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

自列强侵入中国后，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即开始逐渐解体，商品化进程逐渐加速。这一方面表现在农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在农家经营的商品化。民国年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而且由于中国工业在欧战前后的较快发展，带来了对农产品原料的更大需求，促使这一商品化进程的发展势头更为迅速，但外国列强的优越政治经济地位，使中国农村商品化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受着世界市场的支配。
据调查，20年代全国主要农产品的平均商品率已达到一半左右，其中华北、西北偏低，华东、华南沿海则偏高^[1]。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江浙部分地区，农家生活资料一半以上购自市场，农产品的四分之三通过市场出售^[2]。由此可见，农村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欧战前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的发展与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经济作物的发展。
棉花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欧战前后，受国内棉纺织业发展及国外需求增加的影响，棉花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植棉之地，年有扩张”,棉田面积迅速扩大，产棉区域几乎遍及全国，以至“从前素不产棉之地，亦以产棉闻矣”^[3]。其中直隶、江苏、湖北、山东等为产棉大省，美棉种植发展也很快，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直隶五省的美棉产量，已占1921年全国棉花总产量的11%^[4]。为了鼓励棉花生产，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了《植棉奖励条例》,设立棉业试验场与棉业督办。棉花生产除自用外，还可出口一部分。1918年—1922年，棉花平均年产800万担，最高的1918年，产量达到1096万担，其中出口132万担，价值3811万关两，成为主要出口物品之一^[5]。
大豆生产异军突起，发展十分迅速。20年代中期，大豆年产超过1200万吨，比十年前增长两倍以上，中国因而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6]。1924年，大豆、豆油、豆饼出口合计价值13,671万关两，比1916年增长164%,占出口总值的17.7%,在国际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并已取代生丝，成为中国第一位的出口物品^[7]。大豆及其制成品生产的发展，使其主产地东北成为中国唯一的外贸出超地区，1920年—1927年，东北外贸出超高达54,600万关两，大连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二大外贸港口^[8]。东北大豆播种面积已占农田面积的30%左右，商品率高达80%,成为中国商品化比率最高的农作物。
花生从19世纪末开始种植，民国年间发展较快，产品大多供出口。20年代花生平均年产850万担，1924年花生及其制品出口价值3024万关两，已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之一^[9]。烟草生产的发展与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的活动有直接关系。英美烟草公司为推广美烟，1915年开始在山东、安徽、河南等地试种美烟，因产量高，公司又采取优惠条件诱使农民种植，发展颇快，不久即占领了烟草市场。1915年美烟收购仅49万磅，1924年达到5780万磅，十年增加了117倍^[10]。
与上述新兴经济作物生产迅猛发展的势头相比，一些传统经济作物的生产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反而呈现衰落之势。茶叶本为中国传统出口产品，19世纪末起，受后起的印度、锡兰(今译斯里兰卡)茶的竞争，茶叶产量及出口量均趋于下降，民国年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1920年茶叶出口30万担，价值885万关两，只有1916年的五分之一左右。茶叶在中国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最高峰时的50%跌落到2%左右，已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11]。生丝及其制品长期居于中国出口物品价值的首位，民国以来，由于日本生丝生产的迅速发展(产量已超出中国一倍以上),以及人造丝的兴起，中国的生丝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年产量徘徊在1万吨上下，出口值虽有提高，但发展速度显然不及上述几种新兴经济作物。1924年，生丝及其制品(包括绸缎)出口价值12,921万关两，已从向来的第一位退居于大豆及其制品之后，在世界生丝及其制品市场上的占有比率也在不断下降^[12]。
经济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一些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形成，这也有利于技术的发展与产量的增加。如棉花生产集中在长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苏、湖北、河北三省，江苏南通地区的棉花产量占到全国总产的七分之一。大豆种植基本上在东三省，山东一省占了花生产量的五分之四，烟草生产主要在山东、安徽、河南，茶在安徽、江西、浙江，蚕桑在浙江、广东、江苏。
粮食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有增长，大致达到了20%左右，但受经济作物发展的影响，粮食播种面积在下降，即便是“昔多稻作”的苏南常熟地区，也“已大都改植棉作”^[13]。1920年代中期，粮食作物产值大约仍占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全国稻麦杂粮的总产量约为二十五亿余担^[14]。但中国人口众多，1920年代已超过四亿人，人均耕地只有三亩多些，加上城市化的发展和经济作物产区的扩大，使得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要，正常年景也需进口部分粮食，以补国内生产之不足。遇有天灾人祸，“粮荒”更频频发生。如上海的米价，欧战前只不过5元一石，1921年上涨了两倍还多。大米已成为中国第一位的进口物品，1923年进口数量2244万担，价值9822万关两。如再加上小麦和面粉的进口，数量高达3087万担，价值13457万关两^[15]。此后，大米、小麦、面粉、杂粮等粮食及其制品的进口，每年总数都在数千万担以上，成为影响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问题。
民国年间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质上仍受列强操纵的国际市场支配，既未解决国内民众的温饱问题，也未满足近代工业发展对于原材料的需要。相反，广大的中国农村仍是列强控制下的商品市场与原料基地。列强通过种种手段推销剩余产品，获取廉价原料。欧战前后发展迅速的几种经济作物，大豆和花生五分之四以上供出口，棉花的相当一部分也是供出口和外国在华企业所用。英美烟草公司直接插手烟草生产，更是列强操纵国内农业生产的典型例证。中国农业商品化生产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使其极易受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旋起旋落。茶生产的兴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广大农民的命运实际操纵在国际资本财团手中。
由于“剪刀差”的存在，中国出口物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低于同期进口物品价格的上涨。出口物品的购买力指数，20年代平均比十年前下降了十个百分点左右^[16],列强因此以相同的代价，获取了更多的产品。与此同时，国内工业发展所需原料得不到保证，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即使是国内生产较多的棉花、小麦等也不例外。国产棉花本可大体满足国内棉纺业的需要，但每年出口在百万担以上，其中绝大多数运往日本，加上在华日资纱厂用棉，“几占全额的二分之一而弱”^[17]。华商纱厂联合会曾于1922年底上书北京政府，说明国产棉花外运“源源不绝，原料乃愈见缺乏”,“循至棉花求过于供，其价日昂”,要求政府禁止棉花出口^[18]。1923年初，北京政府决定，自3月1日起禁止棉花出口，但立即遭驻京公使团“抗议”,随后又被迫宣布放弃禁令。华商纱厂联合会数次要求恢复禁令，终不见下文。国内棉纺业不得不大量使用进口棉花，从1921年起，棉花进口每年都超过百万担，1925年达到181万担，价值6997万关两^[19],位居中国进口物品的前三名。这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列强摆布的例证之一。号称以农立国的中国，国内工业所需农产原料，除“榨油之大豆，国内差堪自给外，余则几无一能完全脱离舶来品而独立者”^[20]。事实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就是如此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