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教师的好段摘抄和作文素材

校长柏希文，是个不信教的英国人，讲一口极清楚的中国话。上课的时候，白发幡然，掩映在灯光下面，配着他那红润的容颜，越发显得慈祥温和。他讲书的口吻，极有风趣。他讲到圣经上说上帝造人，是用泥土捏成，吹口气就活了，便尽量加以讥笑。接着庄重地说，上帝才是人造成的。

(艾芜： 《我的青年时代》)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女老师蔡芸芝先生。
……现在回想起来，她那时大约有十七八岁。在嘴角边有榆树钱大小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柔和而美丽的人。
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眼光觉察到，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
……
在假日里，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家里和女朋友的家里。在她的女朋友的园子里，她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蜂蜜。
她爱诗，并且爱用唱歌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她教我们的诗：
圆天盖着大海，
黑水托着孤舟，
远看不见山，
天那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
那水上只有海鸥……

(魏巍： 《我的老师》)

张老师实在太平凡了。他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发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 从这对厚嘴唇里进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条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

(刘心武： 《班主任》)

徐老师快满四十岁了，长年的辛勤教学劳动，给她眼角留下了浅浅的鱼尾印迹；不过，她那丰厚油亮的短发，那双虽是单眼皮然而秀气明亮的眼睛，以及高而长的鼻梁下那张经常有力地抿住的嘴，乃至于微微有点上翘的下巴，都仍然显示着青春的活力与饱满的斗志。

(刘心武： 《没有讲完的课》)

说来也怪，这样一位没有笑容的老师，他讲的课却很受我们的欢迎。打个比方，他的课初听似乎滋味不浓，听久了，便会觉得像噙上了话梅，越琢磨越有后味。大家最欢迎他的作文讲评课——废话很少，态度冷静，但听完能让你觉得有具体收获，好比递给你一杯水，杯子并不华美，而那水却美如甘露一般。

(刘心武： 《笑容》)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样讲法，从哪儿讲开头，讲到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 “上一回我们讲到……” 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 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 对自己的本领，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脑筋得快，眼睛得尖，一忽儿也不能不看着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件事： 又要瞧乐谱，又要摇指挥棒，又要注意唱歌的人，还要时而向鼓手那边，时而向吹环形喇叭的乐师那边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在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脸，彼此全不相像，三百只眼睛直直地瞧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服这个多头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分钟当中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给我降服住了。我的另一个敌人却是在我自己的身子里面。那就是千变万化的程式、现象、法则，以及由它们生发出来的许多我的和别人的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捡出顶要紧、顶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绝的话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说出来，而要排成一定的、为了正确地组成我要描绘的那个画面而必不可少的次序。还有，我极力使措词文雅，使定义扼要而准确，使话语尽量简洁优美。我得随时管住自己，记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很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说家才成； 要是在你身上演说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再不然，如果倒过来，那就糟了。

(〔俄〕契诃夫： 《没意思的故事》)

我讨厌他那种讲课方式——他把一切东西的生气全抽掉了——他把最有趣的材料变成一种干燥的记录，一种清单，一种商品目录。让一个生着计算机那样心的人来教文学，我认为最可耻。

(〔苏〕 特里佛诺夫： 《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