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

题解
《典论》是曹丕为魏太子时精心结撰的一部论著。《论文》是保存下来最完整的一篇。文中指出文体本同末异，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反对“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并对当时作家作了简要而中肯的评论，阐明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提出“文以气为主”的理论。其开创了我国文学批评的先河，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专篇论文的开始。
原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译文
文人互相瞧不起，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傅毅与班固相比，如兄弟之间，相差无几，但班固看不起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毅因为能写文章，做了兰台令史，但文笔冗散拖沓。”人容易发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兼善各种文体，所以各拿自己的长处去轻视别人的短处。民间有句谚语说：“家里有把破笤帚，自己觉得值千金。”这就是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弊病。
当今的文人，如鲁国的孔融，广陵的陈琳，山阳的王粲，北海的徐干，陈留的阮瑀，汝南的应玚，乐平的刘桢，这七个人，无所不学，在写作方面，善于创新，在文坛上，各个如跨骏马，驰骋千里，并驾齐驱。因此，要他们互相服气也确实很难啊！我审察自己的才能，衡量别人的才能，故能免于“文人相轻”的毛病，而写下这篇讨论文学问题的文章。

王粲对辞赋擅长，徐干辞赋则往往有齐地那种语气舒缓的毛病，但仍然是王粲的对手。如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就是张衡、蔡邕的辞赋也超不过它。然而王、徐对其它文体就达不到辞赋那样水平。陈琳、阮瑀写的奏章、公告，是当代最出色的。应玚文章的风格和谐而不雄壮。刘桢文章的风格雄壮而不细密。孔融的才气很高，有超过一般人的地方，但不善于议论，析理不能胜过文辞，以至于夹杂一些冷讽热嘲的语言。但是他的佳作，又可与扬雄、班固的同类文章相匹敌。
一般人厚古薄今，崇尚虚名，不重实际，又犯有无自知之明的毛病，认为自己的文章最好。
各种文体，有其共同点，也有其不同点。奏议这类文体应该典雅，书论这类文体要有条理，铭诔这类文体崇尚真实，诗赋这类文体需要华美。这四种文章体裁不同，一般人只能擅长某一方面，唯有博通才能兼善。
文章以气质个性为主，而气质有刚健清新与柔弱重浊之分，它不能靠外力强行获得。譬如演奏音乐，虽然曲度一样，节奏相同，但由于运气不同，天性有巧有拙，即使亲如父兄，也无法传授给子弟。
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不朽的盛大事业。寿命再长也有终了的时候，享乐荣华止一生而已。长寿、荣华二者到一定期限必然终止，不如文章流传得久远。所以古代从事写作的人，把全身心都投入文墨之中，把自己的观点著录于文章和书籍里，不借史官的文辞，不靠腾达的权势，而声名自然流传于后世。因此，西伯被囚而演《易》,周公显达而制《礼》,他们不因困厄而放弃著述，也不因安乐而转移写作念头。这样古人就看轻尺长美玉，珍重寸长光阴，害怕时间白白流逝。但一般人大多不努力，贫贱的被饥寒所吓倒，富贵的为享乐所陶醉。于是只顾眼前的小事，而放弃著述这千载的功业。时间一天天流逝，身体一天天衰老，以至忽然死去，这才是有志之士的最大悲痛。
孔融等人已经死去，只有徐干著述的《中论》成一家之言。
赏读
本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开魏晋六朝文学批评之先河，富有一种威严浩大的帝王之气。
其批评价值主要在于：一、从文以致用的立场出发，把文章的社会功能提高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空前地位。在他看来，文章进有利于治国安邦，退可以立身传世。而在此之前，文学地位相当低下，一直是作为哲学、史学、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可以说，曹丕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将文学与治国大业与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连结在一起的批评家，充分体现了建安时代人的觉醒带来的“文学的自觉”,是中国文学精神的一部宣言书。二、曹丕首创“文气”之说，他以“气”论文，而他说的“气”,就是指作家的气质、才能、个性、禀赋，这就把文学创作与作家本人紧紧联系起来。另外，作者还针对“文人相轻”的习气，提出了正确的批评态度，即“审己以度人”尊重别人的学术成果。
由于作者本人有文学修养，又重视文学实践，因此这篇文论具有极大的典范性和权威性，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