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段尾声

五四运动结束后，一度作为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逐渐恢复正常秩序。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20日，北大师生三千余人为蔡元培返任开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首先由学生代表致欢迎词说：“当此秋光宜人之际，吾人得会集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情与莫大之感兴。”“五四以来，为国家争外交，为国民争人格，备历诸人间辛苦、亡国先味。有受逮捕而入监狱者，有被罗织而受审问者，有蒙殴击而丧生命者……四月之间殆无日匪困苦悲剧之生活。生等并非以此哀诉于先生、于国人而自馁也……自经历此四月困苦悲剧之生活，对于本身而得有许多之觉悟，对于人世而得有许多之了解。”最后，学生代表以深厚的感情对蔡元培说：“回忆反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校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此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接着，蔡元培致答词说：“四月不见，今日相聚，殊觉愉快。但我想自我出京以后，诸君数月以来，所处境遇日在困苦艰难之中，而我乃卧病乡里，甚为抱歉。吾以为诸君甚恨我，而不愿与我再见，不料叠被催促，勉强北来，今日复得闻此最恳切的谈话，非常惭愧。”^[1]
21日，北京各校教员举行欢迎蔡元培的茶话会，蔡元培在会上致答词说：“我从五月九日出京以后，这几个月之中，学界发生种种艰难困苦的事，都是诸位先生身当其冲，我没有帮着一点忙。今天反受诸位先生的欢迎，真是惭愧得很。”他接着说：“这回学生举动对不对且不论，但因此可以证明，学生很有自动的精神。我们应该维持他们这种很好的自动精神，我们更应该自勉。”^[2]尽管蔡元培因学生之举也遭到当局的指责和打击，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学生们的行动，但他仍旧保持着他那可贵的开明的教育指导思想，爱惜保护学生的积极主动精神。
五四爱国运动虽然告一段落，但是，爱国救亡的火种在中国青年中一经燃起，就再也不会熄灭，中国青年运动一经发生，就再也不会中断。不久，青年运动又转向了对鲁案和闽案的抗议声援活动。此后，在中国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青年运动始终是一支十分活跃的政治力量，并且始终保持着爱国救亡的基本精神。
五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次全民族的觉醒。巴黎和会惊醒了许多上层政治家，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被彻底摒弃，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梁启超在赴欧之前，对巴黎和会抱有极大的希望，曾预言人类将进入一个互助进化的新纪元。随着中国外交的失败，他在英国写了一篇《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的文章，他说：“当知国际间有强权无公理之原则，虽今日尚依然适用，所谓正义人道不过强权者之一种口头禅，弱国而欲托庇于正义人道之下，万无是处。……当此吁天不应，呼地不闻之际，苍茫四顾，一军皆墨，忽然憬觉环境之种种幻想，一无足依赖，所可依赖者，惟我自身耳。”^[3]这个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帝国主义是世界救世主的幻想。
康有为曾把国际联盟的成立认作世界大同的到来，并为能亲眼见到这一天而“欢喜距跃”。但到1919年7月，他致函日本友人犬养木堂，请其将他归还山东的要求转达日本政府，同时对战后的国际关系做了重新认识。他说：“诸国未平等，国际同盟惟强者马首是瞻，必不能即见大同之盛。”^[4]尽管他仍旧保留着不少的糊涂观念，尽管他仍旧瞩望着世界大同的到来，但他毕竟意识到，世界大同“不能即见”。
国民党人一方面仍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主要是对威尔逊还有幻想，另一方面也对巴黎和会表示愤慨。《星期评论》于7月6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德国停战那一天，凡是世界上参与战事和中立各国，没有不庆祝公理战胜的。”“大会(指巴黎和会)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就是强国的会议。所以这欧洲的讲和会议，所标榜的‘自由’‘正义’‘人道’‘民族自决’,都是虚伪的宣示，那些强国政治家的根本观念，仍旧不外‘强权即正义’。这样看来，靠‘国际联盟’来改造世界，竟【只】能做一种空想。”^[5]
以上言论表明，巴黎和会之后，各界人士都在程度不等地反省，尽管他们不可能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样彻底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但能够否定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这也是一定意义上的觉醒。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于6月7日提出辞职后，便准备离华。8月18日，芮恩施接到电报，威尔逊批准其辞职。随着芮恩施即将离任，北京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一系列的饯行宴会和欢送会。9月6日，国民外交协会等六团体为芮恩施饯行，芮恩施作了长篇讲话，后由胡适译成中文发表。他说：“今年中国发生了一种国民舆论的大警觉，即以这事本身而论，已是一大进步。”“这一次有许多少年学生很出力做事，帮助舆论的发展。他们的爱国心使人对于中国前途很可乐观。”“这一次中国民意的大觉悟，总括看来，可以使我们断定中国将来的重要国事必须要先得国民的意见，必须要合于国民的需要。……一个政府若没有国民的公意与帮助作一个基础，决不能做一个强有力的政府。”^[6]这篇讲话，再次体现出芮恩施这位资产阶级外交官的比较开明的政治见解。
行前，芮恩施还特地约请北京学联代表前往谈话。9月9日，张国焘、傅斯年等五人应约来到美国使馆，芮恩施对他们谈道：“此番学生运动发生后，我实敬佩，中国当此时会，自必有此类之提醒作用。”张国焘代表学联向芮恩施递交了一份《北京学生联合会送别美使书》,表达了对芮恩施的惜别之情，其中说：“敝国现当内忧外患交乘纷逼之秋，将欲藉重于先生之明教者，视前尤为恳切。则先生此次离华归国，实令吾人懊丧之情靡有止际。”^[7]
最后，徐世昌于9月8日设午宴为芮恩施饯行，徐说：“中国人都希望您做他们的朋友和指导者，我希望您的行动和影响会延续好几十年。”^[8]上述种种临别赠言表明，芮恩施所坚持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美国对华政策，由于直接针对着当时中国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芮恩施也给中国各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9月13日，芮恩施接受北京政府的聘请，担任政府顾问，并签订了顾问合同，随即到总统府向徐世昌辞行，二人做了长时间交谈。当晚，芮恩施乘火车离京返国，后于1923年去世。
陆徵祥自1918年12月出使欧洲，历时一年。1919年12月11日，陆偕夫人由马赛登轮归国，王正廷、魏宸组等同行。然后王正廷返回广东，陆、魏等人于1920年1月22日抵达上海。当轮船驶入吴淞口后，数千群众沿岸举着标语欢迎，上书“欢迎不签字代表”等等。船靠黄浦码头后，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等，代表各团体登轮拜访了陆徵祥。当晚，陆乘火车北上返京。24日晚，陆徵祥回到北京，前往迎接的有美、法、比等国外交官员，日本使馆没有派人前去。各群众团体万余人聚集车站表示欢迎，手执“欢迎不签字之陆专使”等标语，并高呼“尊重民意”、“公开外交”等等口号。人民群众将陆徵祥视为拒约的英雄，但是他却有自知之明，一言不发，匆忙离去。
鉴于国内外严峻的形势，特别是拒约后国际局势难以预料，2月13日，陆徵祥提出辞职呈文，声称：“病难骤痊，恳准开缺。”陆徵祥使欧一年，几乎也辞职一年，这回总算如愿。这位民国以来曾十度出任外交总长，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其中一次为国务卿)的外交元老，自此基本脱离仕途。1927年，陆徵祥进入比利时布鲁日本笃会圣安德修道院，1949年1月15日病逝于布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