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府的初期活动

湖北军政府建立于戎马倥偬中，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围绕这一任务，它进行了下列活动：
(一)发表文电
12日晨，革命党人即用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宣告武昌光复。同时致电上海，催促居正、黄兴、宋教仁到鄂，并请转电孙中山，要他从速回国，主持大计。陆续发出的文电有：
《布告全国电》。宣布革命目标，呼吁全国人民奋起响应：“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1]
《宣布满清罪状檄》。指责清政府“使汉人永远降为满清之奴隶”,“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等罪状八条^[2]。
《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劝告清军中的汉族将士反正：“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国民军之将士，一为满洲政府之将士……虽立于反对地位，然情谊尚在，心事又未尝不合也。”^[3]
《檄各督抚电》。劝告各省督抚反正：“幸贵大臣勿拘君臣小节，而贻万世殷忧。”^[4]
《免税公告》。宣布豁免湖北境内一切“恶税”: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豁免；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5]。
《谕湖北各府州县政务及自治公所电》。宣布全鄂地方一律改为共和政体，要求各地清吏一律呈缴伪印，听候支配录用；不愿者缴印后听其自由；“人地相宜，民间倚重者”经自治公所推荐，可以留任^[6]。
《通告城、镇、乡自治职员电》。要求各城、镇、乡自治团体速筹自保之计：“赶办团练，守卫乡里，贫者效力，富者输财，既使游手无事之民，有谋食用武之地，而富足之家，得因以保全。”^[7]
《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要求各地巡警坚守职事：“深恐饥寒无告之民，乘间窃发，施其抢劫之手段，而本军政府军事旁午之际，势难兼谋并顾，所有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维持地方之安宁秩序，皆惟我同胞巡警是赖。”^[8]
湖北军政府发表的文电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上述文电大体完整地宣示了军政府的对内政策：满清政府是全国的公敌；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共和政体；它准备减轻人民所承担的苛重赋税，但是，决不允许“饥寒无告之民”侵扰“富足之家”的利益，也就是要确保一切有产者的财产。
在军政府用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的同时，汤化龙也以湖北谘议局议长暨全体同人的名义致电各省谘议局，指责清政府“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电文表现了对清政府设置皇族内阁的强烈愤懑：“兵财大权，存亡所系，而竟摒弃汉人，悉授亲贵。”它宣称：“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电文要求各省谘议局人士：“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9]清政府已经扶不起来了，希冀经过“不血刃”的和平转变取得政权，这是立宪派心理和立场的表现。
当时，各省尚在清吏控制之下，军政府所发电文不能流传公布。胡瑞霖建议，采用反宣传法，假托瑞澂名义发电，夸张武汉革命军势力，借以摇撼各省人心。汤化龙和革命党人李作栋等赞同胡的建议。汤并提出，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处有密码本。于是即由汤起草电文，托人冒充瑞澂委托，请俄领事馆发出。这封电报后来讹传为汤化龙勾结柯逢时等通敌的电报，加深了革命党人对立宪派的猜忌^[10]。
(二)对外交涉
汉口设有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和瑞典、比利时等十一国领事馆。军政府一成立，就在《刑赏令》中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等条。12日，军政府又照会各国领事，声称“对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照会宣布：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各国既得权利和在华外人财产，一体保护。但照会声明：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如有接济清政府战事用品者，一概没收^[11]。照会发出后，军政府又派人分访各国领事，要求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17日，驻汉英、俄、法、德、日各国领事照会军政府，声称“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同时声称：不准携带军械的武装人员进入租界，不得在租界内储藏各式军械及炸药等物；勿论任何方面，如将炮火损害租界，当赔偿一亿一千万两^[12]。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帝国主义十分震动。武汉的江面上，帝国土义的军舰一时竟增加到二十艘(英八艘，德五艘，美三艘，日二艘，俄、奥各一艘),瑞澂所坐的兵舰就躲在英国炮船的后面。他曾请求英舰阻止革命军过江。11日，英公使朱尔典应允，“请英水师统帅竭力相助”^[13]。13日，他又电示驻汉总领事葛福，除“不得已之事外”,“一概不准与革党首领公文往来”^[14]。