，民社党参加国大，“与本盟的政治主张显有出入。兹经本盟决议，认为民主社会党已碍难在本盟内继续合作……应予退盟”^[21]。次日，民社党发表声明称：此次参加国大，所以完成宪法，所以期望以宪政代替训政，较之于停滞在专政阶段，自进一步。本党既无武力，又无地盘，对于接近民主之路，岂能舍而不顾？本党自有主义，自有政纲，与夫因牵挂而起纠纷，自不如各自独立之为得计^[22]。中国战后中间党派的代表力量民盟就此再度分裂。国大开幕之日，不仅是国共分裂之时，也是中间力量分裂之时，中国政治经过战后短暂的多元化时期后，再度呈现出两极分离的传统特色。民盟自己也承认，“在内战中的中国人民根本不能超然中立”,“今后只有民主与反民主之分，第三方面这一名词应成过去”^[23]。
国民大会开幕时，决定保留中共和民盟代表名额。但在这样一个所谓决定国家根本大计的会议中，除了中共而外，国民党终于未能拉进最大及最有影响的中间党派民盟，使国大失去了所谓广泛的代表性，被当时的社会舆论评为，“在全体代表的成分中，虽有极少数的小党派及几个无党派的分子参加，然而无论如何，不是圆满而毫无缺憾的”^[24]。国民党本想以国大为其一党统治打上民意与合法的印记，然而就理念而言，一个不能做到所有代表参加的国大，不仅不能为国民党提供广泛的社会整合基础，反而只能加深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分裂，给国民党的反对派提供攻击的口实；就实际而言，第三方面的多数代表未参加国大，对国民党争取民意支持是一大打击；尤为关键的是，一个没有中共参加的国大，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这不是国民党的主观愿望所可决定的。然而国民党迷信于武力可以解决中共问题，执著于维护自己统治的既得利益，坚持召开一个分裂的国大，使得国民党若干年来所谓通过制宪而“还政于民”的政治宣传，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反而成为其无法摆脱的政治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