但是，为了使即将爆发的战争不致波及租界，影响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利益，他们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革命党人对此十分重视，炫为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军政府曾以黎元洪的名义发表文告说：“由此以观，足见外国人之爱独立、爱自由，而亦爱人之能独立、能自由也。”^[15]但事实上，进攻武汉的清军里有外籍教官，帝国主义者的轮船公司也仍在为清军运送军火、给养。他们自己也承认，“所谓中立，只是千方百计掩护清军。”^[16]在递送“中立”照会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湖北军政府。11月8日，朱尔典说：“至其自谓各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17]
湖北军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对同盟会既定方针的运用。明确地保护在华外人的生命和财产，宣布愿与各国建立睦谊关系，这是正确的。为了不给帝国主义的干涉造成口实，禁止轻率地触动租界和教堂也是必要的。国际舆论因此很快就消除了出现又一次义和团事件的担心。东京报纸盛赞革命军“深合文明举动”^[18],巴黎报纸认为革命军“明智异常”^[19]。比起义和团的笼统的排外主义来，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确实文明、也高明得多。但是，它并非不得已地宣布赔款和外债等照旧承担，这就和劳动群众那种坚决的反帝精神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劳动群众的反帝精神也应该给以恰当的领导。
(三)清除奸细
当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13日夜间，有一个大汉提着灯笼给都督府卫队司令官方定国送来一张纸条，方定国阅后慌忙将信撕碎，丢在口中咽了。李翊东发现可疑，赶紧过来责问：“送来的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把它咽掉？你敢通敌！”方定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李翊东喝令将来人拿下审讯，发现他竟是为张彪传递消息的旗兵，当场就被判处死。当李翊东喝令拿问方定国时，方手持快枪，身佩军刀，使卫兵不敢上前。李翊东冲上去一把抓住方的衣领，夺过他的枪刀。在革命党人的凛然正气面前，方定国瑟缩不敢动。经过严厉审讯，方供出混入都督府的有蔡登高、张振标等奸细多人。当即把蔡、张抓住，同方定国一起判罪处决，清除了隐患。
(四)扩军备战
经过10月10日的战斗，部分战士牺牲，部分逃亡，湖北军政府所能掌握的士兵仅存三千余人，远不足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13日，军政府决定募兵，暂编部队四协，马队一标，炮队二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积极响应号召，在海关、租界为帝国主义分子服务的苦力、更夫、仆役们也纷纷辞工从军。汉口外侨报纸说：“应募而来的新兵从四乡涌进。募兵的军曹太热心了，他们不了解租界的特殊地位，竟然跑到租界里来。”^[20]又说：“武昌显得比以前更活跃，下层人民比前更满足了。募集的新兵成百地在操练着，这样的军队有两万多人。”^[21]16日，蔡济民、熊秉坤等商量，决定成立第五协，同时成立两个敢死大队。结果，五协兵员，几天工夫就满额了。军政府不得不出示停招。
为了加紧生产武器、军火，汉口军政分府命李亚东转令兵工厂迅速召回工人，开工生产。宋锡全以军政府第一镇分部统领的名义出示，鼓励工人积极生产，革新创造：“倘能于旧式之中，改良翻新，造成便捷利器者，本部定从优奖赏。”^[22]在阳夏战争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工，为保卫革命政权和支援各地起义作出了贡献。
(五)策反清军
张彪逃到汉口刘家庙后，仍拥有一部分兵力，构成对武汉的直接威胁。13日，军政府以黎元洪的名义写信给张彪，劝他反正，遭到拒绝。同日，军政府又派人运动辎重营清军，也未成功。其后，黎元洪两次写信给他的老师清海军提督萨镇冰。20日信中，黎真实地叙述了自己被逼任都督的经过：“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他以起义以来的进展说明：“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国民与运尽之满清抵抗”,事机大有可为。他力劝萨镇冰归顺革命军^[23]。这封信反映了形势发展对黎元洪的影响。
(六)安定社会秩序
起义后不久，军政府就组织演说队，派人沿街演说，安定人心。同时，颁布了严格的纪律。继《刑赏令》之后，16日又颁布军令八条，规定“军队中上自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擅入民家，苛索钱财及私行纵火者斩”^[24]。整个起义期间，湖北革命军始终纪律严明。后来有人回忆道：“军队寄寓民家，绝不妄取一物。如有所借贷，必按时交还。升米斤油之类，请其勿用交还，亦必坚决偿还。至于买卖，则公平交易，不见强买勒卖的行为。”^[25]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军政府除成立临时警察筹备处外，又支持武昌商会会长吕逵先等组织保安社。在汉口，则赞助商会组织商团，发给枪支，作为巡逻、保卫之用。
武汉地区的良好秩序使帝国主义分子惊讶，他们不得不承认：“武昌到处人满，商店都开门，生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26]“我们也没有想到，革命军在这里统治着，秩序竟然很好！”^[27]
(七)稳定金融，保护工商业
起义前，武汉市面通用湖北官钱局所发制钱票、银元票和交通、通商等银行发行的钞票，起义后，纸币信誉下跌，人们纷纷挤兑银元和铜钱，引起银根紧迫，市面恐慌。为此，军政府特别发出照会，声明纸币照常通行，要求各界停止挤兑。照会保证：“合当详定办法，竭力帮助金融机关。”^[28]事后，军政府接受武昌商会要求，设立商界兑换处，又拨解铜元十万，交汉口商务总会，接济市面^[29]。
革命党人特别注意保护商业。13日，林翼支在汉口就出示宣布，以“保商”为“第一宗旨”^[30]。汉阳知府李翊东也宣称：“首以保卫治安，恤商爱民为务。凡我良善同胞，殷实商贾，无不极力保护。”^[31]12月，湖北军政府特别颁布了保护矿山的命令：“凡银、铜、铁、煤、硝磺各矿场所在地点，皆责成该管知事严加封禁，妥为保护。”^[32]1912年春，专门成立实业部，以同盟会员李四光为部长。
由于革命党人的正确政策，湖北军政府得到了汉口和武昌商会以及汉阳商团的积极支持。汉口各团联合会正干事、回族商人马中骥并参加了军政府，任交通部部长。阳夏战争中，汉口商人购办军需，供给粮饷，出力不少。
(八)招纳人才
为了延揽各方面的人才，接待投效人员，军政府于12日晚成立招纳处。13日下令：“无论文武员弁，有一技之长，即送府委用。”^[33]至15日，投效人员即达四百余人。同日改名为集贤馆。总计起义期间，集贤馆共接待各方志士约万余人。其中，有五千人分送各机关办事或资遣回省运动革命。有六千余人在馆外听用。留馆备用人员则经常保持五六百人之数^[34]。第一集贤馆容纳不下，又陆续开辟了第二、第三集贤馆。
(九)创办《中华民国公报》
起义后不久，共进会会员牟鸿勋即倡议创办一种报纸，定名为《中华民国公报》,10月16日发刊，由张樾任主笔。出版简章称：“即以军政府之宗旨为宗旨，大要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它是湖北军政府的机关报，也是军政府的主要宣传工具，以发表军政府的文件、公告为主，也发表部分新闻、评论和文艺作品。11月5日，曾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孙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大汉同胞，群策群力，复仇报国。但是，从全面看来，它对同盟会和孙中山宣传不多。后来更发展为孙武一派的派报。
在汉口，革命党人胡石庵办有《大汉报》,出版第一日即销行三万余份，曾得到军政府奖励。
(十)改革司法制度
10月30日，军政府司法部发表文告，谴责清政府司法机关灭绝人道、冤屈良善等种种罪恶，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以来在司法制度上所作的假改革。文告宣布设立江夏临时审判所和临时上诉审判所，受理民事和刑事案件。随后，公布了有关条例。《江夏临时审判所暂行条例》第一条称：“本所为图司法独立，特提前办理，以为各属之先导。”第四条称：“本所民事、刑事两庭均用合议制组织。”第十三条称：除特别事件外，“诉讼之辩证及判断之宣告均公开法庭行之”^[35]。条例的有关规定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特色。
(十一)制订《鄂州约法》
宋教仁随黄兴到鄂后，即埋头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11月9日，由军政府公布，共七章六十条。《总纲》规定：鄂州政府由都督、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法司等部分构成。《人民》章规定：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讯、信教、居住迁徙、营业、保有财产、身体、家宅等自由，有诉讼于法司、陈请于议会、陈诉于行政官署、任官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都督》章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议会》章规定：议员由人民中选举产生，议会可以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要求答辩或弹劾，可以受理人民的陈请，送交政务委员。这部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承认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把资产阶级地方共和政权的设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对促进人民在政治上的觉醒有巨大意义。它是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湖北军政府在革命大风暴中诞生，是开天辟地的新事物。它的出现，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过去被视为无上尊严的君主专制制度崩溃了，人人讲平等的思想成为一种不可阻拦的潮流。革命党人李亚东当了汉阳知府，每逢出衙都要乘坐四人抬的绿呢大轿。有人劝告他说：“你是革命党出身，还摆这臭架子，不怕同志们耻笑吗？”他不以为然，说：“有威可畏，才好管教百姓。”他乘轿到都督府，被卫兵喝令下轿：“官僚派！满清怪物！打！”李亚东又惊又愧，不敢作声，从此再也不敢坐轿了。而且，全武昌城也没有人坐轿了。这种平等思想还反映在薪饷上。有人提议要给军政府的官员定薪俸，革命党人极力反对。结果议决职官薪给自都督以下，每人支津贴二十元。兵士的月饷则有所增加，兵士十元，副目十一元，正目十二元，后来才逐渐改为等差较大的薪饷制。
湖北军政府的活动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严重不足和失败的方面。它注重社会秩序的安定，但是，却没有把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放在第一位。当时，各地城、镇、乡自治公所一类的组织大都把持在上层士绅手里，军政府要求他们赶办团练、巡警，赋予他们推荐官吏，保护“富足之家”等权利，这就捆住了群众的手脚，维护了旧社会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不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造成一个大的社会变动，便不能摧毁封建制度的根基，这场革命只能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